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福山与张维为对谈中国的中产阶级-弗朗西斯·福山

【观察者按】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美国到英国，从希腊到意大利，那些原本被西方社会视为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如今却纷纷变成怒火冲天的街头示威者，成为西方人担心的“动荡之源”。亨廷顿指出，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这种矛盾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长期以来理论上总是习惯于将中产阶级视为想当然的稳定器，这种寄希望于中产阶级作为稳定器可能会忽视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导致对中产阶层社会参与的限制与压抑，最终导致中产阶级的各种愤怒。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状况？不久前，福山和张维为教授在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中，对中国的中产阶级状况进行了论述。张维为教授指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其功用是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一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成为最希望稳定的国家。此外，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国家之间是一个寻求高度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也使得中国具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一种凝聚力。福山教授认为，从现代化的假定来看，不同国家的中产阶级虽然背景不同，但其在现代化上的行为还是类似的，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和期望值，那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将是中产阶级。具体内容如下：

张维为：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中层结构，这个结构形成之后不会形成毛泽东时期大范围的极端主义。大范围的极端主义在埃及可能会出现，因为他们没有中层结构。什么是中层结构？我认为就是和现在的市场机制配套的中产阶层结构。这个是中国以后体制不走极端的一个重要的结构保证。

福山：我的一位导师亨廷顿，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谈到中东问题的时候，他讲过，革命并不是由穷人创造的，实际上是由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创造的。他们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他们有上升机会，但是他们的机会被屏蔽了，主要是被政治体系或者经济体系所屏蔽了。于是，他们的期望和他们的能力，或者是社会提供机会的能力之间的差异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

在最近突尼斯、埃及动乱中，我们所看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中产阶级，有很多人，很多的大学生，他们知道政府有多坏，对他们有多不公平。他们使用互联网和外部世界相连，传递信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是什么呢？我相信农村贫穷的农民并不会造成政治斗争，我们知道一定是接受过很好教育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人才会如此。他们希望能够和外部世界相联系，但是政治体系不让他们能够和外部世界进行联系，而且没有给他们社会地位或者是尊严，或者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尊严。我们知道中国差不多每年都会产生600万到700万新的大学生，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认为并不是穷人，更确切的说应该是中产阶级，如果这个社会不能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望值。

张维为：关于中产阶级，这是亨廷顿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西方主流的观点，中产阶级会和政府形成一种对抗，我们国内一些喜欢西方观点的人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建立独立的公民社会等等。但我还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跟西方的文化传承很大的差别就是西方有一个传统观点，那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恶”。中国的传承不一样，中国的传承是“政府是必要的善”。有这样的历史基因的话，我自己估计，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中产阶级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中国稳定的。这是第一。第二，它跟国家的关系可能不是一种高度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高度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会使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具有西方国家和社会远远没有的一种凝聚力。

福山：张教授说好像是中产阶级他们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财产，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但在我的观察当中，从现代化的一些假定来看，虽然不同的地区中产阶级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他们在现代化上的行为还是类似的。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伊斯兰有不同的体系，但我们看到以往几年当中阿拉伯世界的妇女都走上了街头。也许文化可以决定某些行为，但我想在过去决定在现在可能不一定仍然有那么大的决定力，因为有了因特网，有了旅行，我想恐怕文化再这样那样垄断人们的行为是不大可能了，至少跟两千年前不一样了。因为人们确实需要获得外来的启示，现在新一代更容易做到这点。

(文章摘自2011年6月27日，由春秋综合研究院发起，福山与张维为在文汇大讲堂关于“中国模式”的主题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