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刚性的平民主义与软性的等级观念

一、封建主义概念的源流

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包括成就和困难，根源是在过去。历史传统是割不断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这个历史传统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不弄清楚，对当今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很难有比较清醒的看法。

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今天中国许多弊端的根源。严格说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与西欧日本等国相比，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非常微弱，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缺乏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那么，什么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呢？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就是平民主义。

“封建”这个概念，在中文里本来有这个词汇，唐代的柳宗元写过《封建论》。但“封建主义”（ feudalism）作为一个现代人使用的概念是从西方和日本传过来的，有特定含义，主要是日本明治维新前、指欧洲9世纪到15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是，随着“封建主义”一词被用来解读中国社会，就开始出现滥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错误地把晚清政府说成是封建主义的统治，这主要是把晚清政府跟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社会制度混为一谈。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封建主义成了中国流行的一个名词，既用来指君主专制，又用来指割据的地方军阀。反帝反封建成了当时许多革命党人频繁使用的一个口号。今天，封建主义这个词在中国传播和使用的过程中，在学术和政治上逐渐有了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称从秦汉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古代社会，这是“两千多年封建主义制度”说法的由来。

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并且会引发许多概念上的混乱。 “封建主义”的核心内涵是指“分封建国”。当王权无力直接统治整个国家时，只有被迫通过层层的诸侯分封来统治。这是一种统治者内部层层分权的统治方式。

中国的封建统治开始于西周的分封列国，这是比较准确的。从西周开始，武王伐纣之后，周公掌权大兴封建，立71诸侯国以屏周室，建立了封建制度，经过春秋战国，到秦王朝时候，封建制度已经崩溃了，秦王朝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封建制度和君主制度是不同的概念，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取代了前者。现在世界学术界的主流也是这个概念，西方从9世纪到15世纪，是封建制度的鼎盛期，高峰期是13世纪。15世纪后，西方进入王权时代，法国的波旁王朝和英国的都铎王朝，都是具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王朝。封建制度的特点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政治权力不能向上衍生，也不能向下垂范。

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公分封列国到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历时一千三百年左右。从时间上看，比西欧封建制度的时间要长。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出现在三千年前到两千前左右这么一个时间段，社会发展水平极低，离现在太过久远，所以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如西欧的封建主义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影响。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长达两千多年，远较西方的君主制度完善和强大。在对后世的影响上，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把封建制度挤到后边去了。结果，中国成了一个严重缺乏封建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

二、中央集权制度是平民运动的结果  有些人一讲到秦始皇、一讲到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就很激动，道德主义的热血一下子就涌上脑门，连基本的逻辑和常识都不顾。按照中国一些知识精英的说法，中国的专制主义源自于秦皇暴政，是暴秦把中央专制制度强加到中国人头上的。

秦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万恶之源。这种说法回避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秦王朝为什么会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第二，为何秦以后的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

首先，中央集权制度。或者说君主集权制度，是春秋战国时期平民运动的一个结果。平民运动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秦王朝为了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封建制度是分封的， 政治上是公侯伯子男一系列等级，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土地是世袭而不能买卖。不能允许私人拥有私田。但井田制在经济上没有效率，春秋后期慢慢地出现了土地买卖和兼并，私田开始出现，最后导致了井田制的崩溃，这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关键。井田制崩溃后，血缘等级制度就缺乏基础而无法维系。中国早期国家是靠血缘等级制支持的，血缘等级制被打破后政治失去秩序，为了建立秩序就只能建立以行政任命为形式的郡县制，君主直接任命地方官吏，建立官僚等级制，用官僚等级制取代血缘等级制。这是一个进步。

官僚等级制需要一个支柱，这就是基于才能而非基于血缘来实行国家的层层统治。到隋代，中国终于确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保证了人才流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国学者福山在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把中国的这一历史性变革称之为向现代国家过度，认为中国是世界最早的现代国家。随着中央集权制度和科举制的实行，中国人就产生了不分贵贱的晋升观念。 在封建制度下，贵族的后代就是贵族，农奴的后代就是农奴，这种缺乏上下流动的社会缺乏活力。而中国古代有人才流动，所以农业文明很发达。也因此，中国人有强烈的奋进、向上和创业的精神。

当代的中国知识精英常有一个误解，认为中国社会不平等，而西方社会很平等。实际上西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等级社会，西方经过了非常典型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封建领主和农奴之间有非常森严的血缘等级隔阂。中国从战国后期起以后，血缘等级观念就开始崩溃。项羽看秦始皇就是对其叔父项梁说“彼可取而代 之”。陈胜吴广起义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整个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数量极少上层精英集团统治广大下层普通民众的历史，这种情形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其统治形式。许多不了解西方社会的人最主要就是对这一点缺乏了解。

三、中国是世界上平民主义最强大的国家

为什么说中国是世界上平民主义最强大的国家？原因有二：

第一，平民主义是现代中国在政治哲学上继承的最大遗产。

从秦王朝摧毁血缘贵族制后的几百年间有过反复，魏晋南北朝时的门阀士族也曾兴盛一时，但终究难成气候。到了隋朝确立科举制后，世袭的门阀士族基本上淡出中国的主流政治圈。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平民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

一些人反驳说，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而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扬等级观念。“克己复礼”的礼就是指礼教，指等级。儒家讲的三纲五常更是强调等级的不可僭越。其实，儒家强调等级观念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社会缺乏等级制度。

首先，从儒学提出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的现实根源看，恰恰是西周封建等级制度的瓦解的结果。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平民运动导致了等级制度崩溃、“礼崩乐坏”，所以孔子才出来力挽狂澜，试图重建西周分封建等级制度。但连孔子本人也知道平民运动难以阻挡，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后来在汉武帝时大兴儒学，也是由于社会缺乏力量来维系不同群体之间的稳定关系。在血缘等级制度瓦解、礼崩乐坏的时代，儒家强调纲常伦理和尊卑等级的学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当一个社会没有或缺乏刚性的等级制度时，必须要有一个软性的等级制度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否则社会将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中毁灭。对于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尤为如此。

在工业革命以前，在市民社会出现以前，没有等级，这个社会自然会倾向于一种无政府状态或无序状态，社会的正常生活将难以维系。所以，在那个年代，等级是必须的，包括西方也是很明显的。从罗马、从奴隶制度到中世纪，一直是有等级的。这个等级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它至少暂时地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否则社会将无法统治。中国早熟，很早就打垮了刚性的等级制度，所以要有一个软性的文化上的等级制度来补充，即非礼勿动，非礼勿视。就是要求社会各界遵循这个纲常伦理，否则社会就乱套了。但是，对于人意识来说，现实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观念的影响终究难以和现实抗衡。儒家学说虽然用等级观念不断规范社会，但这个社会本身的刚性制度还是平民主义的。所以，中国靠儒家学说培育的等级观念远远不能够跟西方刚性的等级制度（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同日而语。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刚性的平民主义社会的历史影响远远超过了儒家的尊卑有序哲学。况且，中国思想除了儒家以外，还有法家和墨家这样色彩鲜明的平民主义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政治哲学上的最大遗产就是平民主义。

第二，中国现代建国是在平民运动中完成的。

中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文明，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历史非常短。西方一般有两三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实际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严格说来，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是从1949年算起，1949年之前不算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主权国家。中国的建国有一个特点，它和所有的西方建国是不一样的。西方有贵族建国、贵族革命建国，或者是由有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革命建国，总而言之，西方建国的都是有产者，它不是赤贫的穷苦人建国。而中国的现代建国，它是一个以底层社会的、最穷苦的人作为革命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是说一个非常典型的平民建国的国家。这种国家的立国精神，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 的土改开始的。在这种通过平分土地来建立政权的建国过程中，平民主义的行为积淀在每个人的心里面成为一种传统。然后再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社会就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对贫富悬殊的不容忍情绪。

在世界华人圈内，中国大陆的平民主义色彩又最为强烈。我有一个体会，比如很多留学生去美国需要打工，很多华人小公司的老板大多数是来自港台的移民，因为那时大陆去的人都比较穷。而港台的老板常觉得大陆留学生不太好管理，或者说不太听话。对港台地区的华人来说，老板就是老板，雇员必须要听老板的，公司就是老板说了算。但大陆留学生常常喜欢争辩，你讲的话不对，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有些港台地区的华人说，中国大陆留学生有过去红卫兵那一套。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错误。不过，大陆平民主义强烈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文革，而且因为1949年的平民建国。

四、平民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利与弊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平民主义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和维持社会的流动性。

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让相当多的国内外人士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近几十年来卷入市场化浪潮的国家远非中国一国，市场化程度超过中国的国家也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唯有中国的高速发展傲视全球？传统的自由市场和国家主义显然都无法解释这个当代奇迹。其实，中国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平民主义性质。这种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运转和发展具有全民总投入的特点，无论是战争还是经济建设。今天的中国模式不是少数社会精英设计出来的，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竞争和发展中逐渐摸索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不是由少数社会精英在一个社会局部进行创新和开拓，而是十三亿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条件下以同样的热情和动力共同推动社会发展。所以，中国社会拥有其它没有经历过平民革命的国家难以企及的巨大发展动力。平民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平等的追求，正是这种对平等的追求使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一种强大的活力。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不甘于在经济政治上落在他人之后。中国发端于1979年的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经济上打开了民营经济的阀门，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欲望顿时爆发出来。在中国，即使在最贫困的地区，人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发财致富、改变命运的欲望。不甘落后、向富人看齐、跟富人攀比的平等主义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中国执政党在改革中种种政策不过是对全民竞争和地方竞争进行了及时合理的总结和推广而已。

所以，中国三十年之所以能保持这么高速的发展，平民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优秀传统。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发财致富的欲望。全世界差不多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每个地方都有中国人。中国人去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的，回来的时候，多少都会带一点钱。中华民族勤劳致富、奋发向上这个东西，就是能让他不断地存钱、不断地积累。三十年来，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来自于农村地区的中下层劳动者。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财富，同时他们也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的一种力量。很多人说中国人有红眼病。这个红眼病就是说，看见你比我有钱，我就攀比，我要赶上你，我要超过你，这也是一个动力。它不像美国的一些穷人吃救济，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吃了就玩、就睡觉，什么都不干，他们对生活很少有希望。印度也是。在印度的许多大城市贫民窟紧挨着豪宅，印度穷人不仇富，但是也不想动，就是觉得命是这个样子，他认命。中国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不认命。三十年来的改革，把中国几亿下层劳动者的能量释放出来了，这是改革最大的一个成就，也是改革能够成功的最主要的力量。这是我们应该肯定的。这个东西就是对平等的追求。平民运动另一个巨大优势是能够促进社会不同群体的成员出现快速流动，社会很难出现板结化。今天一些知识精英讲，中国社会就已经出现阶层固化。我不知道讲这种话的人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做了多少调查研究？我以为，近二十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社会成员流动最快的国家。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流动人口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些流动人口并非只是农民工。在二十年间，中国的中小企业的业主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中国的大城市，大部分经营服务业的小业主都已经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农村移民。十年、二十年前，他们还是农民工，经过早期的积累逐渐扎根下来，成了小业主。如果没有足够的调查，就断定中国社会出现了阶级固化，是比较草率的。知识分子讨论阶级固化的原因，可能是“学而优则仕”的路被堵住了，但这本身就有就业观念上的误解。一些埋怨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人主要是因为自己被固化在学术圈儿不能进入仕途而不满。

平民主义它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怎样发扬它有利的地方，避免它不利？这涉及到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问题。但是，如果平民主义走到一个极端，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里面，把它放大的话，就可能是非常有害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西方有个概念叫做“傅利叶变态”。傅利叶是空想共产主义有三个代表之一。“傅立叶变态心理”这个概念来自于米塞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有“傅立叶变态心理”的人会有这样的心理行为：这是一种心理变态，“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己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在中国，对社会最不满的群体不是来自农村的弱势群体，而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读了很多书，应该比资本家老板有钱。但是本身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拿财富去跟经商的人比，毕竟知识分子是做学问的，和资本家所追求的东西是不同的。中国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伪善，他们在选择做学问的同时要求社会地位要有，财富也要有，结果是许多大学教师的主要精力放在职称晋升和挣钱上面，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缓慢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一点跟西方大不一样。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并不高，但大多能潜心做学问。因为他选择了在大学教书，就是选择了清净和寂寞，选择了学问高于金钱的人生道路。在互联网上和民间有一种强烈的仇恨有钱人，仇恨政府的心态，这种心态已经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程度。平等主义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平等主义过分渲染的话，对社会是很不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撕裂这个社会，把这个社会分成不同的群体，加剧社会矛盾，这个事应该警惕的一个东西。 五、强大的平民主义决定了中国无法走亚洲四小龙的道路 中国下一步发展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这个社会改革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开弓没有回头箭，需要继续在市场改革上面深化。我想，这个过程是没有什么人能够阻拦的。民营企业不断起来的话，这个势头也是压不住的。市场化的改革仍然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们不能去阻拦它。如何对待这个方向呢？ 执政党或者中国政府怎么来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里我要多谈一些。很多人，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曾经这样认为，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实际上是在重走当年日本或亚洲四小龙的道路。即通过市场化改革不断转型，最后完成这个转型。但是我现在仔细思考了中国这个平等主义传统，考虑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后，我发觉，中国不可能重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道路。内外都不具备这种条件，中国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出来，否则社会发展会出问题。究竟什么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道路呢？这个道路很简单。社会不断发展资本主义，不断地市场化。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是和资本联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执政党政府都带有强烈的右翼色彩。比如，日本的自民党，台湾的国民党，韩国当时的民主共和党，包括香港地区当时的港督政府，都是带有非常浓厚的右翼色彩的执政集团在管理这个社会。这时，执政党和资本是结盟的，是联合在一起的。它们这个主体的对立面是劳工运动、劳工群众，还有左翼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工群众起来和右翼政府的资本家对抗，发生社会冲突，双方在社会冲突中相互博弈，产生很多严重的流血事件，最后经过阵痛完成这个转型。中国今天有没有可能重复这一条路？答案是没有的。从外部条件来看，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所有能完成这个转型，在外部它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即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在冷战时期，当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社会矛盾时，美国都是不惜代价的在经济上、军事上给予支持。像韩国的朴正熙集团也好，日本自民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美国不断地给它们钱，给它们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持。而如果今天中国走同样的道路，在外部是不可能有这种支持的。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它只是希望中国的发展慢一点，而不会支持中国去解决这个内部矛盾，可能它还希望中国有一些内部矛盾，这样对它会更有利。外部不具备这种条件，那内部呢？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大都都是没有经过彻底的土地革命、暴力土地革命，大都不是由底层社会的人进行革命建立政权。所以说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强大的保守主义传统在里面，这就是等级主义，就是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的区分。南韩也好，台湾也好，日本也好，上等人和下等人、有钱人和穷人的界限在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上等人和有钱人在这种社会是很受尊敬的。在这个社会传统中转型，有很强大的保守力量来维系这个政权。中国今天如果再走这条路，其内部条件是不具备的。中国经过土地改革之后，有产阶级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被消灭掉，现在新兴的有产阶级在政治上基本是没有发言权，力量很软弱的。经过了土改的劳工群众与承袭了文革传统的知识分子结盟的，这种结盟对不平等的批判力量很大，政府根本压不住。所以，如果中国重复四小龙的道路，社会就有可能发生断裂。因为右翼政府是压不住中国的内部爆发出来的这种改变社会的强烈冲动。中国怎么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要创新的地方就在这里。第一点，中 国1979年以后，开始强调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现在看来，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合适。中国革命党的遗产还不能完全抛弃，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持。就是说中国一方面要解决社会市场化，要不断容纳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执政党一定要站在左边，要站在劳工群众一边来制衡市场化给社会造成的冲击和伤害。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要用加强社会主义的手段来为市场化的改革保驾护航，如果中国政府也跟着市场化一起往右转，来个急转弯，这个社会就难以避免断裂。所以，中国发展的特点是，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平民主义或者追求平等精神是中国最强大的政治思潮，任何政党或任何政治集团都无法跟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传承的社会思潮相抗衡。今天老百姓最不满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贫富分化，一个是官员腐败。这两个东西是怎么造成的？原因很简单，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失去了制衡。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两个结果，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度竞争会推动生产力发展。美国竞争比欧洲激烈，而欧洲有社会主义传统，更讲公平，讲福利，所以比不过美国。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制度，带来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市场经济还有另一面现象，市场经济是社会财富的分化器。市场会造成贫富不断分化，有赢就有输。为什么文革末期毛泽东要大家不断阅读列宁批评小生产的著作，阅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要提醒大家警惕小生产每时每刻在产生资本主义、产生社会分化。今天很多人批判中国分化，说这个市场经济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其实哪怕市场经济再正规再完整，它都是要导致两极分化的。就像马拉松赛跑， 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总会差距很远。市场经济的特点是自由，等于在马拉松比赛中放开了跑，那么差距会很大。如果你要和谐、要公平，大家牵着手跑，那样差距就很小，但所有人的速度就都下来了。三十年市场经济造成贫富分化，老百姓对此特别敏感，容忍度特别低。所以今天的中国需要社会主义来制衡市场。

西方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只是基本定性，其实都是混合制度。资本主义本身只有竞争，只有分化，解决不了贫富两极化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看，西方也会用社会主义政策来制约市场。我举个例子，房地产税的问题，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所有中小学都是免费的，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还有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免费早餐和午餐。很多人说美国是土地私有制，我们只有七十年产权，美国是永久的产权。

实际上美国的土地所有制虽然叫私有制，其实是一种名义上的私有制。全世界的土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国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你买了一所房子，每一年地方政府要从你这个房子里拿一笔税走。这个税很高，高到什么程度，比如新泽西和长岛，一幢五十万美元的房子，一年的税大约从一万到一万五美元。一旦你不交税，政府就把你房子收走。政府对这块地皮和地上的房屋征税是永久性的。屋主可以不断更换，但无论谁成为屋主，谁就得为这所房屋缴税。这说明政府和土地有一种所有关系在里面。为什么收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因为很多社区学校的经费是从房地产税里来的，美国的学校大约一半的教育经费来自房地产税。这样穷人的孩子上学不要钱，物业主的孩子上学不要钱，但是钱都是业主出的。物业主交了税，租客不交税， 实际上是进行了第二次财富分配，减少了社会分化。我们中国是七十年产权，在美国，有的地区的屋主三十年、四十年间就会交一幢房子的钱给政府。税率较低的地区，最少也在70年间交一套房子给政府。

所以，究竟以资本主义化手段还是通过社会主义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完全取决于中国的国情。在平民主义强大的中国，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手段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如果你在中国搞一个颜色革命，或者自由派的资本主义革命，那么虽然可能这个盖子是自由派揭开的，但自由派就相当于法国大革命中的贵族、吉伦特派，后面还有雅各宾派等着他们。革命起来最终会变成红色，发动革命的人最终难逃审判台。因为还会有更激进的人上来推翻你，中国的平民主义一旦被推进革命轨道，其力量远远会超过雅各宾派和巴贝夫派，历史在上个世纪中叶的中国已经见证过一次。

总结，平民主义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再经过二十世纪的平民建国运动，是中国今天最强大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潮流决定了中国不得不依靠社会主义作为发展的基本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两条腿，这就是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