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童世骏

回答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问题，往往与中国模式有无普遍性的问题连在一起。但我想把这两个问题分开，先来看看发展模式的普遍性是什么意思。

一个当然的参照系是西方。西方的现代性被认为有普遍性有一定时间了，但后来发生了对西方的现代性的批判，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西方的现代性对非西方是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但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则说，西方现代性虽然只是多重现代性中的一种，但发生于西方的这种现代性模式结果扩散到全世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现代性依然有普遍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可以启发我们考察中国模式的问题。艾森斯塔这里所说的“普遍性”与类型意义上的或逻辑意义上的“普遍性”不一样，它是因果的、历史的，即先有一个特定的原点，然后从此扩散开去，发生普遍的影响。

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它即使没有类型意义上的普遍性，也很可能有因果意义上的普遍性，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是一个特大型国家。以中国的幅员之广、人口之众、传统之深，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对整个世界发生普遍影响。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它再怎么不可复制，也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在这点上，“中国模式”注定与“新加坡模式”甚至“日本模式”不一样。中国模式对世界是祸是福，与其他国家能否照搬没有关系。其他国家无法照搬，照样会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个大国。也就是说，在“中国模式”的两个方面即“中国”和“模式”当中，哪怕“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中国”也具有普遍性，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因果上的普遍性。

但严格地说，只要谈论“模式”，就一定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我们在讨论模式的时候，总要进行概括，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因为如此，所以那般”，甚至是“如果A，那么B”。要注意，这是一个假言判断，而在假言判断中，条件（A）和结果（B）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具有普遍的有效性的。即使在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中国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这个假言判断的前件是假的，但只要这个判断后件同时也是假的（也就是说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发展结果），这整个判断从逻辑上说就仍然是真的；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和地区讨论这个问题，你都要承认这个判断是真的。因此，中国模式能否总结出来，与中国模式如果总结出来的话是否具有普遍性，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既不能因为没有普遍性而否定它存在，也不必为了要肯定它存在而主张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不一定有普遍性。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问题还可以从构成中国发展的各个要素及其组合方式来考察。中国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包括很多要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个：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广义来说，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发展”可以一直追溯到鸦片战争；从那时起直到十七大和最近的五中全会，民族复兴都是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的主题。鸦片战争开始出现的民族危机，激励中国的仁人志士奋发图强，救国救民，为此首先想到的是现代化；后来发现现代化不成功，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后来又发现，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也不行，两者要结合起来才行。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推动的改革开放，就开始于意识到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者必须结合之时。以这三者综合为起点所展开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由于社会主义加现代化的成功，我们今天可以说中国人民不仅终于站立起来，而且可以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了，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回到了民族复兴的主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模式的主要背景。

在上面所说的整个过程中，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三者互为体用，也就是说既互为手段，又相互诠释。比方说，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具有被用来实现民族复兴目标的工具价值，而同时也具有对民族复兴这个目标进行重新定义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在当今中国，不仅在思考“中华民族该如何复兴”的时候，而且在思考“中华民族之复兴该如何理解”的时候，我们都不能离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大主题。反过来也一样：在当今中国，追求单一的现代性模式，就像回到纯粹的本土传统一样，既不可行，亦非可欲；在当今中国，民族个性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素，就像社会主义已经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一样。同样的关系也存在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当今中国，追求现代化目标却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视而不见，建设社会主义却把现代文明成果拒之门外，都不仅会妨碍其所持目标的真正实现，而且会造成其所持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匮乏。

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存在着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在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个方面的互为体用的关系当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明显的特殊性，也可以看到明显的普遍性。这三个要素要同时具备，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因此中国发展一定是特殊的。但是就每个要素来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具有相当高程度的可比性，就此而言中国发展又是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复兴或民族独立，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发展中的这每一个要素都可以在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中找到，但这三个要素汇聚在一起，而且以中国的这样一种方式结合起来，则显然是独一无二的。

我上面讨论的问题是，中国模式如果存在的话，它是普遍的还是特殊的。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中国模式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不愿意做出过于简单的回答。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作为中国发展的参与者，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任何判断，都是不仅是一个客观描述，都不仅具有认知意义，而同时也是一种主观态度，具有实践意义。中国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我们基于现今阶段的发展状况做出的理论概括，都具有复杂而重大的实践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甚至不妨说，重要的不是有没有中国模式，而是有没有对中国模式的恰当讨论。或者说，中国模式之争的核心问题不是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而是我们能否通过讨论“中国模式”而在中国发展的上述三大主题之间形成新的平衡，在分别侧重这三条线索之一的人们之间达成新的共识，并且使整个民族在未来发展中既具有更高的自信心，又具有更强的自省力。中国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已没有理由缺乏自信；但中国发展来日方长，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自省。中国模式讨论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同时提高自信心和加强自省力，对这个宝贵机会，我们一定要认真用好。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