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最富者到底是谁

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王恬   本报驻英国特约记者   纪双城  卢昊

“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这个国家却被那1%的人所控制。”在从华尔街蔓延到欧美很多国家的“占领”活动中，“1%对99%宣战”成了一大看点。美国人以往似难与“仇富”一词挂钩，他们一向仰慕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这样靠才能和辛劳“致富”的卓越人士，但金融危机3年多来，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受够了只占“1%”的金融巨头、石油大亨、公司高管以及靠“旋转门”游走于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特权阶层。自称“99%”的美国民众正试图夺回被控制在“1%”权贵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话语权。这场“占领”活动，把美国最富有和最贪婪者与中产和“草根”之间存在的鸿沟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更让人们看到，贵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正深陷“国家困境”。面对越来越宽的阶层鸿沟和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美国政府又能有何作为？看法迥异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只顾打口水仗，而拿不出灵丹妙药的话，最后只能增加本国民众对国家政经体制缺陷的失望情绪。

99%对1%的宣战

从9月中旬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活动已蔓延到美国近百个城市，也在英国等欧洲国家得到呼应。有人说，这是一场没有领导人、没有集中诉求、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松散运动，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最为不满，相应的口号最多，如“反对大公司贪婪，反对腐败”、“抗议美国政客只关心公司利益”、“谴责金融巨头用金钱收买政治”、“重新夺回对美国政经决策的影响力”、“对富人征税”等。抗议者都愿意这样表白：“我们是美国99%的民众，但国家却被那1%的人所控制。”西雅图的示威者在网站上留言说：“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与腐败。”在华盛顿，“占领华盛顿”活动的发言人格雷格·福伊西强调：“我们来参加抗议活动，是因为美国的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正在控制着我们的政府，让政府听命于它们，而不是为广大民众服务。”

参加“占领华尔街”活动的抗议者还举着“我们是99%”的标语来到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在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迪蒙、石油大亨大卫·科赫等多名亿万富豪的寓所前示威。按照美国“福布斯”网站列举美国最富有石油大亨的财富清单，排在前两位的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兄弟分别有175亿美元和140亿美元的资产，他们与其他石油大亨的年龄基本都在60岁以上。

“抗议者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正表达失去机会的一代人的心声。”《纽约时报》9日的社论似乎也想强调年轻人的失落感。社论说，经济衰退还在继续打击中产阶级，而富人却缓过劲来。人们通过抗议活动传达出一个信息：收入不平等正在折磨中产阶级，并扩大了贫困人群，美国社会可能出现一个“由有能力和意愿工作，却没有工作的人构成的下层阶级”。

“占领华尔街”活动其实源于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Adbusters》的一次选题策划。该杂志总编卡利·拉森强调，美国1%的富人享受着巨额分红、税收减免，而其余99%的人承受失业、丧失房产等巨大压力，灰暗的未来令他们站出来抗议。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的收入约占总收入的20%多，是80多年来的最高点，这个数字在上世纪70年代末是10%。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掌握的算法则是，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每年拿走总收入的近25%，其财富则占到总财富的40%，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有数据显示，进入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门槛是年收入超过38万美元。民主党战略分析师玛丽亚·卡多娜说，当前美国企业主管的薪水比1980年高5倍，而普通美国工人的平均薪水则与1980年相当；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是1100万美元，而普通职员平均只有4万美元。

美国人口已超过3亿大关，按照1%计算，大约300万人。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贫困率达到15.1%，贫困人口有4620万人，为52年来最高。另据统计，当前美国失业率为9.1%，失业人口为1400万。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金融危机与银行改革专题研究”访问学者、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博士赵永升最近两年一直在对欧美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有些国家也将收入最高的5%的人口作为这个地域最富有的人群，而将收入最低的5%的人口作为最贫困的人群。“占领华尔街”活动涉及的1%和99%的问题，与其说是实数，还不如说是虚数，但它说明了现在美国社会在“后危机时代”贫富悬殊之大。

而除了贫富悬殊外，1%在美国还有特殊的内涵。斯蒂格利茨明言，财富带来权力，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按照他的说法，所有的美国参议员以及大多数众议员在当选时即已属于最富有的1%，之后依靠来自这1%阶层的金钱保住职位；他们清楚如果服务好了这1%，离开国会后就会为这1%所奖赏。此外，主要的行政机构里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决策者也基本来自这1%。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去年离开国会的120名议员中，现有39人在从事游说业；328名奥巴马政府官员通过“旋转门”进入了公司高层；过去十年间共有5400多名国会工作人员加入游说组织。斯蒂格利茨今年5月曾写道：“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有最好的房屋、最好的教育、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生活方式，但有一样看来是金钱买不到的：即明白他们的命运与其他99%的人生活得如何紧密相联。在历史上，这是最富有的1%最终都得明白的事情。只是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