重庆市长称1年280万人转户 未出现社会矛盾
作者：张淳
此前，重庆将“缩差共富”纳入“十二五”规划，如今，这一规划进展如何？11月3日和4日，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连续两天专访市长黄奇帆谈“共富”，日报今日刊登访谈内容。
画外音：在过去的两三年中，重庆的经济发展或者是民生的政策上面都有着非常独到的地方，今天重庆市长黄奇帆先生来到节目中现场说法，探讨重庆“共富”的道路。
其实“共富”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不应该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能够避免平均主义，又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
阮次山(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是阮次山，熟悉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可能都会感觉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场景跟过去不一样，我们今天把演播室放到了重庆，为什么呢？因为重庆在经济发展，或者是民生的政策上面，跟国内各个大城市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它有独特之处，而且有创新之处。重庆有很多地方值得外面参考，值得其他国内、国外的城市参考，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来到我们现场，说说到底重庆过去两三年时间，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欢迎黄市长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我想大家最近讨论最多的就是重庆所谓的“共富”这个概念，那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很精要的探讨一下，您心目中的“共富”概念是什么？
黄奇帆：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一个社会不应该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能够避免平均主义，又避免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共同富裕的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
最近几年在熙来书记倡导下，重庆市委、市政府围绕着共同富裕这件事，围绕着民生这件事，的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我们在去年6月，市委全会专门研究了改善民生的十大措施，总的花3400多亿，我们叫做民生十条，3000多字，3000多亿。这个民生十条，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经有1700亿的措施到位了，还有1700亿我们想到明年年底就能把它解决好，这个是从十个环节上促进、缩小差距，促进民生改善的措施。
今年7月份市委又召开了一次全会，提出走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做了一个决定，从12个环节推动共同富裕。这12个环节的内容如果分一下的话，有7个方面的条款是和城乡差距缩小有关的，有5个方面的条款是和收入分配有关的，所以，这12条形成了我们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的措施。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理论，就是我们讲的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理论系数。0.2以下的基尼系数表示绝对平均主义；0.5以上的基尼系数，说明这个社会是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干柴烈火，一碰就可能擦枪走火引发社会震荡；0.2到0.3是平均有余，效率不足；0.4到0.5是效率有余，平均不足；所以人类理想的境界，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应该基尼系数在0.3到0.4之间。我们重庆市委市政府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让2010年重庆市0.438的基尼系数，能够在2015年达到0.35，就是很健康的，比较理想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富裕的阶段。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我们的“共富十二条”，涉及到11000多亿的投资，其中5000多亿来自于社会，5000多亿来自于政府的财政，这个投资的去向，有5000多亿投向农村，有5000多亿投向城市，在这样一个投入过程中，我们希望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
怎么样让中国的农民能够钱生钱，能够资本生钱，能够资产生钱，这是中国农民收入改善的核心问题。所以重庆的“共富十二条”，有7条涉及城乡差距缩小，涉及三农问题，而这7条里面，有4条都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黄奇帆：在我们的“共富十二条”中，有7条措施是专门解决城乡差距，为三农，就是农民、农业、农村改善生活水平做的努力。这7条措施里面，涉及农民工转变户籍的问题，农村住房改善的问题，也有让农村的基础设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改善的问题，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中的各个环节上的内容，也包括农村、农民，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空巢老人，或者是留守儿童这些问题。
另外农村还有一些贫困山村、贫困县、贫困农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这个纲领措施如果把它归纳一下的话，实际上就是三大方面，第一，政府要出钱提供公共服务，为农村广大地区做好三件事，就是全面覆盖的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低保。第二，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全覆盖，涉及教育、卫生、医疗和文化事业等公共服务的事务。第三，基础设施城乡一体化，包括道路、环保、自来水、电力、通信等等，如果政府出力把这三大公共服务搞好，这只是做了农村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政府要处理的，就是把农村的、农民的劳动收入水平能够提高。在重庆，原来的一千几百万农民主要是在3400万亩耕地上工作，但是我们重庆是大山区，80%的地方都是山林，有六千多万亩林地，林业几乎没有为农民增加劳动收入。3400万亩耕地一年的农业销售值是650亿，但是6400万亩林地，目前全部的收入在两年前只有30多亿，所以我们觉得这6000多万亩林地应该增加更多收入，所以我们搞了个两翼农户万元增收，由于把土地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林下的经济搞起来，唤醒沉睡的大山，让大山的土地能为农民增加收入，当然农民也要增加劳动投入。
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去年农民户均增加了三千多块，今年农民户均又将增加三千几百块，那么我们明年再增加三千几百块，三年使每个农民家庭增加一万块以上收入，这是一个农业方面的投入、产出。
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足以支撑重庆农民致富的核心环节，核心环节是要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中国农民、农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没有财产性收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们国家去年农民人均收入五千多元，一部分是农民的劳动收入，一部分是政府对农民关爱转移支付的收入。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只占农民整体收入的3%，也就是5000多元里只有150元左右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阮次山：换句话说他们缺乏现金、钞票？
黄奇帆：对，缺乏资本，缺乏资本生钱、利息生钱、钱生钱的能耐。而我们城里人是可以把钱变成房产，房产升值，就变成资本生钱，钱生钱。
所以怎么样让中国的农民能够钱生钱，能够资本生钱，能够资产生钱，这是中国农民收入改善的核心问题。所以重庆的“共富十二条”，有7条涉及城乡差距缩小，涉及三农问题，7条里面又有4条都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比如有一条，2010年我们整个重庆，农民个人跟银行借钱没有超过40亿，我们希望重庆的农民，到2015年能够跟银行融资，借款达到1000亿元以上。如果农民有1000亿元的融资，他投入到生产以后，至少能产生1000亿的产值。农民如果没有钱投入农业，没有融资投入，光靠劳动力生产，其实它也只有1000亿，包括600多亿农业，几十亿的林业，还有几百亿的畜牧业，渔业收入。
所以如果有1000亿的融资投入以后，就变成了2000亿的营业额，农民就会大大增加收入。那么如何解决这件事呢？就要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难的问题一般大家认为是大银行不愿意为三农服务，需要增加许多小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这个从工作操作方便角度讲，是有道理的。但本质上，中国的农村、农民借不到银行的钱，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一个管理方法的问题，而是农民的质押物问题。农民的三块地，承包地、林地和宅基地，都是集体所有制的，既然是集体所有，农民就不能自己支配，不能拿去融资、质押，这个时候农民是没有资产，是真正的无产者。无产者没有质押物，光凭信用，要去借一万亿、几万亿的钱是不可能的，哪怕有许多小金融机构，它能做一些服务，但也不可能真正的转动起来。
所以讲到底，要解决农民财产的基本权利，我们重庆就为农民，首先做了三个确权，就是他的宅基地，他的林地，以及他的承包地，丈量范围，都把它确权。
我们在过去几年大面积地进行了确权，这是一个。第二个，确权了以后，它有集体所有权的概念，又有农民使用权的概念，农民的使用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在物权法里，使用权也是财产权，所以我们进一步量化了一下，就是说所有权占多大比例，使用权占多大比例，只有这么量化了以后，农民才有权利当家作主，把自己的宅基地抵押。算多少钱？我们有一个地票交易所，形成了地票制度。
如果有一亩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以后，它的地票能卖20万的话，那么我们定了15%是集体所有，85%归农民，这样我们就把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资产价值量化进行了分离，分离了以后，农民就可以拿他85%的部分，由他自己当家作主进行质押，这样金融融通就可以帮助他转动起来。
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一个政府的农民融资质押的担保公司，市政府拿了30亿，搞了一个30亿资本金的担保公司，能担保300亿，那么这个担保公司为农民担保了以后，100个农民分别进行了融资，如果95个是正常还贷，5个农民经营失败导致坏账，我们有个约定，就是银行在这里面承担三分之一，重庆政府的担保公司帮助赔三分之一，农民当然自己质押了，本来他应该全部赔款，现在只要赔三分之一。
总体上说，增加财产性收入是重庆的农民增加收入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搞好国有经济的分配，也是一个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
阮次山：“共富”方案，黄市长您刚才也讲到，有关农民的抵押性担保的问题，那么还有其他的财产分配问题呢？
黄奇帆：总体上说，增加财产性收入是重庆的农民增加收入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就是怎么样搞好国有经济的分配，也是一个社会共同富裕的核心环节。
阮次山：这是不是以前有人谈到的“分蛋糕”的概念？
黄奇帆：对，是这样，这个分配，里面有四个关键内容，一个是GDP的一次分配，给老百姓的一次分配占的比例，一般合理的是在50%到60%，我们国家目前是40%左右，每年GDP总量当中40%是老百姓的，有20%到30%是政府的税收和收入，然后还有那么百分之三四十是企业的利润加折旧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把这个分配做好。重庆政府明确提出，2010年43%的分配比例到2015年我们应该提升到50%左右。重庆到2015年GDP可能是在18000亿，50%的话，就是9000亿。我们去年8000亿的GDP，43%的分配实际上是3400亿，这个预示着今后五年，重庆老百姓工农群众一次分配的数量，要从2010年的3400亿增加5600亿，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调整，这是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就是政府制定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这种政策法规，不合理的要调整，这个涉及到一次分配的概念，两次分配，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包括遗产税或者我们讲的物业税、房产税都属于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包括慈善事业，以及政府的许多转移支付，那么这些方面有很多要调整的措施。
第三个环节还涉及国有企业。一个社会的国有企业，它的财富是全民的，那么它的收入不是给国有企业的经理唱卡拉OK，亏了让财政补窟窿，盈利了就变成他们内循环，这个不行。我们重庆政府规定，国有企业的利润每年要上交30%，我们过去五年已经让国有企业每年至少交15%到20%，在全国是交得最多的，我们国有企业一年要交两百亿左右。
这个利润交了后成为财政公共预算，就可以用来保民生。重庆政府这几年有一个比例高于全国，就是我们每年预算内的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全国一般30%左右，我们为什么能到50%呢？是因为我们国有企业交了利润，用于我们重庆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资。如果没有国有企业两百亿的投入，可能政府就必须拿预算内的财政去投入，这个投入了以后，因为是一个硬支出，公共服务、扶贫帮困、民生的投入就会减少。
我们因为有国有企业补充了一块，我们叫做预算内的财政是吃饭财政，然后预算外的资金是建设财政，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叫第三财政，补了我们这一块，所以我们认为国有企业一方面内部不要搞得差别太大，另外一方面合理的交利润，成为公共预算的一部分，那也是造成社会公平的很重要一块。
第四块就是防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所有老百姓的工资缩水，储蓄缩水，所以政府一方面要治通胀，一方面当通胀发生的时候，要发通胀补贴、物价补贴，补贴到食品中，补贴到工资中去，那么这些措施大体上是能够从分配体系角度搞好整个社会平衡的，是能够缩小差距的一个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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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政府因为算得很清楚，这一年下来280万人转户，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我们都没出现这些问题
阮次山：换句话说，刚才市长所讲的，解释了外面很多人谈的问题，说重庆搞所有的改革，钱从哪儿来。你现在是已经有钱呢，还是已经筹措了这个钱？
黄奇帆：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其实钱都在GDP里循环而来的，因为GDP可以循环出税收，GDP可以循环出利润，GDP也循环出老百姓收入。
首先，这其实是一个运用方式，经营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搞户籍制度改革，我们事实上一年的时间，已经转了280万人。到今年年底，一年半左右时间，我们预计将转300万。大体上一个人转户以后，整体上的社会配置，是要十几万的，300多万人，差不多就是3000多亿，4000亿，这是我们实实在在计算过的一个成本。
但是如果这3000多亿4000亿都要财政拿钱，那政府就可能头皮发麻不敢做了。我们也具体分析了，1000多亿是企业拿，因为当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以后，企业对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方面的成本会有所增加，这个1000多亿就是企业拿。
第二，农民工进了城以后，他在城里面的公共设施，学校、医院，各种各样的城市道路建设，这个1000多亿该政府拿。
第三个就是农民工在农村里面退出宅基地，需要有个资金去接盘，这个接盘比如说土地交易所，房产商接了盘，要出一笔钱。而农民工在城里面要租房子、买房子，自己也会掏点钱，社会投入也有1000多亿。所以实际上所谓3000多亿4000亿，是三个方面来承担。
还有一个概念，从时间、空间上讲呢，就是这3000多亿4000亿是需要15到20年来投入的，它不是一年要你出3000多亿。比如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15年以上形成一个基金。所以这笔钱如果一分为三，又分成15到20年，这件事就不是麻烦的事，你只要算清了账，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会很从容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对转户这件事，重庆政府因为算得很清楚，这一年下来280万人转户，没出现财政困难，也没出现社会矛盾，或者该付的钱不付，承诺的事情结果到了要兑付的时候，兑付不了，我们都没出现这些问题。
阮次山：非常谢谢黄市长给我们做的深入解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可能还要继续麻烦黄市长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再探讨另外一部分重庆有关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的问题。
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抓开放，开放不仅能带来资本，还能带来技术、市场，带来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带来全球意识
阮次山：在昨日的节目里，我们邀请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给我们谈了重庆有关共同富裕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重庆有一样事情没有为大家重视到，其实是忽视了，这就是在西部开发的时候，重庆在开发过程中，它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往外走，对外的开放。这一点，对内陆的很多城市来讲，都忽略了，只注意到沿海的开放。我们请黄市长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搞内部的建设，您是从什么样的观念，认为重庆应该往外走，要开放的？
黄奇帆：中国的西部开发往往被大家理解为一个内需的开发，是一个内部的开发开放，跟国际之间的关系往往被疏忽掉。但是我们感觉西部相比沿海的落后，最根本的是在开放问题上的落后，所以，即使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我们也要抓开放，即使在沿海地区已经开放过了，掉头转向内陆发展的时候，西部地区应该既抓开发，同时也抓开放。开放不仅能带来资本，还能带来技术、市场，带来跨国公司的企业管理，带来全球意识。所以最近几年，重庆在开放高地建设上的确有一定的进步。
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刚发生，世界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熙来书记主持了一次市委全会，就提出了重庆要把开放高地建设作为抓发展的核心环节，通过开放，让全球的资源要素为重庆所配置，使重庆加快发展。这次全会很成功，从那以后，这三年多时间，我们在开放上的确有五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就是引进外资。我们在07年的时候，才10亿美元一年的外资到位数，那时候全国1000多亿，我们是很少的一点，1%还不到，但是我们08年就到了27亿，09年到了40亿美元，去年到了63亿美元，今年至今又增长了70%，现在增长率是全国第一。今年预计能达到100亿美元，在中西部名列前茅，在全国来说，我们也是七八个能够超过百亿美元外资的一个省市，这是一个成果。
第二就是现在中国外汇储备很多，那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实际上引进外资不在于外汇，而在于它带来技术、带来管理，带来全球的市场配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当今时代，金融危机导致外国的资本缩水，土地也缩水，各种地下资源也缩水，而我们的外汇储备有3万多亿，这么多外汇储备应该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走出去多投资一点。我们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措施，就是在去年海外投资50亿美元，今年我们又进一步继续投资50多亿美元，预计明年还会有五六十亿美元。重庆市委、市政府做了个决定，“十二五”期间，重庆海外投资的量力争达到300亿美元以上。
现在的投资方向，大体上是一个面向中国市场需求的海外投资。比如说中国市场上缺少铁矿石、铝矾土、铜矿，中国急需的一些资源，与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性采购，还不如直接开矿山，这是一种。第二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几千万吨大豆，也包括玉米、饲料，我们投资非洲、美洲一些农业来种植大豆或者玉米，种植出来的产品运回中国，成本要比贸易市场、期货市场直接采购要便宜1/4左右，这也是国家的核心利益。第三是污染比较严重的资源深加工工业，我们不一定要把原材料拿到中国来搞资源加工，可以在海外把原材料直接做成资源。比如木材，不一定要运到中国来，就在海外把木材变成纸浆，变成纸，运回中国，所以这也是一类。第四类是装备技术产业，国内需要的装备和技术，通过投资，企业集团把它收购了，然后再把这些技术运用到国内来。我们大体上通过这四种方式，形成了去年50亿美元，今年又达5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在中国各个省市海外投资平台里，我们是一马当先的。
阮次山：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我看了《纽约时报》的报道，看了这个报道才知道原来这是重庆市的杰作，报道说中国在外的投资，在巴西投资农业土地的开发，让各国吓一跳，他们以为中国去海外只是开矿，没想到还在做农地的投资，原来就是你们的杰作！
黄奇帆：这的确是。我们是按照巴西、阿根廷的法律进行农业的投资，包括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大豆榨成豆油、豆粕。所有的这些投资，巴西的法律都是允许的，而且巴西各个州的政府以及他们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是在搞农业的深加工，使他们的农业产生附加值，使他们本来荒芜的土地产生农业产品的出口，所以对巴西当地的GDP是有很大帮助的，对他们的就业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除了利用外资和走出去投资这两方面，我们第三方面就是贸易进出口。西部比较闭塞，几乎没有口岸，一般进出口贸易总量也很小。几年前，整个国家2万多亿美元进出口的时候，我们一年进出口才几十亿美元，不值一提。但是最近几年，重庆已经连续几年50%的增长，今年至今涨了百分之一百多，增长率也是全国第一，我们预计今年进出口贸易量会到300亿美元，明年会到四百几十亿美元，2015年我们会到1000多亿美元。这个概念代表了中国西部大开发中，中国西部的各种产品资源和全球之间的交换，既有国外进来的，也有重庆出去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重庆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中，把重庆的口岸提升了。内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口岸，所有的货物进出口要运到上海、广东、沿海，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西部的货总是运到东部再出口。我们想了一下，一定要解决两件事：一个是铁路口岸，一个是航空口岸。重庆在中国的内陆，海运口岸不可能，我们就要把铁路和空运解决好。重庆在国家民航总局的支持下，前几年把一条跑道的机场改成了两条跑道，而且是能进747货机的跑道，使得我们航空货运增长率已经连续几年全国增长第一。我们相信到2015年的时候，重庆的跑道还会从第二条到第三条，以后往第四条发展。民航总局准备再投资250亿，建50万平方米航站楼，加两条跑道，这样使重庆的内陆机场是一个复合型的，既是航空旅客的枢纽机场，也是航空货运的枢纽机场，能够达到一年6000多万人次，一年250万吨航空货运量以上。这样，这个地区就变成一个空中的口岸。
有了这三个台阶以后，使得重庆变成了中国内陆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成为欧洲货物通过铁路到中国来，首先到重庆这个集散中心，我们恢复或者发展了中国到欧洲的新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也是我们开放高地的一个重要表现
阮次山：重庆在走出去概念下，有很多绝活，我们继续请黄市长给我们分析。刚才您讲的口岸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你们计划当中也有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的问题，这方面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
黄奇帆：我们认识到，内陆开放高地必须是口岸高地，重庆在内陆的中心点上，没有靠海，怎么变口岸呢？我们一个是考虑了航空的口岸，刚才已经说了。第二个就是考虑了铁路的口岸。
铁路口岸关键就是我们研究了从重庆到新疆到欧洲的这条铁路。几十年来，这条铁路始终是通的，但是它一直没有利用起来，因为我们这条铁路涉及到五个国家的海关，五个国家的铁路部门，运行指令都是不统一的，这样运输时间、效率以及各方面都是不畅通的。
重庆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口岸高地，口岸的铁路枢纽，最近两年，我们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做了三件事：第一，我们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包括我们中国，几个国家的海关联手一起签订了一个关于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便捷通关的协议，简单地说就是“一卡通”，重庆海关检过了，其他沿途国家就一路放行，不重复商检，否则效率很低。第二，我们让中国铁路、俄罗斯铁路、哈萨克斯坦铁路、白俄罗斯铁路、德国铁路，各个国家的铁路公司一起制定了“五定班列”线路，以重庆为起点，以欧洲为终点，就是定起运港、终点港、定路径、定运行时间、定运行费用和货物运输内容，这么“五定班列”定了以后，相当于货运体系中的最高等级，一路开过去，其他的慢车就要停下来等它过去。有了这个运行时刻表以后，重庆就变成口岸了。因为“五定班列”的概念是固定起点和终点，重庆既然是中国内陆的起点，其他城市要运到欧洲的货，就要到重庆这个班列上来组合，同时在这个地方报关，报关以后，火车一出去，五个国家不再商检，在这个意义上就形成了海关便捷通关的规则。一个铁路“五定班列”的规则，让重庆成了中国内陆的枢纽口岸。同时我们又组建了一个五国六方的集装箱运行公司，就是渝新欧“五定班列”的集装箱运输公司，这个公司由德国铁路、俄铁、哈铁、中国铁路和白俄罗斯铁路，加上重庆的交通运输公司，五个国家六个方面，形成了一个股份制公司，由这个公司统揽“五定班列”的货运物流。
有了这三个台阶以后，使得重庆变成了中国内陆通向欧洲的桥头堡，成为欧洲货物通过铁路到中国来，首先到重庆这个集散中心，我们恢复或者发展了中国到欧洲的新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也是我们开放高地的一个重要表现。
我们这个加工贸易的模式，不管是解决进项物流、出项物流和保税物流“三个流”的模式，还是微笑曲线“三个端”都留在中国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都是比较好的
黄奇帆：第五就是重庆最近几年做了一件比较令人高兴的事，也就是加工贸易怎么往西部梯度转移。其实21世纪以来的十年，我们内陆、沿海，理论界和经济界都在研究沿海加工贸易怎么梯度转移到内陆。
过去20年，我们形成了1.5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都在沿海，之所以不能到内陆，就是因为内陆到沿海有2000公里距离。我们沿海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从海外运到中国沿海，加工了产品再销到世界，这个过程沿海有它的有利条件。如果把原材料、零部件从沿海运到内陆，有2000多公里的运输，又费时间又费钱，这件事就做不成。所以，如果两头在外模式不变，内陆搞加工贸易是不可能的，转移也只会转移到越南，转移到东南亚，中国内陆是无法转的。
我们想这件事怎么解决，想出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让笔记本电脑，各种电子产品，如果要搞加工贸易，就把这个产品的80%零部件实现重庆本地造，它的物流成本就归零或者几乎归零，这样就解决了进项物流问题。如果上亿台电脑生产出来以后，又有一个出项物流问题。笔记本电脑的50%在欧洲销售，50%在北美销售，我们有通欧洲的渝新欧专线，又有空运的专线，这样就把这个产品的出项物流解决了。另外我们有中央特批的内陆保税区，解决了保税物流。因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是免关税的，应该保税，20年来全国内陆没有保税区，这次中央政府特批重庆搞了两个保税区。
我们大体上解决了加工贸易必须解决的进项物流问题、出项物流问题和保税物流问题，重庆在模式上创造了三个物流的良好解决方案，使得重庆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引进了惠普、宏碁、华硕、思科等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品牌商，下单在重庆生产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通信设备、服务器、路由器等产品，同时我们又引进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等六家代工商，他们去年制造了全球92%的电脑，现在他们云集重庆一起在做。另一方面这六家代工商所需要的零部件，现在已经有300多个零部件企业在重庆落户生产，到明年底预计会达到500个零部件厂，这样就形成了80%零部件本地造的集群。最终来说，我们现在形成的规模是1亿台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是世界笔记本电脑市场的1/3，然后再加上打印机、台式电脑、平板电脑和3G手机等等，我们总的今后会形成2亿台件规模，也就是中国甚至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电子产业基地。
这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最愉快的收获。原来说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其实除了销售在外，还有零部件制造在外，另外还有一个销售结算在外的问题。在笔记本电脑加工贸易中，品牌商从代工企业拿到了产品以后，在全球销售，这个销售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得到的是外汇，然后它支付给代工企业，支付给零部件厂商，支付给各种物流企业，也是外汇，是外汇对外汇结算的一个离岸结算。我们过去沿海地区1.5万亿的加工贸易，在中国沿海结算的就只有比例很小的劳动力，它真正的全球销售结算1万多亿美元都不在中国，有5000多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还有2000亿在爱尔兰，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韩国和台北。对我们来说，最辛苦的活儿是我们在干，但税都在外边，所以怎么把销售结算的这一块，服务贸易的这一块能够引回来，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和美国惠普，和台湾宏碁，和有关各种公司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取得了他们支持，所以重庆的加工贸易现在很愉快的就是把上千亿美元加工贸易的海外结算搬到了重庆，这样我们就是结算在重庆，制造在重庆，零部件生产也在重庆，我们是三头在内，一头销售在外。这就使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销售结算、零部件制造和总装，全流程都留在重庆了。所以我们这个加工贸易的模式，不管是解决进项物流、出项物流和保税物流“三个流”的模式，还是微笑曲线“三个端”都留在中国的模式，我觉得都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都是比较好的。
阮次山：这个结算是以人民币计价还是用美金计价？
黄奇帆：不用人民币，就是美元，美元对美元。这是个离岸金融结算，这个里边又涉及到中国的外汇管理。在我们中国，外汇管理方面以前有一个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自然人和法人不得从事离岸金融结算。这个制度不修改，就使得我们无法做离岸金融。所以我们重庆政府和外管局有关方面商量，建议把这个制度修改了。国家相关制度改革一小步，地方经济贸易发展一大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再者，这个加工贸易的离岸金融结算，并没有外汇和人民币发生兑付，我们国家过去人民币和外汇如果有实物贸易发生结算的话，每一单业务，海关和外管局要求填十几张报表，很复杂。如果你为5000万吨铁矿石进口填十几张报表，你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每天有几十单业务过来，加工贸易的单子，一般一天就是几十单来了，三天以后产品都要运出去了，如果很复杂地办手续，那也不行。所以我们现在的结算方式，是和香港、新加坡完全一模一样的，这样就使得我们中国的外汇管理结算的制度，满足了跨国公司的结算交易需求。
阮次山：谢谢黄市长过去两天对重庆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很多“绝活”做了详细的分析，很多企业家看了以后可能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到重庆来发展企业，可能会是一个“罪过”。
(记者 何清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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