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订案引热议 律师称精神酷刑也是逼供

总论

大多认可确有不少进步

1979年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1996年第一次大修，距今天二次修改又过去了十几年。一直寻求通过立法的方式改善执业环境的律师行业，自然对这次修订抱有很大希冀。整个行业都格外重视。刑诉法修订草案一出，律师发出了法律界最为活跃的声音。很多律所组织研讨活动，汇总修改意见；不少律师个人也在博客、微博中发布自己的见解。毕竟，大家都知道，如果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一次完善，希望获得的权利不尽力争取，可能又要等上一二十年。

对于修订后的草案，律师界大多认可确有不少进步。市律协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祁咏欣律师举例说，草案规定律师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而以前仅仅是介入提供法律帮助，不是辩护人，地位模糊不清，作用当然也非常有限。律师在侦查阶段就以律师辩护人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当中，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再有，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核对证据，这也是很大的进步。以前，曾有律师在此阶段与犯罪嫌疑人核对证据，被检察机关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提起了公诉，律师执业得不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不过，律师们总体给予的评价却不高。“小处进步，多处踏步，要处退步”、“可喜可惜”都是律师们的印象，有的甚至给草案打了个“不及格”。

“看上去很美”是市律协刑诉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嘉毅律师给草案的评语。他给草案提出了两万字、共36条修改意见。“草案中有很多理念上的进步，但在实践中看起来并没有那么乐观。”

目前，草案仍处于公开征求意见的阶段，并非最终定论。但韩嘉毅律师认为有一个检验刑诉法修订得是好是坏的客观标准，那就是修订之后，刑辩律师参与辩护的数据。“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刑事辩护率不足30%。法律需要律师回到刑事辩护的舞台上来。如果今后辩护率提高10%以上，那么说明法律修订得好。”

总论

修改反而扩大了公权力？

从一些条款看，刑诉法修改草案给人感觉着力追求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也有律师认为，草案中公权力扩张的力度远大于对私权利保护的力度。按照刑辩律师莫少平的说法，修改草案有很多应该修改的地方没有修改，而修改了的地方反而扩大了公权力。

比如，按照草案条款，嫌疑人被拘留和逮捕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

律师们认为，加上“等严重犯罪”就让承办机关有了任意解释法律的空间，可以扩大到任何情况下都不通知家属。这种嫌疑人被羁押却可以在一段时间不通知亲属的情况，不仅没有取消反而更加明确化，很可能发生“强迫失踪”，正义性在哪里？

此外，现行法律规定中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威胁”、“引诱”、“欺骗”等属于刑讯逼供获得证据的几种形式，但此次修改草案列举的情形反而少了，删掉了引诱、欺骗，也没有排除通过体罚、限制休息和饮食等心理、生理强制方法获得的证据。

再如，允许秘密侦查又没有设置时间限制和司法审查程序；

技术侦查的限制性不强，可能造成随意性较大；

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从现行的一律不得超过12小时，修改成了案情重大、复杂可延长至24小时……

律师们认为，这些条款在实际操作中都会让公权力得到扩张，有些修改甚至是一种倒退。

著名刑辩律师钱列阳表示，法律条文永远是有空子的，但这个空子不是留给公权力钻的，立法的公正在于换了位置双方也都能接受。这种公正公平在立法上的体现比在个案上的体现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