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聚焦重建社会信任：健全法治是基本保障

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但中国的社会信任却未能得到同步发展。诸如街头有老人摔倒，鲜有人愿意上前扶一把的现象频频发生，不免让人感慨：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但是，尽管我们痛心疾首地呼喊“民无信不立”，也不可能像孔夫子极而言之的那样，“去食”而立，“去市场经济”而立。民以食为天，“去食”何以立？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吃够了藐视市场、不要市场的苦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特就特在能更好地发展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重建信任，我们别无选择。

信任日渐式微，是近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伴生物。许多不道德、不诚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市场经济的不规范、不发达相关的。俗话说，“原汤化原食”，重建信任，要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中努力。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没有信任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与发达的信任、信用密不可分。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加以合理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市场经济毕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其道德的进步性在于：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形成的主体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促进人的个性、能力的自由和多方面的发展，从而归根到底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解放和推动作用。正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所有权”的前提下，才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维度，即，尊重、诚信、守时、互利、效率等相关内容，这应该、也可以成为我们找回信任、重建信任的“内生”基础。

“市场经济”≠“市场社会”

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自发的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当然也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调节。但信任出问题，往往在于“看得见的手”不受制衡。从政治学的原理看，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不受制衡的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从经济运行的现实看，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放大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绝对不受制衡的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会导致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传统社会，以吏为师。但如果“吏”变成了“经济人”，且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与约束，何堪为师？各级政府部门及有关组织必须主动作为，一方面接受公众的监督，遵循必要的法规，约束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适应当前渠道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多元的新情况，建立并完善鼓励诚信、有利于重构社会信任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体制蕴含诚信的伦理道德，最终成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这包括，对所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企业一视同仁。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但应当有明确的边界。政府参与市场行为，需要有严格的法律限定，政府不能“越位”，不能随意决策，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必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

从个体来看，市场竞争中着眼于长远利益的人，才能真正赚钱；所以市场经济里的每个人——“老百姓”也要注重自己的名声。仅就利弊核算来讲，如果人们背信的风险成本很小而收益很高，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背信；如果人们背信风险成本很高而收益不大，越来越多的人会倾向于守信。社会要快捷地重建信任，就要以制度促进人们追求长期利益而不是短期利益。

面对利润这个“聚宝盆”，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市场这个逐利场，要坚守伦理底线，明晰道德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社会”。经济追求无止境，社会道德有底线。背信则名不达，名不达则利难至。要让守信重义者“名利双收”，背信弃义者身败名裂。

重建信任：弥补市场缺陷

既要通过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把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把蛋糕分好。普遍平等产生普遍信任。信任不会在一个等级社会中生根。贫富过度悬殊，富人警惕穷人，穷人不会信任富人。只有当人们相互视为平等的成员时，他们才易于相处，易于相信陌生人，易于形成共同的价值，易于彼此结合凝聚力量。世界上贫富差距大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度低、而小团体信任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小的国家都是普遍信任发达、而小团体信任趋于平淡的国家。

前些天，李光耀在新加坡圣淘沙圆桌论坛上，在回答 “您认为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时表示，“我想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其实，邓小平早就说得很明白：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政策想办法。现在既然信任问题已反复出现、普遍出现，就必须加大政策力度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追求普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