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代际间“剥削” ——基于河南洋河镇的调查

小洋河村农民孟祥富，今年40岁，种了20多亩田，有一个女儿，17岁，一个儿子，10岁。孟祥富说，5年前，儿子进校门时即已做好为儿子结婚准备费用的思想准备。他计划明年将田交给别人耕种，自己出去打工，因为仅靠种田是无法攒够儿子结婚所需的。

为儿娶妻成为人生意义

孟祥富说，你若在这里见到50多岁骨瘦如柴的人，就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人有两到三个儿子。为什么？因为父母必须为每个儿子娶回媳妇，而娶回媳妇是要付出代价的。孟祥富又说，养两个儿子的都是鳖，是王八，让你拿钱你就得拿钱，一点办法都没有。

娶媳妇有支付彩礼、举办婚礼和建房三大开支。彩礼是小数目，一般是1万—3万元；婚礼可用收到的人情来举办，即使不赚，也不会亏太多（人情是要还的，还人情的是父母）；费用最大的是建房，父母要为儿子在洋河镇上买房。在五六年前，娶媳妇主要是在村里建房。最近几年，政府提倡农民到镇上买房、建房，且政府一般不批准在村里建房，理由是推进城镇化。农村年轻人当然向往城镇生活，女方尤其希望通过婚姻在镇上买房或建房，从而实现成为城里人的理想。因此，最近几年，凡是娶媳妇，一定得在镇上买房，否则，谈婚论嫁的事情提都不要提。笔者调查的四个村，几乎没有例外，年轻人都在镇上或市里买房结婚。

在镇上买房或建房，至少需要10多万元。10万元实在是太过巨大的数目，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父母即使累死，也不一定能完成为儿子娶回媳妇的任务。而一旦父母不能为儿子娶回媳妇，父母不仅感到未尽责任，而且会被儿子责怪，被邻里瞧不起，就只能在内疚、受儿子怠慢和被邻里轻视中苦度余生，人生一点意义也没有了。

家庭条件特别好、父母经济能力相当强的农户，媳妇也有不要房子的。小洋河自然村的倪金贵，自己开有米厂，承包有鱼塘，每年的经济收入有数万元，家里的住房也是楼房。他的儿子娶媳妇，是村里少有的媳妇不要求在镇上买房也未在镇上买房的，并且媳妇既不愿分家也不愿分开住，甚至不愿意当家，愿意愉快地无忧无虑地生活。

小洋河村民组的胡振江搞贩运，每天有100—200元收入，他的父亲原是新四军军医，后来一直在镇医院工作。父亲离休后，作为老大的胡振江让老二接班，自己则在镇医院承包食堂，他在卫生院对面自建了一栋六间两层的楼房。胡振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媳妇是卫生院的护士。媳妇本来要求在镇上另外买房子，胡振江不同意，说我建六间两层的楼房，当时就是考虑一个儿子两间，有房子还买干什么？你们要住，永远给你们住，我没有死之前房子是我的，我们死了，房子自然就分给你们了。你们要买房子，你们自己去买好了。对于胡振江的强势，媳妇也没有办法，虽然不满意，也只能接受。因为胡振江家的经济条件好，且能力强，跟着父母的好处多。一次性向父母索要就断绝经济联系，实在是不划算的事情。一般父母有经济收入，子女就不愿一次性从父母那里索取所有资源，而是希望得到父母所有的积蓄。

儿子打工收入绝不交给父母

当前到镇上买房结婚安家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在外务工。一般来说，这些年轻的在镇上有房的夫妻，春节期间从外地务工回来，先在镇上家里住几天，主要是打扫卫生，然后回到父母家中，与父母一起过年。与父母一起“过年”的意思不仅是过年的本意，还在于父母已备好年货，吃住在父母家中不用花钱。等到春节过完，再到镇上自家住几天，然后封门，双双外出务工。

儿子结婚后大都与父母分了家，儿子、媳妇的打工收入是绝对不会交给父母的。但这种分家，却又不太像分家，农民说现在农村“分家与不分家差不多，不分家与分家差不多”。“分家与不分家差不多”是说，虽然分家了，但父母仍然要对子女承担无穷的责任，用孟祥富的话说就是“父母是儿子的长工”；“不分家与分家差不多”是说，即使不分家，已婚子女也不会将自己外出务工的收入交给父母，而家中所有开销年轻人都不会出，家务劳动及田间作业年轻人一般也不做，尤其是年轻媳妇，只要父母能够劳动，她们的任务就是每天玩得快乐（如果没有外出打工的话）。　　

孙子几无例外，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孙子小的时候，就与爷爷奶奶一起住在农村家中，孙子大了，要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就到镇上上幼儿园和小学，这时候买的房子有作用了，就是由媳妇带着孙子在镇上住，在镇上上学。　　

父母不但要还儿子买房的债务，还要为儿子支出人情。洋河镇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人情支出至少要3000元，因此父母要种自己的田，还要种子女的田（父母种，收获却归子女）。

一般来讲，父母只要还能劳动，就会一直劳动下去，直到丧失劳动能力为止，而一旦丧失劳动能力，离死亡也就为期不远了。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子女就应该供养父母，标准一般是每年500斤稻谷、100斤小麦，每月10元零花钱。对于老年人来说，粮食一般是够吃的，但每月10元零花钱显然是不够的。因此，父母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前存钱就十分重要。遗憾的是，从笔者的调查看，老年人往往只有极少的存款。一个2000人的村，超过60岁的老年人一般有200人以上，其中可能有1万元以上存款的，不会超过10人（或10对夫妻），一般有2000元、3000元的存款就算不错的。这与一对60岁甚至70岁的夫妻仍然可以通过种田、捞鱼摸虾每年挣好几千元的收入相比，构成鲜明对比。

延续香火是奔碌人生的心理支柱

显然，在农村的代际之间存在着残酷的“代际剥削”。正在奔向老年的中年人知道自己的命运，他们似乎甘心情愿地向着这个命运奔去。比如，今年40岁的孟祥富早在5年前就做好当儿子长工的准备。为什么农民都认可代际之间“剥削”这一现实或这一命运，而极少有人反抗这种命运？

在洋河农村，农民是有绝后的恐惧的。当地有一个习惯，每年都要上坟培土，但只能男性上坟，女性不能上坟（否则就会有坏运气）。调查中，有一个农民没有儿子，每年上坟培土都要几天时间，而其他有儿子的家庭，全家男子齐出去，热热闹闹，一天就可以培好土。因此，他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哭一场，他的哭给妻女带来的心灵震撼是难以描述的。一般来讲，一个没有生儿子的男性在中年后，性格会变得怪僻，他们往往也无资格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最怕听到“断子绝孙”的话。若一个人不能结婚，成为光棍，这个光棍一般都会变得好吃懒做，没有长远打算，自暴自弃。他们倒是不会因为被下一代“剥削”而骨瘦如柴，而是没有心理支持和支柱，他们早早地在意志上和意义上倒下了。

为儿子娶媳妇，抱上孙子，是父母的基本责任，是父母的人生任务，这就是中国社会传宗接代的观念。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有限的生命可以通过无限的血脉和香火相传而获得永恒，这是中国农民的宗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对其最为生动的说明。

现代化以来，中国传宗接代的观念被科学扫荡。不过，这种扫荡仍然不彻底，还是多少留下了一些空间。比如关于阴阳两界的说法，比如人去世后要请道士超度，比如土葬，比如烧纸，比如上坟，比如祖先牌位，比如香火观念，等等。这些在笔者调查的洋河农村都是普遍存在的，农民明显可以从自己的子孙中获得超然性的心理慰藉。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