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如何拯救经济？

看到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还在持续，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除非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次危机的原因，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拿出有效的复苏战略。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两者都没能做到。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场金融危机，因此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均把注意力集中在银行上。政府表示刺激计划是暂时缓解问题的补救方法，直到金融部门复苏和私人贷款重现活力才可以撤销。但是，银行利润和花红早已恢复，贷款却没有复苏——尽管长期和短期利率皆已创新低。

银行声称贷款依然受到缺乏信誉良好贷款人的约束，而后者又是拜萎靡的经济所赐。关键数据显示，银行这么说并不是全无道理。毕竟，大企业手握数万亿美元现金，因此钱并不是让它们不愿投资和雇用工人的原因。但是，有些或可能是很多小企业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们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增长，不少还被迫缩小规模。

为何美国经济难以复苏

然而，总的来说，商业投资——建筑业除外——占GDP的比重已经回到了10％（危机前是10.6％）。在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不管我们对银行业实行什么措施，信心都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愚蠢的去监管化政策，让金融领域得以随心所欲，并犯下不可原谅的鲁莽错误。这显然是引爆危机的主因。残留的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和家庭过度负债问题，让复苏难上加难。

但美国经济在危机前就已经非常疲软，只是被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如果没有泡沫支持的消费，总需求就会出现严重的不足。相反的，个人储蓄率跌至1％，而且收入较低的80％美国人每年的消费额是他们收入的约110％。即使金融领域完全恢复元气，即使这些挥霍无度的美国人还没有领悟到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消费也将被限制在收入的100％。因此，任何关于消费者“卷土重来”的说法——即使是在去杠杆化后——都是痴人说梦。

修复金融领域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足够的条件。要明白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就必须理解经济在危机来袭前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美国和全世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造业生产力的急速上升超过了需求的增加，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量的下滑。劳动力必须转移到服务业。

这一问题与20世纪初出现的问题非常相似。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将劳动力从农村驱逐到城镇制造业中心。农业收入在1929-1932年间下降了超过50％，你可能会认为这会导致大规模“迁移”。但工人却被“困”在农业领域：他们没有迁徙的资源，下滑的收入也大大恶化了总需求，导致城镇／制造业的失业率也飙升。

对美国和欧洲来说，劳动力必须脱离制造业的问题因为“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转变而变得更复杂了：不仅全球制造业职位的总数受到局限，而且其中美欧国内制造业职位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小。

全球化是造成第二个主要问题——贫富日益悬殊——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收入从会用来消费的人那里转移到不会用来消费的人手中，拉低了总需求。同理，能源价格上涨把购买力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原油出口国。这些国家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波动性，自然会将大量收入储蓄起来。

新兴经济体囤积储备的问题

造成全球总需求疲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新兴市场囤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部分原因是1997-98年东亚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处理不当。东亚国家认定，没有储备就会有失去经济主权的危险。很多人说“绝不能一错再错”。但是，囤积储备——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当前的外汇储备约为7.6万亿美元——固然能够保护它们，进入储备的钱却是没有用来消费的钱。

眼下，能够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些根本的问题呢？先说最后一个问题吧。积累了大量储备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因此，它们有很好的理由进一步囤积储备。

同样的，尽管银行家已经重新获得花红，但员工的工资和工时仍然在减少，这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此外，美国也还没能摆脱对原油的依赖。今年夏天，原油价格再次回到每桶超过100美元的价格——现在也维持在高水平——钱又一次流向了原油出口国。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必须让劳动力脱离传统制造业，却进行得十分缓慢。

政府在为人民需要的服务如教育和医疗提供资金上扮演着中心角色。而政府资助的教育和培训对重建欧洲和美国的竞争力尤其关键。但欧洲和美国都选择了财政紧缩，这无疑将使经济转型的进程变缓。

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必须对症下药：一是以促进结构调整、帮助推动节能和消除不平等为目标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二是能为囤积储备创造替代方案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世界领导人——及投票支持他们的选民——最终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增长前景的继续恶化，他们将别无选择。但在此期间我们还要忍受多少痛苦？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