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独家：揭秘当年“台共武装基地”背后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陆民众对几十年前国共内战时的历史都很熟悉，但是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并如何被残酷镇压的历史，所知不多。近日在台采访期间，“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先生与当年白色恐怖受难者遗属陈政子女士、周志光先生带《环球时报》记者赶赴白色恐怖初期台湾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鹿窟事件”的遗址，了解这个当年“台共武装基地”从建立到被毁的历史。

打游击的上佳之地

在驱车前往的路上，李坤龙向记者介绍说，鹿窟村位于新北市（原台北县）石碇乡，“鹿窟事件”是白色恐怖初期（上世纪50年代）台湾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这个村因此被“清乡灭村”。当年国民党当局怀疑鹿窟山区有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活动并建立武装基地。1952年12月29日凌晨，对石碇乡进行戒严，并大肆抓人。据统计，共有400多名农民与矿工被捕，他们被指控为“中国共产党之同路人”，后被判死刑者35人，有期徒刑者百人。

车子驶入山区，坐在前排的周志光回头向记者描述鹿窟村的状况。他说，当年选择这里做武装基地，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交通便利，东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西边可以威胁台北市区，进可攻，退可守，是建立武装基地的最佳地点。

顺着山路前行，大约十几分钟后，远远就看到在道路叉口右侧山坡上矗立着的“鹿窟事件纪念碑”。这座由台北县政府2000年12月29日建立的纪念碑占地不大，纪念碑主体是由一凹陷曲折、细长扭曲的白色不锈钢板建铸而成，凌空横越平台上空，人从底下走过，依稀感受一股沉重的压力。纪念碑的设计说明解释这样的设计是因为“象征着旧事件本身的横遭扭曲，隐隐透露当年屈打成招，含冤莫白”。陈政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的父亲和哥哥在这次事件中被判处死刑。她当年只有11岁，也被军警严刑拷打。在此后数十年间，“鹿窟事件”被视为“叛乱案”，受难者身败名裂，其家属也生活在恐惧与屈辱的阴影下，直到后来法院的平反及赔偿才使受难者获得抚慰。

参观完纪念碑，记者沿着山路继续盘旋而上来到陈政子家当年的老房子。由于年久失修，这里只剩下断壁残垣。站在自家老房子前，陈政子向《环球时报》记者说，父亲名叫陈启旺，是这里的村长，为人豪爽，哥哥陈田其一直在山上务农。这里贫困落后，大部分村民都是文盲。当年，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台湾，准备在台湾北部深山建立解放区和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派人来到鹿窟村，向村民宣传解放后没有贫富之分等政策，并且说解放军会在1950年左右解放台湾，父亲和哥哥与其他村民逐渐认同这些观点并被吸收加入组织。

陈政子告诉记者，组织会定期开会，讨论时事，学习共产党理论。为保密起见，他们之间交流是用国语，因为这里的村民只会闽南话。听其他受难者讲，组织里有五星红旗，还见过有人宣誓。但也有部分受难者说，当年的五星红旗是画的，而且军警搜出红旗后，还讥笑“连星星有几个角都画错了”。

李坤龙告诉记者，有台湾介绍“鹿窟事件”的书籍显示，组织的名称叫“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并且配备手枪和自制手榴弹。到了1950年，“保卫队”人数已增加到300多名，鹿窟村及附近的村庄，多纳入了他们的控制范围。“保卫队”经费时常短缺，队员们除捐出自己的财物，不时还有人下山向同志及群众募款。周志光的父亲当时曾向组织捐款3000元，也因此被当局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