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量化的世界

纽约人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从未上过经济学的相关课程，他大学攻读的专业是文学和哲学，拿到了英语文学硕士学位。然而，正是他和上司、标准普尔全球主权评级主管比尔斯，以及副手、美加地区分析师尼古拉斯万一起，缔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美国债信评级下调大戏。

这幕大戏意味深远，背景复杂，它显示了如此一幕景象：我们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彻底突破了“经典力学”框架的“量子时代”，是一个难以量化的世界，难以预测的世界。任何原本被视为稳定或者线性的结构，被视为难以撼动的准则，都随时可能像巍然保持了百年AAA级信用的美国国债一样，轰然破碎，而直接缔造这种破碎的，不再是拿破仑或者希特勒，而是钱伯斯这样不会在史册上留下记号的人物。

沙堆与梦蝶 1998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伸出援手，欧元计划提出快一年，道琼斯指数创出新高，债权利差变得越来越小，亚洲金融危机看起来已经过去，市场一片安宁祥和气象。

当时声名赫赫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发言人带着得意之情向外界描述：根据他们的模型，该公司管理的资本，无论如何不会在单日内亏损4500万美元，而一个月内亏掉公司管理资产的40%——也就是能立即导致清盘的风险——为10个西格玛事件。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地球被小行星撞击毁灭的概率也大于这家公司清盘的概率。

然而，事实是，7个月之后，LTCM一天就亏掉了5.53亿美元，并在一个月内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净值！

这是一个标志，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正是从那个时代起，因为金融市场链接、互联网、洲际贸易、国际分工合作、文化和宗教冲突等等因素，合成了一个充斥着“肥尾”和“沙堆”的世界。这也是一个难以用经典政治经济框架来预测的世界，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都不曾预料到的世界。

事实上，以今天的眼光倒视之，那些缔造出次贷危机和美债危机的华尔街量化交易程序，无论从理论框架、模型演进，乃至溃败的步调，都未跨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阴影。因为，他们都在沿用一个共同的思维：用一部分精英人类的理论和计算手段，量化并预估这个世界的变动，从而把握并获得稳定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共同结局是，收获了一坨坨大小不一的“黑天鹅”。

今天的世界跳出了种种预设的时空和逻辑框架，这是乔舒亚·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里的核心观点，也是我们观察最近一系列事件的最佳出发点。这一系列事件包括而不仅限于：标普大战美国政府；挪威杀人狂激进作案；英国突发群体性癫狂骚乱；欧元区三个和尚没水喝濒临崩盘等等。

正如《不可思议的年代》所说：20世纪科学研究的经历就是不断地失去确定性。很多事物都从真实的、机械的、客观的、确定的，变成了虚幻的、不可预期的、主观的、相互影响的。

这种感觉让我们时常体会到一丝庄周梦蝶的感觉：每当感觉到已经穷尽了某个事态的全部变化时，突然发现，这只不过是刚开了个头而已。而每个事态都会有雷默描述的“沙堆现象”，即看上去每增加一粒沙子，对沙堆都毫无影响，但总有那么一粒沙子，会让整个系统轰然崩溃。

越地震，越要着地 我在新浪微博和知乎上都创建了以财经观察为特色的账号，故此在美债评级下调后的数日，不断收到一些读者的询问，大多数关心这个问题的人都对两个现象感到好奇：第一，为什么美国国债的评级下调，会让中国股市跌那么多？第二，为什么美国国债出了问题，美国有可能重开印钞机，中国还要持有甚至继续买入美国国债呢？

这并非技术性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围绕你采用何种观察框架展开的问题。假定你用静态的经典的投资模型来考虑此事件，那么很简单，中国股市是被“错杀”的，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借此崛起称霸，而中国主权财富管理者应该毫不犹豫地清仓美元。

然而量子式的思考框架是：假定所有的大小经济体是一列列开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它们

大小不一，快慢有序，而作为所有债信评级基础的美国国债，有着天量的利率互换、保险、抵押以此为基础展开，它事实上并非一辆特别大的汽车，而是路面！当路面发生抖动，即是地震，当地震来临，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没错，是更急迫地让双脚踏足地面——越是在基础不稳定的环境下，基础的价值就越高。

缔造这场地震的源头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沙粒”。美国国债近百年来维持AAA级信用等级，标准普尔也是干了100多年评级的“圈内人”，早非度日如年的莽撞少年了，即便美国在次贷危机后形象受损负债高昂，其实也早就被国际社会默默接受了。标普突然冒出来大战美国政府，其突变性，不亚于奥巴马成为首位黑人总统。

更关键之处在于，当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钱伯斯发布了这个消息后，尽管美国政府暴怒抵制，克鲁格曼 伯南克 巴菲特纷纷公开反驳，却丝毫不能减缓全球市场的连锁崩溃。仿佛这正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结构走向倒塌的那粒沙砾，因为，尽管吃够了苦头，全球的金融杠杆们依然交织参差互为标的，尽管大家都深知评级机构的不靠谱，为了赚钱，却依然必须在有限的几个评级系统中构建金融巴别塔。于是，当地根松动，地震不可避免。

这些现象无不印证了“沙堆理论”的描述。当全球的政治经济生态千丝万缕地交织，货币流动性深深流淌在每个毛孔之中时，没有任何个人或者组织，有能力抽丝剥茧，看到每个事件会对世界造成何种影响力，因为根本就不能确定，这次堆上去的是否就是那粒要命的沙砾。

美债评级下调，受挫败最伤的居然不是那些持有美债最多的主权基金，居然直接导致美元的最大竞争对手欧元的濒临崩溃，这种传导机制是经典框架体系内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的。

黑人和白人 201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英国平均每位亚裔被盘查的次数高出白人6.3倍，而黑人更高出26倍。英国著名黑人作家哈维（Darcus Howe）的儿子也被盘查过，他在伦敦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后接受BBC采访时，愤怒地宣称：“这是黑人青年的起义！这些警察和政客，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会发生。”

这样的表达，是否让人感到很反讽？自从伦敦申奥发生群体性活动后，英国警方大大加强了保安力量，增加了“截停搜身”（stop-and-search）模式，结果直接导致了托特纳姆等地区的白人警察与少数族裔严重对立的情绪。同样的矛盾，我们也屡见不鲜。美国在9·11后加大了全球的反恐活动，投入数千亿美元军事开支后，直接结果就是恐怖组织成员数量增长了数十倍。

在挪威这样一个人口仅仅500万的高福利国家，国家为了显示自己的安定和谐，曾经向一只企鹅授予军衔，表示自己不可能参加战争，居然发生了耸人听闻的杀人狂事件。作案者写了大量博客和推特，声称“欧洲独立”，反对多元文化并存，尤其反对伊斯兰文化，认为“西方危在旦夕”……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这名凶手屠杀掉的人，绝大部分是白人。甚至连荷兰极右翼政客维尔德斯都公开评价说：“那个疯子侮辱了反伊斯兰化的战斗，他既让人厌恶，也打了全球反伊斯兰运动一记耳光。”

英国的骚乱和挪威的屠杀，在社会学领域里揭示的本质也许是一致的：欧洲多年来的福利主义和教条的自由民主的教育滋养了一个数量极大的高度自我为中心的民粹主义群体。他们对社会不满不是因为真实贫穷或者被虐待了，而是没有人能在他们受教育的时候强迫他们自制，强迫他们放弃一部分自我本位来服从这个社会。

当英国的黑人和挪威的白人觉得自己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正在被对方侵犯。他们感觉整个世界在动摇，充满不确定性，充满了随时崩溃的危险。而任意一个小小的导火索，都有可能像钱伯斯一样，导演出一场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