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反思五四，回归传统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化，今天再出发——五四研讨会”发言
近代以来，中国遇到外国殖民压力，出现某种变局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说话的基本心态，就是用他者的心态来看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自己的文化，并对这个社会给予整体性的批评。好像自己高于这个社会，高于这个文明，高于这个国家。当知识分子作出整体性的批评时，所用的资源恰好又是对我们构成殖民压力的那些国家集团的文化资源，这种把自己的国家社会当做他者来予以批评否定的姿态，使得批评者的身份变得很可疑。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在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犯了一个视野上的错误。他们认为中国近代以来遇到变局那是中国的特殊问题，他不知道西方在他的殖民扩张过程中是对全世界构成压力，所有非西方国家和社会都在西方的压力之下，不是只有中国面对这个压力。在应对西方势力殖民掠夺的时候，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很悲惨的过程。康梁一代对这一点很清楚，所以他们讨论什么问题都有世界视野。
可是五四一代就不同了，他们似乎认为只有中国出现了这种悲惨的过程，所以他们把中国的被动与失败看作是中国应对殖民的特殊情况，而不知道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情况。
正因为有了这种知识视野的缺陷，“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在构建中国近代史时，出现了非常根本的错误。他们认为在中西这么一个博弈的过程之中，中国之所以屡屡失败，那是因为中国文化出了问题——文化腐朽而又保守，中国国民出了问题——国民有不可克服的劣根性。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就用这种模式来建构中国近代史。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界竟然第二次建构这种歪曲的、错误的、颠倒黑白的中国近代史。这套错误的说法至今还是中国史学界的主流，甚至是整个中国知识界的主流。
这些人至多往政治层面想一想是万恶的满清王朝，不懂得西方人的游戏规则，不懂得诚心诚意跟西方人做生意，所以我们失败了。所以责任在于那个保守的、农业心态的、无商业意识的落后政权。这个认识也是把中国的失败特殊化。实际上西方在扩张过程中，他给每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民族都编造了一整套文化意识形态，就是给予一个否定的判断。他们把文化上所有否定的词语，加给这些被殖民的国家，所有肯定的词语，加给自己。
五四那一代学者用来批评我们国家的，每一句话都是西方人的话。他认为我们文化这样不好，社会这样不好，历史这样不好，这就是全面否定我们中国历史的正当性，否定我们中国文化的正当性，否定我们中国社会的正当性，最后的结论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是接受我们西方人的统治，给我们当奴隶，给我们生产财富。这套说法西方不光是给中国人编造了，西方给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东南亚人、中亚人、中东人全部都编造好了。殖民者要建构对于全世界的统治，他们精心建构了对全世界各民族进行道德上、文化上彻底否定和批判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此突出他们西方种族文化上、道德上的优越感，进而建构他们统治、奴役所有其他民族的合法性、正当性。
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建构了奴隶主统治奴隶的正当性、合法性，对奴隶的劣根性进行过描述和评判，并说奴隶主的统治是对奴隶的帮助和拯救。两千多年后，亚里士多德的后代，将整个东方世界作为奴隶世界，努力描述世界各民族的劣根性，以便建构自己广泛的掠夺和统治。
问题是有的民族、有的地区不相信西方人这种说法，比如伊斯兰世界就坚决不接受。但是中国“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全面接受了这些说法，所以我们民国时期见到的近代史和八十年代见到的近代史著作，对于近代史上中西冲突的过程，中国遭受屠杀劫掠屈辱的过程，把责任都戴在中国人头上，戴在中国文化头上，戴在中国社会头上，戴在中国国民头上。因为我们有劣根性，所以我们反抗西方的殖民侵略是错误的，我们的失败全是因为我们太劣根了。言下之意，好像我们这个劣等民族，不配得到西方高贵种族的救赎——好像他们本来是来救赎我们的。
我们的知识界，已经养成了这么一个用他者眼光来审视我们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的习惯。养成这个习惯之后，所有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无论是不是客观，无论是不是诬陷、诽谤，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是正确的，在这方面，中国知识界可以说已经达成共识。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刚才发言的朋友引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话，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信仰，所以干多么下贱的事都没有底线。”这个判断在中国不光是知识界的共识，几乎是全民共识，我接触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社会基层的骨干人士，这样看问题的人太多了。
然而，这个判断恰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遇到中国灾难性的问题，恶性事件，比如说三聚氢案，比如加色素的馒头，比如某些杀人案等等，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种不着边际的判断说明我们没有基本的国际视野，不懂得别人的文化、别人的社会，却偏偏喜欢赶时髦，要用别人的眼光来批评我们自己，把自己往死里整。
我们之所以说我们自己没有宗教信仰，背后一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我们认为西方是一个好的社会、好的文明、好的制度，他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以他们什么都好，他们干坏事有底线，甚至恨不得编造他们不干坏事的谎言。
我就假设西方人的确是有宗教信仰的，可是他们有宗教信仰就能保证他们不干坏事，或者干坏事时真的就有什么底线吗？
他们在五百年殖民扩张之中，把全世界都杀得只剩下幸存者。他们不但把整个美洲变成了奴隶社会，还把非洲黑人像贩卖牲口一样，贩卖到美洲来当奴隶。在西方人占领美洲期间，有一个印第安部落，全体出动，带着美食和宝物，到十里之外来犒劳西方殖民侵略军。侵略军头目吃饱喝足之后说，这帮人迟早要跟我们作对，与其到时候跟他们打仗，不如现在就解决了。接下来他们果然把前来犒劳他们的这三千多人，男女老少全部杀光。历史上他们对伊斯兰世界的屠杀，更是罄竹难书。今天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屠杀，也是有目共睹。他们有信仰为什么却造成这么大的悲剧？我们能因为他们还留下一些幸存者，就认为他们是凭着上帝之爱而保有底线吗？这就是底线吗？
面对这样的诘问，那些执意认定中国是劣等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者马上反驳说，中国人是专门杀自己人，却没能力杀别人，西方人是专门杀别人，不杀自己人，所以，中国人的劣根性不可否定。
那好，西方两次世界大战是这么恶劣的事件，它是不是西方种族内部的相互残杀？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烧死那么多异教徒，希特勒德国屠杀那么多犹太人，那些人都是他们本国的国民啊。法国大革命时疯狂的屠杀，宗教改革期间法国官方对胡格诺教徒的大肆屠杀，那是不是种族内部的屠杀？还有美国层出不穷的枪击案，一梭子弹就倒下一片无辜者，有的枪手竟然是牧师，为什么他们有信仰还这么残忍、疯狂？这些罪恶事件，难道还有什么底线可言？其严重程度难道比三聚氰胺还不如？
西方殖民者说我们中国民族喜欢骗人，这是一大国民劣根性，几乎所有中国的精英和渴望成为精英的人，都跟着西方种族强调这种诬陷性的判断。可是美国出一个麦道夫，他一个人就建构了一个几百亿美元的骗局。他们的社会、文化如果没有骗人的性格，麦道夫的骗人动机和骗人设计，难道是借中国人的大脑制造出来的吗？我们还天天跟着西方人说，我们社会没有诚信，西方才有诚信，这也是建构殖民者高贵、被殖民者卑贱的一套老把戏，可是中国知识界就是爱相信这种拙劣的把戏，根本不用脑子想想对错。就拿麦道夫的诈骗案来说，他持续行骗几十年，在几百亿美元的骗局之中，他要做多少法律文件，来完成这场大骗局？我假设他整个骗局中制造了一千万个法律文件，那么这一个公司，他做的一千万个法律文件全部是假的，这百分之百的假文件，还能证明他们的种族有信仰、讲诚信、有底线吗？
“五四”以来，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世界视野，我们根本不考虑世界上其他民族是什么状态，特别是那些统治我们的种族，究竟是什么状态，我们没有予以客观比较的平和心态。我们一味轻信、盲从殖民者对我们的负面评价，然后我们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社会和国民，越看越丑陋，越看越劣根。当我们把自己变成了西方种族的精神附庸之后，我们就把自己从这个民族中剥离出来，高高在上，像上帝一样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甚至充满了审判的冲动。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越是激进的，想彻底革命的，说话越是高高在上，越是对我们中国进行一种整体性的否定。这种把自己从民族肌体中摘出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对我们的民族历史，对我们的社会制度基本的正当性进行否定，这种立场和姿态，是非常奇怪的，甚至有点邪恶。秉持这种立场和姿态，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不是你做多大学问，你能够演绎多少概念，你在意识形态训练里能够坐多少年的冷板凳，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和现实结合起来，一定要有现场感和现实感。我们一定要把双脚站在中国的大地上，站在中国的历史中，站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氛围之中，而不能让双脚一直站在西方人的著作和意识形态概念中。我们不能读了几本西方的书，就沉浸在西方中心主义者建构的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诬陷诽谤审判中不可自拔，就戴着他者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中国、蔑视中国、否定中国。我们如果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缺乏基本的尊重，我们还坐在这里讨论中国的前途干什么？还讨论中国的文化干什么？都没有这样讨论的基础了。
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这种在意识形态概念里凌空舞蹈，而对现实却只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蔑视它，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心态，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在民族发展、民族振兴的过程中，很难起到正面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负面的作用。我们一开口就是中国如何如何劣根，如何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等等，老觉得中国虽然发展了经济却没有道德，虽然提高了国际地位却依然是劣等国家，知识分子这么一套简单的解释对中国一点作用都没有的，跟中国的现实相去太远。这种姿态不过是胡搅蛮缠，缠多了就只能给中国发展起负面作用。
中国百年以来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道路，立国以后进行经济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极为辉煌灿烂的道路。我们几十年时间就让自己的民族从历史的最低谷发展为举世瞩目的强国，我们对这样光辉的历史和这样伟大的成就不能熟视无睹，不能缺乏解释能力。可是，今天有多少知识分子愿意肯定这部历史和这些成就的正当性？有多少知识分子有能力从正面阐释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许多知识分子依然在把自己置于民族之上，甚至置于民族之外，理直气壮或者气急败坏地审视我们的文化、批判我们的社会、否定我们百年奋斗的历史，甚至天天等着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崩溃。而这些批判、否定、诅咒所依赖的资源、立场，全部是他者的，这帮人实际上是站在他者立场否定我们整个民族生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历程和崛起历程，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扮演着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他者形象？只有这样的角色才能利益最大化吗？才能在统治地球的西方社会获得合法身份吗、才能获得精神上的优越感和崇高感吗？
我们就不能放低姿态，真正融入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奋进之中吗？一个人一旦自命为知识分子，他就不能作为普通一员为这个民族的点滴进步而欣慰、为这个社会的巨大发展而自豪吗？知识分子很明显是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受益者，而且是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为什么这些受益者反倒要自外于这个奋发有为的民族，日益演变为气急败坏的诅咒者？
以上是我的一个疑问，一种困惑。
以下我提一个非常具体的主张，简单地说，我主张将古代中国最有地位的经典作品，比如《易经》、《礼记》、《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等，列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基本资源，让他们走进中小学的课堂。
刚才有人谈到，五四运动时期实际上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那时有很多声音，很多资源。有鲁迅、胡适这一路人，有梁启超、梁漱溟这一路人，还有章士钊、陈寅恪这一路人，以及章太炎这一路人——这是多种资源并存的格局。为什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之中，鲁迅、胡适主张新文学的这一批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为什么能成为主流？
他们之所以成为了主流，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他们是跟政治结合；第二他们为社会选择他们的主张做好了文化和教育的铺垫。
跟政治结合，当然好理解，因为“五四”的真正领袖是政治家蔡元培，而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之前，他为中国的教育资源做了一个大动作，就是废除读经，他把体现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那些基本经典，从国民教育中给剔除出去了。他所引进的资源是清末“新学”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新文化”，“新学”也好， “新文学”和“新文化”也好，它们背后的整个世界观、价值观，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东西。所以蔡元培作为政治家做的这个工作，是决定后来时代文化风气和面貌的最关键的工作，并不是几个文人高喊几句“文学革命”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蔡元培作为先知先觉者废除读经，在社会上产生反响要有一个滞后的过程。蔡元培往后的二三十年，中国社会还在努力维护自己文化的正当性，还在读四书五经，还得背《三字经》。但是由于国家的教育制度废除了这些资源，学校的课堂不教这些文言经典，文言的典籍只留下一些诗词散文作为点缀，主要学的都是白话文，所以后来的学子实际上没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他只能读白话文。
在只能读白话文的情况下，他就无法留恋四书五经那些东西，无法接触老庄这些东西。他们当然的选择就是读鲁迅、读胡适、读冰心，因为他们只能读懂这些白话文作品。
针对这种情况，我提出这个很具体的主张。我们今天来召开会议研究五四，研究中国文化的复兴，研究中华文化复兴大业从哪里出发，这种氛围正适合我讨论这个主张。中国的文化复兴，从资源上来说应该回到远古，回到先秦，我非常赞同这种意见。从现实的运作中来说，从哪里出发最为重要呢？我认为非常简单的一个选择，就是要从孩子出发，要从中小学生出发。你们别以为最近二十年知识分子提倡国学多有用，这些提倡不过是过眼云烟，十年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的主张在教育制度上有体现，在教育资源上有体现，那么我们这个所谓传统文化热，就能开花结果。
所以，我主张中国当下的基础教育、国民教育，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具体的来说，能够体现中国人基本世界观、价值观、国家观、政治观的这么一些传统典籍，应该成为中小学校的最基本的课堂教学资源。以这个资源为基础，再来配置其他的教学资源。刚才有人说回到康梁——我有一本书的结论就是回到康梁——，我赞成这个提法，我们就是应该回到“五四”以前，重新用我们古人千锤百炼的文化资源来教育我们下一代。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往后的人就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就能够跟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沟通。有了这么一个现实条件，再来谈中国文化的复兴，那才有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我们在座的这些学者，你声嘶力竭喊叫二十年三十年，没用。三十年过眼云烟，你什么也没留下。如果从教育制度上，规定了我们教育资源配置的新方案，你的喊叫就能花果飘香。
所以，真正能够复兴传统文化的，不是我们这些读书人，而是政治力量，是国家，是政府。如果国家不能把我们的传统典籍作为我们的基本教育资源，我们复兴传统文化永远不可能。要问文化复兴从哪里出发？除此之外哪里都不可能出发，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我这个主张，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有所表达，后来我又把这段文字从书中摘出来，在上海一家语文教育杂志《语文学习》上发表，今年一月刚发表。前两天主编告诉我，编辑部收到许多来稿，都是批评我的观点。他们准备发表三篇批评文章。
但是，这个批评倾向只能代表语文教育界的反响。社会上对我的主张，反响主要不是负面而是正面的。我把这个主张发表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并且设置了调查。文章被推荐到博客首页，网友们84%赞成我的主张。所以，我认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作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接受将中国传统典籍，作为中小学课堂主要教学资源的主张。
现在关键问题在政府，在能不能出现另一个方向的蔡元培。因为确定教育制度、选择教育资源，都是国家权力，都是政府行为。如果政府没有这种觉悟，我认为复兴传统文化是无从出发的。如果政府能够及时顺应社会潮流，，我们往后还有希望，因为传统文化已经在孩子中开花了，我们再来讲传统文化的复兴这是就有依托了，也就顺理成章了。那时候，中华文化就必定会从中小学课堂上再一次出发，伴随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否则，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