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议题

中央提速文化体制改革

中国文化的家底是：一万多家报刊，近一万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

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文化体制改革，以中国的文化复兴为目标，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闭幕。

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对这一决定作了说明。

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是：此次全会按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这个新要求是：“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已经得到最高决策层的确认。

根据决定，中国将“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扩大文化消费。”此外，还将“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魏鹏举分析指出，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来，中央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

这也是继1996年中共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文化的地位上升到国家领导人集体研讨的核心课题，说明我们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国家养文化 路越走越窄

11年前，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当时，我国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

在这次图书博览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拿到《哈利·波特》的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

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四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中国文化的家底是：一万多家报刊，近一万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

进入新世纪，“WTO”三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

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反差巨大，国内却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和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并存的状况。

曾任中国歌舞团主要演员的李玉兰对此印象深刻。

1984年，李玉兰进入中国歌舞团，任主要演员。事业单位的属性，决定了并不是内部每个环节都能以追求艺术的最高境界为运行逻辑，当时，文化新产品本身就少，艺术创新显得凋零。她“强烈感觉吃不饱”。

1992年，李玉兰自费前往日本留学。

三年后，李玉兰告别了日本古典舞大师花柳千代回国。花柳千代评价说：这是唯一一个能跳纯正日本古典舞蹈的中国舞蹈家。

在日本的大量演出，让李玉兰浸透了市场化运作的意识。她将在日本学习的精细和团队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邀请了著名导演张继刚等人，历时两个月打造出一台全新的独舞晚会。

1995年，保利剧院，李玉兰独舞晚会中的《解放》亮相。

灯光，打在一双血淋淋的脚上，它的颤抖，诉说着精神和肉体的扭曲，而后，舞者开始挣扎，反复翻滚扭翻，及至最后，缠足放了脚，裹脚布变成一块灿烂的红绸，舞蹈在自由慷慨的红绸舞中结束。

当时的李玉兰携旅日归国锐气，将一个舞者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遗憾的是，独舞晚会如烟花般璀璨，却无法延续辉煌。准备一场晚会的时间一般以年计算。而文化体制改革尚未启动，体制外的演艺界公司化运营仍待发展。

“打造品牌，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团队进行运作，那时，恰恰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团队。而当时的事业体制，更难以做到这一点。”《解放》解除了李玉兰对民族舞蹈的焦虑，但并没有冲破体制的束缚。此后，李玉兰主要从事行政工作。

2010年9月4日，张继刚将《解放》改编后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此前，《解放》已在各地演出100场。

“文化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如果还是国家养文化，行政搞文化，资金投在仿古文化和硬件文化，事业单位吃门票文化———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难以有文化创造性和国际竞争力。”陈少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