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商业化与新闻幻象化-李希光
作者：李希光 来源：
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传播学教授兰斯?班尼特的《新闻业：幻象政治》一书中指出，新闻的驱动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作者批评当今商业化的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大怪兽，其特点是“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而且大量的软性新闻正在远离政治。他尖锐指出媒体喜欢一哄而上，喜欢群起而攻。他提出未来的公民要摆脱媒体的束缚。（右图：李希光）
《新闻业：幻象政治》在中国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和媒体商业化的时刻出版中文版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本书一开始就引用了美国著名记者和学者汤姆?罗森斯代尔和比尔?卡瓦奇的一段话：“记者的职责就是要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并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管理。但这一过程正面临着危险……随着新闻界越来越成为展现冲突的讲坛，人们已经开始渐渐游离于新闻……这类新闻报道倾向于走向极端，却不能为公众提供可靠、有效的途径以便了解和掌握这个世界。”
商业化的媒体
饥肠辘辘的商业化媒体→→个人化、戏剧化、片面化
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什么是媒体？从传统的定义来讲，谈到媒体，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媒体的喉舌功能或者说，媒体是社会的良知，没有一个健康的媒体，就没有一个健康的社会。但是，在媒体越来越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今天，媒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大力提倡市场化和媒体产业化的今天，毫无疑问，媒体就是一个商业企业，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媒体无所谓喉舌作用或是社会良知的功能。如果媒体还这样标榜自己，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目的是商业企业的最终追求——为了利润和底线。
媒体作为一个商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差别在于媒体是一个饥肠辘辘的商业企业。媒体每天要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时每刻地要寻觅猎物，喂饱肚皮。如果我们看看媒体每天追求的头版照片、封面文章、追求的独家新闻、追求的专题报道、追求的轰动丑闻，一切都是为了追求和别人不一样的新闻，独家的新闻报道、名人丑闻、明星绯闻，一切的目的是获得最高的收视率、最高的发行量、最高的点击率，最终赢得广告商投来的滚滚财源。
媒体对记者编辑投入减少→→很多新闻没有经过认真核实
我们再讨论一下在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今天的记者充当何种角色？
20年前，当我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地认准新闻媒体的功能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记者代表着社会良知，新闻的根本原则是真实性、准确性、平衡性。但是，今天当媒体变成了高度商业化的企业时，我们是否还可以按照传统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义给记者定位？
今天，一些新闻学院把传统的培养新闻记者的目标，修改为培养传媒人才。更多的新闻学院把本应该是商学院开设的媒介经营管理课程搬到到了新闻学院。未来的新闻记者在一走进今天的新闻学院课堂，就弄不清新闻价值与商业价值的界限在哪里？弄不清新闻与媒体的差别在哪里？应该承认，一些坚守新闻核心价值要素的新闻教育工作者不顾媒体的商业化大潮，在课堂上坚持传承新闻学的崇高理想和信念。
但是，理想终究不等于现实。商业媒体社会里，记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仅仅为养家糊口而日夜四处奔波的人。为什么这样忙碌？媒体作为一个高度商业化的企业，其投资者和所有者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就是要想方设法用最低的投入和成本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最有效减少投入和成本的办法就是减少媒体人力资源的投入。如何减少人力资源的投入呢？广告和发行人员不用减少，因为多半媒体对广告发行人员不发工资，这些人是靠销售提成。唯一减少的人员投入是记者编辑队伍。用最少的编辑记者数量和投入获得轰动的封面文章、丑闻报道和独家新闻。
新闻媒体的卖点是新闻的真实，媒体出售的商品是真实。与此同时，媒体的竞争点速度和时效，要求记者在第一时间报道。媒体对记者编辑投入减少意味着很多新闻没有经过认真的核实程序。记者往往是听到风就是雨。
新闻的变异
媒体的封面、头条不会关注毫无轰动效应的狗咬人新闻
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人咬狗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反常的是新闻，正常的不是新闻。我们身边天天发生的事情不是新闻，我们身边极少发生，甚至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是新闻。我们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短信每天热衷于报道并大量报道的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性丑闻、恐怖袭击。但是我们认识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领导下属中有几个是被罪犯或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他们又多少每天遭受恐怖主义分子的侵扰和袭击？事实上，他们中每天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就业、污染、住房、贫困、疾病、腐败等的威胁。他们中更多的人是被乙肝、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血吸虫病、艾滋病、流感、肺结核等疾病夺取了生命。但是媒体的封面、头条不会关注这些毫无轰动效应的狗咬人新闻。（右图：新浪错误报道女排事件）
新闻媒体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呢？从传统的新闻学讲，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知晓他们与他们自身的最大利益和现实生活所需密切相关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真实情况。
远离公共事务和现实政治→幻象新闻
今天打开中国任何一家畅销的报纸、如都市类报纸，一张来自拉美或中东的血腥的死人照片或者一个美国影星或韩国影星的玉照占据了一整版。这种图片跟中国当地读者的现实生活，如当地人民群众的健康、看病、就业、生活环境、污染状态有任何关系吗？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媒体社会里，报纸种类越来越读、报纸越来越厚、电视频道越来越多，而读者和观众对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了解得却越来越少。
有人相信，高度商业化的媒体会满足人民的知情权。现实是不是这样？媒体的高度商业化给中国新闻界带来了一种新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带来的新闻报道的视角和焦点正如《新闻业：幻象政治》中指出的当代媒体的特点是追求丑闻化、片面化、脸谱化、简单化、戏剧化，很多人只看到了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卫星电视、网络媒体、短信、QQ、厚报给媒体的投资者带来的大量利润，但是没有考虑到给社会普通大众带来的负面效果——信息过剩和垃圾信息，而且正在远离我们身边的世界，我们每天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轰动的新闻多半是远离公共事务和现实政治的幻象新闻。
广告的剧增→报纸版面的增多→→垃圾和虚假信息的泛滥
今天，中国一个大城市有十几家、几十家，甚至上百家报纸，而且一张报纸厚达几十个版面。报纸的存在不再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对政府和工商企业舆论监督，办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告商的需求。编辑记者不再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只不过是为报纸的广告版填补空白的人。新闻编辑部名义上是独立的，事实上已经成了报纸广告部和发行部的一部分。没有广告的支持，报纸是生存不下去的。一份报纸的印刷成本高达三块钱，零售价可能就三毛钱。中国的办报模式已经到了送报纸，卖广告的阶段。由于广告的剧增，报纸版面的增多，垃圾和虚假信息也跟着泛滥。很多媒体为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减少编辑记者队伍，新闻报道失去了守门员。传统新闻学认为，具有高度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感的编辑记者作为新闻的守门员，可以保证印在报纸上的信息或者广播出的信息必须是准确的，经过核实，同时确保这些信息对公众重要的，与公众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媒体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每篇报道不可以缺少核实。
媒体的日趋商业化和争抢第一时间报道新闻→大量偏离新闻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坏新闻涌现
但是，今天的媒体提供给公众的信息不是以公众需要看为标准，而是以读者和观众想要看为标准。只要能抓住读者和观众的眼球，或者能够强在第一时间报道，媒体不在乎新闻的核实。结果是，报纸越厚，频道越多，信息量越大，虚假新闻越多。
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社会里，人们的注意力在大大缩短。过去观众可以坐在一个电视频道跟前，把一栏新闻节目从头看到尾。今天不是这样，人们手握遥控器，一个个频道换，直到出现一个名人的画面、暴力的场面、搞笑的谈话、色情的图像等。结果广告商为经常会看播出这样内容的媒体节目提供大量的赞助或特约播出。这样的画面、谈话的画面泛滥使人们的注意力缩短，人们只关注能抓住眼球的血腥、色情、搞笑、丑闻的画面和内容，对他们身边应该关心的自身问题，如当地民工的基本人权问题、离退休职工的医疗看病问题、大学的滥收费及质量问题等，人们不特别关注。人们关心自己命运的注意力在缩短，而关心他人丑闻的注意力在拉长。报纸和电视甚至血腥场面能够吸引眼球，一旦地球上某个角落发生了血腥事件，媒体会放弃有关我们身边的事务的报道，而转向他人的战争报道。中国的报纸、电视和网络每天几个版、几个小时地报道发生在中东、车臣的战争，而忘记了中国人自己的战争——与身边的贫困、疾病、污染、缺水干旱、沙漠化的斗争。
媒体的日趋商业化和争抢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促使大量偏离新闻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坏新闻涌现——新闻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随意猜测、片面报道、煽动仇恨、人格谋杀、低级庸俗等。
坏新闻：几个案例
大多数人的生活中都是正常的，反常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商业化媒体需要反常的东西。如果在日常采访中找不到反常的新闻，就设法策划反常的新闻（人咬狗新闻）。今天商业化媒体上的新闻不是报道出来的，而是策划出来的。从原则上讲，新闻应该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策划是什么意思？策划是根据广告商和受众眼球的需要，甚至根据读者生理反应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读者现实生活的真实需求，去策划新闻。在这种眼球经济的推动下，很多媒体忘记了新闻的基本道德标准。
情感疲劳→→失去同情心
传统新闻学到的要求，不可以把人的尸体照片公然刊登在报纸上。不久前，北京的一家娱乐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刚刚从河里打捞上来的一具尸体的大幅照片。在南方的一家商业报纸上，竟然醒目地刊登了几个人把一具白布裹着得自杀者尸体从一个墙洞里塞出去。这些照片可能满足了那些喜欢看热闹读者的好奇心。但是，记者忘记了人的尊严。如果死者的父母妻儿看到了这种照片是什么感觉？如果这具尸体是你的父母、你的亲人、你的妻子或你的女朋友，你是什么感觉？我们的公众读者在商业化媒体的浪潮下已经被培育成了把死人当成看热闹的儿戏。
在新闻学上有这样一个原理叫做情感疲劳。什么意思呢？如果人们看死人看的多了，就象人们对待感冒病人一样，感冒多了就不在乎了，就会人的伤亡失去同情心。（右图：央视主持人发“自律”倡议）
争抢读者的眼球→→未核实的猜测性新闻
媒体的高度商业化给新闻界带来了另一个令人悲哀的景象：猜测性新闻的大量涌现。2004年8月2日，中国几百家都市报和晚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县廉政办主任跳楼身亡》。普通读者看了这篇报道的前三段，会相信自杀者就是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但是，仔细分析这篇报道，就会发现，记者在这600字里对自杀者所有的指控来自6处匿名新闻源和5处推测，没有一个有名有姓的权威新闻源，更没有一个证据。媒体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全世界都知道，唯独中国的媒体不知道：第一要核实，第二要有真实的有名有姓的新闻来源。《纽约时报》编辑记者守则有这样一条规定：我们不允许匿名信利用我们去散布攻击真名实姓人的材料。读这样一篇匿名报道跟在聊天室里看匿名网贴有何区别？
炒作自杀新闻是新闻伦理所不容。而这篇报道硬是把因病自杀的一个县里的科级干部往腐败嫌疑人的队伍里塞。这篇报道真可以收进中国2004年最糟糕的新闻作品集里。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都市报和晚报都刊载了这篇报道，至少有486家网站刊载了这条劣质新闻。难道这些报纸的记者编辑都没有受到多人和职业操守的培训？
后来，当记者与死者生前单位及亲属核实后，发现这是一篇失实报道。报社本应就这起失实报道及时向有死者家属和读者道歉，并发表更正，以体现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满足公众知晓真情实况的权力。但是，这家报纸并没有真诚地更正和向读者道歉，而是刊登了一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评论《“廉政官员之死”与真相发布》。一个读者对这篇文章在网上批评道：“别小看‘廉政官员’四个字，这可是很高明的编辑手段，从‘廉政办主任’过渡到‘廉政官员’，似乎天衣无缝，让读者意会到原先的报道并未失实。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为什么要急于抢着发表？还不就是为了抢先吸引读者的眼球！”
真实成为速度的牺牲品→→坏新闻的涌现
高度商业化和娱乐化媒体的运作模式可以简单称之为“尖叫原理”。即当人们展开今天的报纸或打开电视的新闻报道，会尖叫一声：“哇，他出事了。”“哇，他跟女人上床了。”“哇，他自杀了。”尖叫原理追求的就是通过煽情的故事和炒作名人和丑闻，抓住受众的眼球。
《新民周刊》是一家有一定品位新闻周刊，也是中国三大名牌周刊之一。这样一家主流周刊在选题、封面文章上更应该关注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需要相关的问题，如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人民健康等等。但是，《新民周刊》却在2004年的夏天刊出一篇题为：《赵饶：谁招谁》的文章，并将赵、饶的漫画与文题作为封面。中国媒体商业化带来的娱乐化趋势显示，老百姓越爱看的新闻，往往越是与他们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的新闻。为什么人们突然会关注赵饶的案件，媒体报道的是一种事实还是情绪？显然是后者。当全国的新闻兵团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两个人是否发生了性关系上时，谁还会关注其他更加重大的问题呢？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人民健康公共事务。
很多媒体现在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寻求新闻公正和社会公正，而是借名人的名字使其采访和制作成本降低，发行量猛增，获得更多的广告，赚取更多的利润。这就是媒体商业化的运作原理。（左图：媒体对演员傅彪病情的关注给他及家人带来了困扰）
新闻出售的是真实的信息，而媒体竞争的是速度，即时效。新闻界往往把真实和速度同时视为好新闻的标准，但是，真实和速度又是一对矛盾：真实成为速度的第一个牺牲品。媒体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在第一时间报道假新闻。全国有上千家报纸和网站在显著位置刊载了有关中央电大停止成人招生的新闻。这是一条由北京的一家娱乐性报纸的记者根据个人的推测编写的假新闻。第二天全国人民从网上和报纸上一夜之间都相信中央电大要完蛋了。当第二天，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要求媒体更正时，为时晚矣。在激烈竞争下的商业媒体最不愿干的事情就是更正错误的新闻。即使有个把报纸最后刊登了这个更正消息，其关注度和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根本无法与其刊载的假新闻相比的。
新闻记者最不该做的就是猜测。传统新闻学要求记者要核实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事实，而且至少要向两个方面核实：一是跟当事人核实（打一个电话给中央电大）；二是跟权威部门核实（打个电话给教育部有关部门）。但是，媒体的各层编辑没有核实新闻的愿望和动力。媒体觉得中央电大有“名牌效应”，炒中央电大关门的新闻跟炒赵忠祥的“名人效应”同样省事、省时和省力，又能抓住受众的眼球。所以媒体商业化炒作的是名校、名人，但是对于那些真正有钱有权的人也不敢炒作，而是炒作那些没权没势的名人。这样做可以规避政治风险。
中央电大假消息刊登了那么大一块，真消息刊登了这么不起眼。而且，大部分刊登这条假新闻的报纸，根本就没有刊登这条更正。难怪有人批评我们的媒体变得越来越不厚道，缺乏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事实让位于观点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冷战年代，政治新闻本身可能是某种公共娱乐的源泉。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更多强调个人发展、个人享受和个人娱乐，人们的兴趣正在远离政治和公共事务。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把一张报纸从头版头条看到末版末条，或者把电视新闻从头看完。今天媒体的产业化越发达，公众越是星星点点的获取新闻。早上起床听广播，上班路上听交通台，晚上下班后再看一下晚报或者上班时抽空看一下今天的网页，更多是看标题，如果这个标题不耸人听闻就不会点击，即使内容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工作，对于你孩子上学、父母看病很重要，也不会点击。今天人们更关注的是娱乐新闻、股票行情、体育新闻、名人丑闻、明星轶事和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名人丑闻跟你到底有多大关系？跟你的政治生活、跟你寻求民主自由的理想、跟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究竟有多大关系？商业化的体育新闻如NBA、欧洲杯跟你个人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有多大关系？名人的丑闻的真相究竟与公众的现实需要什么关系？但是，为了留住受众和读者，越来越多的媒体把新闻作为娱乐来报道。
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
关于新闻的定义，可以有成千上百种。公认的定义是：新闻是事实，不是观点。但是，今天，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吸引读者，把新闻变成谈话、把观点当成新闻。从福克斯、半岛电视台、凤凰卫视到中央电视台，到处是谈话节目。如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有话天天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央视论坛》、半岛电视台的《谈话无边》、《每周档案》、《阿拉伯视点》、《只准妇女看》、《言论无限》、《不只一种观点》、《反方向》等。这些都是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如果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个商业化最好的运作模式。一两个人坐在那儿谈新闻，把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变成一个新闻谈论栏目，在节目制作成本上大大降低。假设付某人100万元年薪，每天请他在演播室里做一个小时的新闻谈话栏目，好像电视台付了很大一笔钱。但是，如果把这一小时的新闻谈话节目变成一小时的新闻报道节目，电视台每天的投入就不下100万元。一条电视新闻报道的播出时间平均是45秒，一般不会超过1分钟。一小时的新闻报道需要60条新闻来填补时间。每条电视新闻报道通常至少不要编导、摄像、灯光、录音师等至少两个记者出差到世界和中国各地新闻现场采访报道，其采访、差旅、工资、翻译、器材等费用要一两万元。这样算下来，新闻报道节目一小时的成本一天就100万元。新闻不是靠记者个人谈出来的，是靠深入采访新闻发生地、新闻当事人、权威部门和权威人士报道出来的。新闻是历史的记录，记者不应该发表观点，记者是只可以报道事实不可以发表观点，今天越是有名的记者越是发表观点，而不是报道事实。
用激怒受众来赢得关注
从传播效果看，媒体为什么宁愿发表观点，而不愿报道新闻？任何新闻发生后，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观点，或高兴、或愤怒、或悲伤。媒体在这个时候惟有发表那些符合大多数观众情绪的言论和观点，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观众（当然也获得了广告的支持）。新兴的商业报纸主要靠两种模式来抓住读者。一种是那些娱乐性的都市类的市民报纸，报纸头版主要依靠暴力场面、血腥画面、名人丑闻、明星偶像等煽情的画面和标题吸引读者。另一种是较严肃的商业性报纸，通过每期在头版刊登精心策划的本报主笔的大块言论或评论来吸引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环境中，媒体需要的是眼球，媒体最能激发公众注意力的方法是让公众愤怒、不断地生气。今天报纸大量刊登言论和评论性文章正是用激烈的情绪来激起公众的情绪和愤怒，换来更多地关注。媒体不再是靠事实来引导公众，而是靠情绪来引导公众。媒体忠于的不再是事实真相，而是公众的情绪。新闻策划就是一种利用和操纵公众情绪的一种手段，策划人尽量按公众的感情制造观点和言论。如果公众讨厌某人物，策划的言论和观点使公众更加厌恶这个人物。如果公众对某一件事情愤怒，策划的言论和观点只能让公众情绪火上浇油。如果事实真相是违背公众情绪的并与公众的期望相悖的，那么，媒体就不报道事实，只发表符合公众情绪的观点。（右上图：凤凰卫视的时评谈话节目打造了曹景行、阮次山等一批“知道分子”）
事实真相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
最有勇气的新闻记者不仅要独立于政府，更要有胆量独立于公众情绪、独立于媒体的商业压力、独立于与发行量的压力、独立于广告的压力。毫无疑问，如果你的报道违背公众的情绪，与公众的期望相悖，公众就会对你的报道不满。但是，事实真相有的时候并不是跟着公众情绪走的。但是，记者如果触犯了众怒，就等于触犯了报社老板，等于触犯了广告商，如果记者缺乏强有力的人格尊严和人权保障，他如何能在新闻报道中坚持平衡和中立的立场。一个记者如果没有基本的劳动保障、收入、尊严，你如何制止他去搞有偿新闻？如何确保新闻的公正？正像一个法官，如果不是一个终身法官，他如何能在法庭上做到完全的公正？正像一个教授，如果他不是终身教授，他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他如何敢于挑战同行和权威？一个好记者如果不给他一个当记者的尊严、身份和保障，他如何能做到新闻公正并获得摆脱各种压力的新闻自由？
新闻的两个层次
今天的媒体上新闻、事实、传言、个人言论甚至虚构的故事混杂一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公众难辨真伪。结果，传统的公共新闻学让位于商业化了的新闻学。这种商业化新闻学正在改变公众对新闻的界定和公众的新闻价值判断。在今天的媒介文化里，如何认识新闻？新闻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广大读者或观众的日常生活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多半属于狗咬人的新闻；第二个层次是与广大读者观众生活、工作、就业、健康、教育等根本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多半属于人咬狗的新闻。打开我们的报纸和电视，我们会发现每天最突出报道的、反复播放的、观众或读者最喜欢看的是发生在另一个土地上的暴力、恐怖主义、性丑闻、选举闹剧、战争等。而这些内容与当地和本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商业利益驱动下来的媒体关注的是第二个层次的新闻。第一个层次的新闻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群众知晓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重要信息，如公共健康，公共安全、生活环境等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所有这些问题和政策对于商业性媒体本身来讲，很难进行抓住公众眼球的商业炒作。所以，今天媒体轰轰烈烈报道的新闻往往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不相干。
中共党报能否靠第一层次的新闻生存、发展和壮大？
今天很多商业化报纸的背后老板恰恰是党报，他们是党报下面的子报。今天的很多党报是不赚钱的，主要依靠子报补贴。从这个意义上看，党报上刊载的党和政府的主流声音和严肃话题需要其子报上刊载的第二层次的新闻如娱乐丑闻、甚至性话题赚钱支撑和养活。（左图：人民日报等五种党报进入报亭）
中共党报能否靠第一层次的新闻生存、发展和壮大？如果党报能开始真正的新闻改革，用一种崭新的新闻学理念毫不松懈地密切跟踪政府领导人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第一层次的新闻），把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人物发出的信息和所作所为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公众，党报同样可以赚到钱。在今天的新闻文化中，本应代表公众利益、以报道公共事务、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为己任的党报却正在公众中失去阅读的市场。所以出现了子报养党报、下流新闻养主流新闻的怪现象。长期下去，生存在这种媒介环境里的中国读者和观众就会把那些与他们没有利益关系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想要看的新闻，而把那些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报道不当成他们需要看的新闻。
争夺下一代精英 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
未来主流媒体与新兴商业化报纸的竞争与其说是商业竞争，不如说是争夺未来的人才，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种人力资源的配置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争夺下一代精英。无论是《人民日报》或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它们未来的生存在于它们能否拥有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下一代优秀聪明的年轻人和未来社会的精英。要让这些人感觉到值得花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并接受这些媒体的议题设置；第二，争夺优秀的新闻人才。一个低工资，甚至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工作没有创新、创新不受鼓励，作品得不到读者观众欣赏的记者，如何跟享有高工资的商业报纸的主笔和首席记者竞争呢？面对这样一个激变的媒体环境给中国的主流媒体、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统的主流媒体提出的挑战呢？面对萎缩的传统主流媒体，各级党报能否勇于面对这样的现实，勇于进行扎扎实实的新闻改革，而不是空谈口号、理论，从满足最大公众利益需求和知情权出发，创造一个新主流媒体的环境、开拓一个新的出路。
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窘境
曾经有人问我：如果你现在是中国一家媒体的总编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强化新闻工作的忠诚感和自豪感
中国媒体的投资者、老板、老总们，每年热热闹闹的开会研讨，充满了对前途的希望和自豪感。但是，他们的雇员是普通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在商业的大潮下，已经失去了这两种感觉。如果我是一家报纸的总编辑，我就要把新闻工作者作为媒体的核心人才。但是，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自己生活奔波养家糊口的人。
最近的一项网上调查表明，中国大概有近百万新闻工作者或者媒体从业人，43％的这类人群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干了半年，也没有人发给他工钱。其生活和工作的窘境不比那些在北京打工的民工好多少。有一次我跟一群记者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报道温总理为民工讨工钱。旁边一个记者发牢骚说：“总理何时来帮助我们记者讨工钱？”笔者曾经问一些媒体的老总，为什么不跟记者签劳动合同？许多报社老总或电视台制片得意地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跟他们签劳动合同？不签合同，我一年可以省几千万元。”
没有劳动合同和固定工资的记者意味着他们没有身份、没有社会保险，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稿子或片子刊播。否则，他这天或者星期就没钱吃饭，没钱付房租，更没钱去找女朋友。要想让自己的稿件和片子被采用，必须做得比别人好。好报道的标准就是抓住编辑的眼球——丑闻报道、名人新闻。丑闻做得越大、名人做得越响，被采用的篇幅就越大，报酬就越多。结果在这种媒介环境中，公众看到的新闻就越来越离奇，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
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界民工
我们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界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调查显示，他们中享受病假的占10％、享受产假的占7％。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记者们疲于奔命，工作辛苦，而与此同时，媒体老板为了省钱，新闻编辑部人手不足，老手匮乏。为什么媒体不愿意雇用年纪大的记者？媒体老板不仅担心老记者动辄要核实新闻、平衡新闻、反对新闻炒作，同时也有经济上的原因，雇用一个资深记者每个月可能付一万元钱，而雇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两三千元。如果用一个新闻实习生，一分钱都不用出。由于大多数年轻一代的编辑记者生活在这种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年薪和固定月薪，越来越多的记者主要收入是靠稿费收入，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新闻报道的煽情、片面、忽略、夸张、创造。结果是，记者活得越来越痛苦，新闻报道的质量越来越低劣，而媒体老板过得越来越安逸。
记者的低龄化趋势与新闻肤浅化
今天中国媒体的普遍现象是：记者们年龄偏低、报酬低廉、处境悲惨、饥肠辘辘、每况愈下、没有晋升、没有前途。调查发现，超过半数的记者编辑是28岁以下的年轻人，记者的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中国有300多所新闻学院，为中国记者低龄化提供了人力资源的基础。这意味着中国的媒体每年可以无偿地得到大量的新闻实习生而不是有偿的新闻记者。实习生干了一年半载后，要毕业了，跟实习的报纸要工作，报纸可以找借口说，“你不合格，没岗位，你走吧。”等这个实习生一走，马上又找来一个实习生顶上前面的那位。（右图：抢新闻的记者们）
不错，记者低龄化和使用实习生可以节省媒体大量的开支。但是，新闻工作者是与人和社会打交道的，人类社会非常复杂。新闻记者所需要的那一整套思维、调查、写作方法是靠多年的磨练形成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厚的生活阅历、广博的知识积累的实习生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能否非常准确地表达那些通过深入采访和思考挖掘出来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正像做手术的外科医生一样，不是说一毕业，就可以动大手术。我们看看西方的电视，记者干到70岁，满脑袋白发，还在那儿当记者，跑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而我们电视里更多的是俊男靓女。在这两者中，哪一个年龄段的记者写的东西更深刻、理性、平衡？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某些报纸开始模仿香港某些报纸的办报模式，5个记者竞争采写同一事件的报道，5篇报道选一篇。如果被选中，5个人的工资全给他一个人。结果是，为了超越自己的同事，许多记者想尽办法挖掘别人挖掘不到的细节。如果当事人没说这句话，但是，记者为了报道引起轰动效果，就去编一句话；如果被采访者在讲话中没有这个意思，记者为了加强轰动效果就加上这个意思。
从新闻职业道德看，记者的角色是信息的邮递员，应该忠实的传递信息，他不忠于任何人，他只忠于事实。准确是媒体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由于媒体的市场化需要，广告商所需要的眼球，身处生活和工作窘境的记者在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集团的角斗中，很难成为忠实传递信息的邮递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