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文章：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2011年10月1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幅户外显示屏上，水墨动画形象的中国先哲孔子，与熙来攘往的人群融为一体。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汇。

这个特殊的场景，正可看成孔子背后五千年中华文化在新世纪所处的方位。在世界的横轴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确立自身的坐标。在历史的纵轴上，一种伟大的文化历经盛衰荣辱的磨难，在复兴之路上正扬帆起航。

一切象征总有现实逻辑，蕴藏着历史的本质。在孔子走向世界这部崭新乐章里，大背景是新中国60多年社会变革的思想激荡、30多年改革开放的精神求索，主旋律是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化振兴的激昂变奏。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伴随着经济的崛起，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挺进；才能更清晰地把握，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所造就的文化发展新局面；才能更深刻地体认，一个政党如何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条文化重塑与振兴的“中国道路”。

(二)任何一种文化选择，都离不开时代土壤。

进入新世纪，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令世界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发展奇迹，尽管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长足进步，但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当经济领域的中石化、中移动向世界五百强挺进时，我们的文化企业却拿不出一个名扬世界的品牌代表；当美国利用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拍成电影成功占领中国市场时，中国的创意产业几乎为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

这是一个悬殊的对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占全球影片数量的10%，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挑战不止于此。

当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

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这样的考题——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势必放开的国内文化市场，一面是我国文化单位与国外文化企业的悬殊实力；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活力不足；一面是中国在经济、外交上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一面是西方世界带着“有色眼镜”妖魔化中国。

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断言，刺耳刺激却发人深思。中国的崛起曾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大事”，但这种崛起，不能只是物质财富的剧增、经济格局的重塑，而应伴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传播，推助中华文化的弘扬，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如何彰显、主动权如何体现？

(三)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预言：在各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文化生产也将走向世界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我们身处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经济时代，是经过近200年风云变幻、比马克思预言的秩序更繁琐、竞争更激烈、风险更复杂、机遇更隐晦的国际市场：

——制定规则的人已经占领制高点，而且仍然想重复经济全球化时代惯用的手段，将我们的文化生产压制到全球链条的最低端。

——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是我们的优势，但雄厚的资本与成熟的商业运作却是西方的强项。

——在文化的自由市场，与文化产品逆差同时而来的，还有意识形态的渗透、价值观念的侵入。

兵临城下。文化交流中的逆差，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影响的绝不只是市场份额的大小、产业较量的成败，更关乎意识形态主动权的得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面对各种思想文化更加频繁的交流交融交锋，如果我们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就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高扬社会主义文化理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实际上，我们并不缺乏讲述“中国故事”的各种题材。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铸就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社会主义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激流勇进，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书写了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为我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但今天的我们怎样才能在改革创新中，将这些宝贵的财富转化为文化较量中的主动位势，转化为软实力竞争中的现实优势？

关系不顺、效率不高、管理不力、布局不优、机制不活，在挑战与竞争中暴露的中国文化发展困境，表面看，是落后的管理方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质看，是传统的体制机制窒息了文化的内在活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造就了社会主义中国日新月异的繁荣景象。今天，在文化这个具有意识形态深刻属性的敏感领域，能否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体制能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做出重要战略部署：“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5年之后，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文化认识上的崭新飞跃，反映了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上宏远的战略眼光。

突破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开创文化发展繁荣的新局面，一场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改革由此开启。

(四)毫无疑问，把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决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生死成败。它首次以文化的双重属性，确定了发展的双重任务，厘定了“公益性”与“经营性”的楚河汉界，确立了“事业”与“产业”的比翼齐飞，推动了“政府”与“市场”的双轮驱动。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主要靠行政指令来实现对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而不是群众需求和市场导向，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在文化领域，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结果是，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和活力；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缺乏闯荡市场的实力和能力。

理论的创新，让局面豁然开朗。

按照“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二分法”思路，改革路径分外清晰——中心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不是要将所有文化都推向市场大潮，留归政府的，就要确保其“公益性”，由政府全力扶持文化事业，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以实现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不能再让所有文化都赖在政府怀里，推向市场的，就要明确其“经营性”，让市场优胜劣汰文化产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分类改革，创新机制，调整结构，转变职能。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8年间，全国共核销事业编制18万多名，注销事业单位4300多个。吃惯“皇粮”的事业单位，终于在市场的洗礼中搏击风浪；习惯“一手抓”的文化管理部门，开始从“办文化”转向“管文化”。

(五)2003—2011。

从破冰之旅到乘风破浪，3000多个披荆斩棘的日日夜夜，中国文化发展标定了新的历史方位。

这是一番让人感慨的景象。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政府近8年的文化基础设施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经建成；五大文化惠民重点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看报难、看戏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文化产品的供给前所未有的大，广大群众的文化选择前所未有的多，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年出书品种、总量稳居世界第一位……专家评价，中国文化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这是一串令人欣慰的数字。文化体制改革激发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文化产业被列入国家产业振兴计划，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多个省市区提出“文化大省”战略，北京、广东、江苏、山东等省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一批总资产和总收入“双百亿”的文化企业成为领军力量。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年，我国的文化产业仍然逆市上扬，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8个百分点……学者分析：中国文化出现了“发展里程碑”。

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趋势。文化体制改革锻造了“走出去”的底气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范围和渠道不断拓宽，近150个国家与我们展开政府间的文化合作，350多所孔子学院走出国门。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提升，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有所扭转，截至2010年底，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网络和各类报刊的国外受众比2002年增长50%以上，新华社海外用户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舆论感叹：中国文化呈现了“复兴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