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岗：中国媒体的双重危机

媒体魔力与现代选举政治

　　西方民主政治和媒体的关系大家讲过很多，但如果结合“默多克事件”来谈，就会发现实际上所谓选举政治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才是根源所在。我们从通俗的好莱坞电影或媒体上都可以看出，现在许多人会误解民主政治，包括对辛亥革命的讨论，总以为那时的立宪民主非常好，好像就跟现在的美国是一样的似的，但其实西方民主政治在19世纪开始出现时，是非常精英化的，少数人的民主，其他人就被看做愚夫愚妇，完全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即使在这种精英化的民主情况下，也还是要利用媒体。所以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演讲非常重要，要有很好的口才，在还没汽车的时代还坐着马车沿途演讲。从民主政治在西方的发展开看，古典民主都是在城邦国家中，也就是在比较小的共同体在进行民主选举，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在一个熟人社会或者起码也算半熟人社会中来选举，投票自然比较容易。但发展到英国、美国这样较大的一个国家共同体时，已经没有办法依靠这种古典的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因此媒体很重要，最初的形式就是报纸。报纸在英国最早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广告，并且非常昂贵，好多人是在酒吧里看免费报纸。

　　媒体在初期确实具有某种公共性，但并非我们所想的所有人都在里边发言，这个公共性的源头在于资产阶级，即所谓第三等级。第三等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文化领导权却还在贵族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所谓公共领域的重要构成报纸杂志，比如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中专门讨论的、英国很有名的《旁观者》杂志，就是为第三等级和贵族阶级之间提供了某种可在一起讨论的平台，或者说有钱人和文化人交换的平台。资本最后为什么可以把话语权夺回来，实际上跟公共领域的建立有很大关系的。

媒体为公共领域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提供了一个平台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创造一个社会共识，这个所谓社会共识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一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关键是如何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化成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媒体就在此间起到关键作用。

被大多数人忽略却尤为关键的一点是，默多克或者说整个西方媒体其实是从60年代，即真正西方意义上消费社会到来的时刻开始出现。大众媒体伴随着消费社会出现，就是法国所谓“景观社会”的到来，提供大量景观来消费，而大量低俗产品、流行产品、流行文化的出现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在撒切尔夫人选举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理论解释不了，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会给反工人阶级的撒切尔政府投票？所以英国文化研究界的重要人物霍尔就开始写书研究这个问题，但在此事之后，我们依然在选举政治中看到很多这种由并不代表自己利益的统治者获得了选民的那些铁票，比如小布什之于美国南部、陈水扁之于台湾南部，而那些所谓的纽约知识分子或者台北知识分子对此的反对声则没有作用。

我觉得这个情况出现的一个根本要素在于一人一票，知识分子与老百姓都是一人一票，不会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而与普通民众有差别。所以在大的普选民主特别是消费社会到来以后，媒体一定会操纵出一种媒体的奇观，默多克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在英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英国人看报纸阶层是十分分明的，我住在英国的时候，我们一屋子人，大学生就看《世界新闻报》，而房东老夫妇都是剑桥毕业，读的是《卫报》，工商阶层则读《泰晤士报》，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其实还是通俗报纸，作用非常大。要想在选举中产生影响力，前提就是必须把这些普通民众抓住。所以在有选举政治的地方，特别是政党轮换执政的地方，要赢得选举就一定要走“民粹”路线，要动员多数人，并且一定要制造一个能让大多人来认同的意识形态。所以，如果政党轮换的民主政治方式不改变，默多克也许会成为过去，但默多克现象不会消失。现在中西方媒体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都发现，中国并非政党轮换也不是西方意义的民主选举，所以在某种情况下这点成为了优势，即政策的延续性可以胜于政党轮换体制。

西方：媒体势力为什么稳固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西方的整个政治制度或者说西方的意识形态本身有很大的弹性，西方人特别是在西方学院里面做媒体研究的人天天讲，他们最有名的一个说法：穷民主，富媒体。所有做媒体研究的人，如果你要研究媒体跟民主的问题，先读一本书，《穷民主，富媒体》，讲的就是这个。而且媒体操纵大家都知道，最经典的就是所谓海湾电子战争，法国的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发生了吗？他故意挑衅大家，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媒体上的报道，至于战争是不是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实际上他是在讲媒体在这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刚才讲到的所谓的选择性播报等等，但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为什么不会足以动摇西方民主政治和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去批评它，从理论角度批判也好，把默多克抓出来审判也好，不管怎么讲，它的结构不会动，或者他那个结构可以批评，批评到最后转化为它可以跟别人讲：你看我们很健康，我们可以保护那些批评我们的声音。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现在很脆弱，我们害怕批评，一批评就发现我们要垮台了。所以这里面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媒体的互动关系，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倒是它的新闻自由的核心支撑点，或者说它的新闻自由是表现在这里的，表现在那些各种各样批评的声音我都不怕的，而且我们可以最终把批评的声音都包容在我们的体系里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倒是默多克事件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批评声音，但是并不足以动摇它的整个根基？

中国：为什么最有实力的央视最无能？

第二点，关于中国的问题，我想谈谈默多克事件的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默多克这样运用自己手中的媒体武器去影响各种政治选举、经济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媒体战或者叫舆论战的做法。

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体制内部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媒体，实际上处在西方媒体战的火力下面，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地受到西方媒体立场的影响。我举利比亚战争的例子，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拷贝CNN的。最典型的，当那天攻占的黎波里的时候，马上CNN就说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说已经抓住谁谁谁，卡扎菲抓住了，把卡扎菲都围住了。这很明显是媒体战，为什么叫媒体战，因为它要通过宣传去动摇对手，比如说卡扎菲部队现在还在打，然后说卡扎菲的儿子抓住了，卡扎菲的儿子被打死了，这完全是西方媒体战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没有丝毫分析就播出。央视的记者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客观的，没有说被卡扎菲包围做人质了什么的，凤凰卫视就造谣了，做了一大段低俗煽情的节目，要把他们说得好像火线记者。这个源头完全是来自CNN，而CNN在当时的情况下主要是配合西方的整个对利比亚的战争。

还有就是，中国对利比亚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但是这个暧昧就导致我们的媒体完全丧失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在于我们怎么来报利比亚这件事。很多其他带有中立性的媒体就指出，利比亚的事件跟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很大区别，因为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明显的群众参与。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开枪，也没有大规模的武器向他们集中。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突尼斯和埃及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走上街头。在中国的媒体里面，除了美国报道之外，我们还有来自于阿拉伯语世界的报导，因为中国还有阿拉伯语电视台，有懂阿拉伯语的记者，但是这方面的消息只有在宋晓军评论的时候，偶尔捅出只言片语，而且往往还会被主持人打断，不让他乱讲。比如宋晓军会讲，以色列的电视台怎么报道的，土耳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消息来源完全可以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电视台，一则在媒体战中完全受西方主流媒体控制，再者我们对所有的骚乱报道、革命报道都觉得恐慌，因为会联想起1989年。

从媒体战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媒体没有自己的标准，这不仅仅是体制上是私营还是国营的问题，半岛电视台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标准，特别是在911之后，半岛电视台很快就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他有另外一种声音。（当然，现在半岛电视台也被美国搞过去了）但是中央电视台根本没有，虽然现在有钱了，中国也有钱了，全世界派多少多少记者，但是没用。像凤凰卫视基本就是县一级的电视台……因为都是谣言，然后它的评论员全部是自己的人，所有人都赤膊上阵，这个不去说它。央视除了英语频道，还有西班牙语的、俄语的、日语的、阿拉伯语等各个频道，证明我们如果要把这些推到外面去的话是很厉害的，都可以通过卫星广播。但是问题在于内容，在于能够报道出什么来，报道之后电视台怎么选择播报。

对默多克事件，中央电视台也是持续关注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有价值评判的，最终只做到客观报道，包括请人来评论，也是就事论事而已，根本不去讨论背后包含了一个什么因素在。所以我觉得从内容的层面上来讲，还不说体制层面，中国媒体面对默多克事件及其延伸出来的问题，其实都暴露了中国媒体自身同样存在很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还比不上西方媒体的问题，西方媒体的切割是非常厉害的，默多克事件马上就变成孤立事件，绝对不去挑战到核心的价值和体制问题，但是中国根本就不敢报道，或者说报道任何事件之后马上就觉得会产生质疑体制的问题。包括谣言太厉害了，动车事件白岩松讲了几句话，第二天网上就传谣说白岩松调到体育台去了，后面几天没主讲，就说白岩松讲了真话调到体育台去了。所以本身就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整个制度没有基本的信任度，或者说对自己的核心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维护意识，也不可能对任何具体实践做切割，这个我觉得才是中国媒体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所有的批评就会变成从具体的事件上升到对核心价值的否定，这是很大的一个危机。 本文根据罗岗教授在春秋综合研究院及观察者网主办的【默多克事件研讨会】上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