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如何照亮“劳工史”

漫长的十九世纪既是资本主义飞黄腾达的世纪，也是劳工运动波澜壮阔的世纪，与此相伴的是丰富多彩的工运理论创造。从欧文到马克思再到列宁，这个世纪为人类思想贡献了沉甸甸的果实。然而在苏中两个大国，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有关劳工的创造性理论却陷入低谷。“被当家作主”的工人在全能主义的政治环境和等级森严的科层制体系下实际失去作为政治阶级的活力，与此相应，是能动理论的日渐衰弱。

新中国的“工人阶级”是一个被理论塑造出来的“阶级”，难以为理论提供活力，并伴随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一起衰落。不过这并不代表这段历史没有价值，恰恰是这近乎失败的实践里包含着很多等待激活的经验教训。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危机紧跟机遇在全球上演，新的劳工群体和新的苦难不断产生，以至于劳工史研究再度吸引人们的视线。小林多喜二的劳工小说《蟹公船》在日本被重新“发现”就是一例。在中国，研究者努力深入现实，避开当年官方宏大理论的误区，从具体经验切入思考。诸如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那种社会学的和经验主义的办法被广泛借鉴，很多理论空间由此被打开。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愿意把历史看作正题与反题辩证发展的有机体，那么就可以重新回头审视不算成功的过去，让具体与抽象、宏观与微观相生，重新创造充分包容细节的总体性认识。

在置死地而后生的状态下，各种新颖的劳工研究已成星星之火。《书城》2011第2期米格的文章《他们在这里制造中国》（以下简称米文）以极宽的视野和极富体温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广阔的纵览。我以此文为线索阅读新劳工史著作并检省自己的知识谱系，获益良多，这里不妨也先简略贡献几条粗陋之见：

在西方汉学界，华尔德《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对新中国工厂传统的揭示有利于我们打通历史，把社会主义实践纳入到长时段里考察其位置和作用。华尔德注意到，在党政领导掌握资源的权威体系下，工人却如何依靠私人关系来获取生存资源。我们如果以此与费孝通笔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传统对照，或许有助于思考中国式的现代化特征，比如差序格局如何把自己置入现代工厂并发挥效能？如何重新看待单位以及单位瓦解对转型社会的意味？裴宜理《上海罢工》从具体人群入手考察上海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比如江南籍技术工人与北方籍苦力工人的区别、对立、合作及其在工运中的不同角色。江南技术工人面对资方实际享有一定“特权”地位，敢于自主反抗资方，也容易投入共产党组织的工运。苦力工人则更容易被黑帮和黄色工会控制。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延伸下来，就可以跳出笼统的阶级视野去追问1949年以后的工人文化政治，比如：工人文学里大量表现的老工人与技术官员的斗争仅仅是白专与红专的斗争吗？会不会也是南方技术工人 “维权” 传统的转化？这个转化又如何被新的阶级政治所征用和书写？建国后大量江浙籍工人文学作者出现在上海又意味着什么？胡万春、唐克新等数十位工人作家原籍浙江和江苏，他们的书写怎样影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平衡？这些问题都将有助于我们还原和洞察新中国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性。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里创造性地区分了“生产关系”和“生产中的关系”，后者是马克思忽略的。不同的生产中的关系以及工厂政体（工厂中权力和成员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不同模式，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富士康的军事化工厂政体和本田的暴政式工厂政体下企业工人不同的抗争方式——前者工人互相隔绝，容易选择自杀，后者工人则能够进行秘密联系以兴起罢工。我们同样可以借此反思：假如仅仅让工人加入董事会而不改变工人在车间生产中的关系，工人能否真正分享企业民主？中国学者赵炜、李静君、冯同庆、潘毅、严海蓉等也提供了对本土经验的多向度总结，其中充满对新工人的同情与对劳工尊严的呼唤，而这也正是米文的情感所在。

但我想追问的是：当米文展现出新劳工史研究的点点星光，这些星光能否构成一个星系？或者用卢卡契的话来说，作者米格从中获得了怎样的总体性？比较明显的是，作者具有某种公民政治的总体态度，比如多次强调中国工会改革必须被纳入培育公民社会的框架之下。不过公民社会作为当代流行的概念往往可以随处使用，而米文涉及的各派研究思路并不拘于公民政治一路。虽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虚心了解各种研究而不是立刻获得逻辑严密的总体性洞察，但有趣的是，米文虽然缺乏理论总体性，却具有某种坚固的情感总体性。我要说的是，米格的身后其实站着一位雨果或者一位海明威，照亮这些研究的正是一线轻灵善感的人道主义目光。他由此去理解理论、认识工人生活，希望建构这样一部历史：“尊重以无数普通人为主体创造和传承的历史，细细体察每一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的点滴温凉、倏忽流光以及日常生活中至为坚固的内容。”是的，我要说，在这篇理论综述之后站着的恰恰是一位现代小说家，像雨果一样浪漫善感，渴望揭示更多的具体细节却未能超越细节。《悲惨世界》就是如此描述十九世纪工人运动的。我也毫不奇怪在米文结尾会出现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开篇的话。以人道主义文学式激情串联起这些研究实属可贵，但我在想，假如米格身后站着的是一位马克思或者一位波兰尼又会怎样？马克思和列宁的言论虽然也出现在米文中，但都被公民化了。他们原本的理论模式和情感模式实为另外一种。

马克思的思路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寻找一个可以担当历史进步重任的革命主体阶级。当曾经进步的资产阶级陷入反动，马克思选中了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在英法德一度表现不错。而在俄国实践中，当政治经验丰富的苏维埃工人在1917-1922年内战中被消灭殆尽，列宁便创造一个纪律严密的政党接替工人阶级。如今，当全世界的政党都陷入平庸，奈格里和哈特则开始考虑：“网络”时代的“诸众”能否成为新的进步主体？而新中国的工人在政党的严密控制下，似乎没能承担这个历史主体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一度沦为被动阶级。但是1990年代以来，新的工人群体——农民工出现了。他们没有体制保障，更直接地面对资本和权力。学者们试图在他们身上发现新的历史契机。他们能成为新的主体吗？

主体问题似乎已被米格预先解决了，因为他认为公民就是合适的现代政治主体，对于工人的研究也无非是要让工人成为公民。公民当然是好东西，但泛泛而论的公民并非有效。以布洛维为例，去年六月他在清华演讲时，中国学生的提问几乎全部围绕公民社会，然而布洛维表示他的思路不在这里，他强调“全球公民社会很难实现……公民社会不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斗争缔造了公民社会”。他更关注具体工厂政体与工人行动的相生关系，也即关注工厂政体对工人主体的塑造作用。这延续了马克思的思路。相反，华尔德的思路默认工人是经济人（利益主体）而不是政治人，只强调他们如何获取资源，却忽视工人的政治自觉，多少背离了马克思。但无论如何，新劳工史都丰富了对于工人政治主体的思考。

与马克思不同，波兰尼不认为制约资本主义只是工人阶级的事业，而是劳动力（工人）、土地（农民）和货币制度（国家）共同的事情。他指出，圈地运动以来的市场乌托邦主义要求把过去不是商品的人、自然和等价物（货币）统统变成商品，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生产要素运行完全由价格机制控制。然而如此这般也就毁坏了人和自然，因为人与自然身上一切不符合商品性的属性都要被压抑，比如土地上的风光和社区都被毁灭，仅仅变成一块可交易的地产，比如黑人被当作非人的劳动力商品跨洋贩运导致大量死亡。货币自身商品化则会危及生产组织自身，导致企业破产伴随金融危机此起彼伏。市场主义者往往指责市场危机正是人们拒绝彻底市场化而导致的，波兰尼则说彻底的市场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彻底的市场化就是人与自然的彻底毁灭，而人与自然一定会自发抵抗。波兰尼并不赞同马克思对阶级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实际共享了市场主义者对人类的“经济”视角。工人群体正是作为一个经济阶级出现在马克思笔下，波兰尼却认为“社会性”而非“经济性”才是人类最重要的本质。所以制衡资本主义市场的任务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社会保护运动，工会、劳动法、中央银行、生态主义都是其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也是，因为人性中被商品化剔除的情感、知识都在文学里避难。

今天基本不存在弃绝市场的社会，问题是怎样制衡市场。波兰尼看到由于市场自身的脆弱，当我们把一切托付给市场，则市场的每一次崩溃都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是社会为了弥补世界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极端性保护措施——法西斯国家“有意识地切断自己同国际资本、商贸和通货体系的联系，以便在认为自己可以拒绝政治义务时，减轻外部世界对自己的控制。培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便保证自己的长远计划所需要的行动自由……她很容易地掩饰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因为不管是华尔街、伦敦还是日内瓦，都不可能猜到纳粹的真正目标就是期待19世纪市场经济的最后解体。”终止一切政治民主，由国家绝对掌控国内经济，这虽暂时克服了市场灾难却带来另一种人类噩梦。波兰尼认为这正是绝对市场主义自身的悲剧。在两难处境之下，我们仍然必须思考如何制衡市场巨兽。

以波兰尼的眼光照耀这些新劳工史研究会发现什么？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市场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反抗和自我保护。殖民主义的实质就是市场全球化，毁灭亚非拉一切传统社区和文化以贯彻资本主义土地和经济制度。第三世界的反殖保护运动往往把自己也变成了市场国家，只是以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保护机构来控制市场避免动荡。中国革命在一开始就有不同理想，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思想里已经包含反西方资本主义的想法，试图建立另一种模式的现代文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一例。米文也指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未能展开，只归结为一些基本价值观却回避了模式探索。我想，如果学者们说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句话有具体意义，那么就可以指中国革命曾提供了一种超越一般保护运动的实践。

以此视角去看，华尔德笔下的新传统主义难道不就是一种整合了旧传统以期保护社会的机制？由国家计划指令操控的再分配制度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重返了波兰尼所谓古典时期的经济制度——以互惠、中央再分配、自给自足为特征？这种重返包含了什么新的因素，又因为何种不能克服的因素而最终失败？这种新传统在克服市场危害的同时又造成新的伤害（比如个性丧失，政治压制等等）。也许波兰尼没有重视，不仅是市场体制扩张造成伤害，与现代经济制度配套的科层管理、专业化等制度都是对人的否定。或许工厂科层体制下各种以私交为基础的 隐蔽互惠关系正是对“差序格局”传统的借用以形成庶民的自我保护？纯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社会保护已然失败，但今天失去单位保护的普通工人在直接面对市场和权力时遭受了更大伤害，这不能不令我们反思。

当加拉格尔看到“在缺乏政治变革和大范围私有化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不同所有制的劳动实践变得越来越相似，公-私划分在决定劳动实践时已不再重要”，这或许暗合波兰尼的观点——这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是世界市场与地方家园的对立。面对世界市场的压力，所以企业都被迫做出相近的反应。公私企业制度趋同化不是公与私任何一方的胜利，而是市场的胜利，同时必将伴之以市场的危害。米文提醒我们“在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结构下，资本不加制约的发展会如何摧毁与扼杀了这些萌芽与初声”，不过尚未从具体文化和社会结构出发展开讨论，而是诉诸于最抽象的公民意识，似乎扩张公民社会就能对抗资本主义。这也许给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课题：社会保护运动视角下的公民到底是什么？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公民内涵是否应该有区别？如今政治学领域流行一种把公民看作是在全世界和全部历史中都可以通约和挪用的主体之观点，排除一切具体社会语境。所以，抽象教条的“公民社会”观念是否正是排斥一切具体因素的世界市场的政治配套工程？这些问题都急待思考，本文尚无法展开讨论。

米格批评利益化的地方政府往往站在资本一边，使得工人权利进一步丧失。在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路下，如果政府发挥保护功能，往往又会被指责为反市场反文明的落后保守行为（比如新劳动法引起的争议）。这确实是个两难。在社会保护视野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究竟该怎么做？这将会牵扯出诸如民族国家、地方自治、多元一体大国模式等等诸多理论问题，都不是当下所谓普世公民理论所能涵盖的。

在米文中我们看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吊诡的是，如今这种批判往往被新自由主义或纯粹市场的思维模式渗透，比如王春光乐观地看到“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中国人口红利的日渐丧失让总数近1亿的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拥有了父辈未曾享受过的影响力与议价权。”这正是在市场主义供求观念下进行的讨论。若从波兰尼的视角出发，这只说明第二代民工开始完成自身的市场化和商品化，成为具有讨价还价兴趣的市场主体。而这恰恰意味着市场化的深入和危机影子加重。早有中国学者指出，比起第一代民工，回不去的民工二代才是问题所在（意大利学者阿瑞基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更从世界体系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波兰尼认为市场本应该从属于社会，但现在是社会从属于市场，危机由此而起。身处市场主义时代的我们想要跳出市场主义思维模式确实不容易，所以如何借助新的光源照亮事实尤其重要。

我赞同米文所言：“我们还应当尝试由微观结构与微观进程入手，从社会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去认识和解释宏观角度下转型时期的形象与本质。”但我们也同样需要从宏观入手去认识和把握微观角度下的细节与体验。当作者引用列宁的话“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时，应该会意识到列宁所谓的“正确”和“准确”描绘恰恰不是自然主义的细节描绘，更包括总体性的认识和激活。微观与宏观必然会相互生产，当总体性的光线照亮纷呈的细节，细节的反射也必将会改变这道光线本身。富士康那一个接一个从高楼上飘落的身影，每一个都有着自己的“点滴温凉、倏忽流光”，却又不应该仅仅成为文学式的“点滴温凉、倏忽流光”，布洛维的工厂政体视角使这些凋零的碎花具有了某种总体的启示，而总体性的关照也因他们具体的生命遭遇而丰富。裴宜理强调工人具体纷繁的地域、文化传统如何构成各种山头并影响总体政治，她没有强调的是：正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意识的总体性光线一度照亮并提升了这些具体性，使得工人政治免于永远沉沦在各种山头斗争里。我们必须追问总体性光线自身的问题并思考如何更新那道光线，才不至于浪费裴宜理们的具体研究。

波兰尼的这道光线自然也有其局限，比如，既然认为社会危机因市场主义扩张而起，也就默认市场主义兴起之前的世界为和谐，由此就模糊了那个旧世界的内在矛盾，犯了类似巴库宁看待封建庄园制的方法错误（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他同情被商品化的人与社会奋起反抗市场，但并不重视反抗者的政治自觉和解放激情，与华尔德一样只看到主体的日常利益动机。我觉得有些遗憾的是，波兰尼背后直接站着一位上帝，悲悯地关心人的“需要”。虽然他用人的社会需要代替了人的经济需要，但“需要”总是一种惰性的东西。马克思的理论却包含了一种超越“需要”的解放自觉，这自觉才是大写的“人”之属性。布洛维认为波兰尼的优点在于看到从资本主义外部发起抗争的各种势力——人、社会、土地和自然，预言了今天的生态主义，但是小看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威力，而马克思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内部的矛盾（剩余价值分析法）。他因此主张用马克思理论重构波兰尼理论，我想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问：自发的社会运动如何迈向自觉的政治运动？政治运动又如何才能广泛容纳而不是扼杀社会运动？

无论如何，超越式的自觉与激情都是一种催化因素。文学的力量就在于这种不死的激情。伟大文学的情感都不会停留于个人的需要，而米格的文章里就有这种源自伟大文学情感的光线在闪耀。这激情该落脚于何处？公民政治当然是一个不错的落脚点，却也是一个不小的限制，我想应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本文原载《书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