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资深编辑与欧洲媒体激辩中国问题
【观察者按】：此文是《环球时报》资深编辑王文9月14日在奥地利总理府“中奥媒体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研讨会后录音整理而成。观察者在王文的微博上看到就此次活动说的一段话，比较中肯，可以作为本文的一个注脚：
“在奥地利总理府，我做了15分钟的发言，引来了几个具有挑衅性的提问。参会后的总结：一是欧洲人有优越感，有时也傲慢；二是中国的确有不少让人挑得毛病，需要继续艰苦前进；三是国家要强大，否则在外就会被人欺。”
【原文】
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上午双方几位嘉宾的交流非常坦诚，让我受益匪浅，更促使我想就上午已有的话题做一些个人的回应。所以，我不想再讲先前准备的演讲稿，而是即兴地讲一讲欧洲媒体应该有的中国观问题。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原先准备的发言，可以翻阅研讨会的手册。（掌声）
这是我第一次来奥地利，心情非常激动。为什么那么兴奋呢？因为在我眼里，奥地利是一个充满浪漫、文明与古典气息的国度，而不仅仅像刚才Vospernik女士（奥地利国家电视一台新闻部主任）说的，“奥地利在中国人眼里只是一个陈旧的博物馆”。我的这种想法可以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对奥地利的积极看法，事实上，中国人对整个欧洲的看法都相当积极。据相关调查，74.1%的中国人对欧洲持积极态度，这大大高于对美国持积极态度的59.9%。这样的好感与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正好相反，像上午有位同行所说，欧洲几乎半数以上的国民对中国的印象都是负面的。
大家知道，国民对外国的印象大多来自于媒体。中国对欧洲的印象远远好于欧洲对中国的印象，除了欧洲可能整体上要比中国发达以外，我想，中国媒体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至少可以说，中国媒体对中欧关系积极发展的贡献，要远远高于欧洲媒体的贡献。
或许我的奥地利同行会像刚才的逻辑那样批评我，那是因为你们中国媒体太听政府的话了。我觉得，这样的论证不对。因为让中欧关系好，不只是政府的愿望，也是两国民众的愿望，两国企业界的愿望，是两国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所以，刚才有奥地利同行说，欧洲媒体主要报道刘-晓-波、艾-未-未等中国人权的负面新闻是对媒体本身良心的追求，我想说的是，媒体的对外报道不仅要追求媒体的利益，更要追求社会与公众的利益。
为什么要追求社会与公众利益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还记得2008年4月7日的事吗？那一天，北京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但巴黎警方并没有保护好火炬，反而纵容“藏独”、对华不友好人士破坏火炬传递，法国媒体还借机再批评中国人权，我记得第二天法国某报还发了社评 “北京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这种将体育政治化的报道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主办百年奥运的民族自豪感。结果那一年，北京、上海等地掀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中法关系一落千丈，法国从中国人“最喜欢国家”变成了“最不喜欢的国家”，中国赴法的旅游量也大大下降，法国政府急忙花巨资做广告弥补两国关系。我说这个案例的意思是，媒体对外不负责的报道，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本国民众。
那么欧洲媒体到底该怎样报道中国呢？我想首先要有一个全面的、均衡的中国观。对此，我想讲三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急速变化的国家。我说的是“急速”，还不仅仅是“快速”。有位美国学者曾计算过，在中国一年的变化等于美国的3.5年，等于在欧洲的5年。如此急速的变化当然会有许多问题。我常与我的学生们说，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问题。（笑）但另一方面，急速的变化使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现实。就以刚才我的奥地利同行说的“新闻审查”为例，我认为您用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到苏联时期的新闻审查制度，但现在中国媒体的发展已经远远不是苏联时期能媲美的。大家知道中国有多少媒体吗？按我的记忆，中国有1954家报纸、有8900多家杂志、有2000多家电视台与电台，有190万网站，更有2亿微博用户，如此蓬勃发展的媒体数量与政府的关系，又怎么可以用“审查”二字简单地概述呢？
第二，中国是非常复杂的国家。比如，Vospernik女士刚才说，刘-晓-波事件时，中国媒体没有一家做了报道。我想告诉您，据我的记忆，从10月8日和平奖公布到12月10日和平奖颁奖，环球时报至少做了74篇报道，光我与同事写的社评或评论就有几十篇。再比如，刚才有奥地利同行说，你们专注于报道艾-未-未、刘-晓-波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报道，的确，从事件本身来说，那是事实。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的是，像刘晓波这样的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还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他们都在中国生活着。他们人数很多吗？是很多，但是相比于13亿的国民，他们人数的比例微乎其微，而你们报道中国的篇幅都给了他们，而不去报道中国社会的多元化，结果造成了中国人民都是反党的，中国政府在压制老百姓的整体印象，这样的报道又怎能是真实呢？
第三，中国是极其庞大的国家。有多庞大呢？我打个比喻吧。中国的13亿人口是西欧、美国再加非洲人口的总和。中国有的城市像美国、欧洲那样富，有的像非洲某些国家那样穷，但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时只报道“像美国的中国”，有时只报道“像非洲的中国”，结果往往会以偏概全。再举个例子，中国13亿人口是西方世界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30多年现代化就相当于把整个西方世界300多年的现代化之路再走一遍，这是多么艰难的道路啊。这条路我们还没有走完，但我们努力在走。
最后我想说，中国崛起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尺度与容量。过去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取样(sample)太小了，都是一些吨量比较小的国家，比如，法国在西方世界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但放在中国，人口与面积都只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我并不是想批评欧洲太小，我想说的是，欧洲必须要改变与扩大对中国的看法，要重新研究中国，确立全面的中国观。
谢谢大家。（掌声）
提问与互动：
Vospernik女士（奥地利国家电视一台新闻部主任）：刚才我说的中国媒体没有报道和平奖的事，当然除了你们《环球时报》以外，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想封锁这个消息，却又让一些媒体大肆报道这个消息，结果反而还增加了和平奖与刘本人的知名度。我觉得，这种做法相当地愚蠢与拙笨。你不觉得吗？（掌声）
王文：我不是官员，没有义务为政府辩护。但我想说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媒体都很年轻，对于如何处理与报道像刘这样的异见人士，我们缺乏应有的经验。当时我们《环球时报》的社评是大致这样写的：达-赖、刘-晓-波是仅有的获得和平奖的中国人，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去冲击中国社会，但他们的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内容方向不符。我想，这是我们的一句真心话，是中国社会真实的反映。（掌声）至于对异见人士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有没有更有力量的做法，我们想，我们的确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
Martin Sajdik（奥地利驻华大使）：你刚才说到中国人对奥地利的印象好，我为我本人的工作成效感到自豪。但是你们环球时报有时的报道也并不是那么友好。比如某一期对奥地利的报道，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我还给你们编辑部去了信，结果你们并没有发表我的信，我想，你们应该登我的信件。如果你们能登，那么才真说明中国与世界变化了。为什么不能给奥地利与中国以外的世界这样的机会呢？为什么不登我的信件呢？（掌声）
王文：大使先生，谢谢您的支持与投稿。我们愿意登全世界任何一位政要的稿件，比如，上周我们就登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文章。但是，选择怎样的稿件刊登，每家报纸都有自己的标准，毙稿是一家报纸应有的权利。我们毙了您的稿件，我想，问题一定是出在您文章的内容上。（笑声）另外，我必须要真切地告诉您，不仅您，还是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及许多部委也向我们投稿，我们不仅毙您的稿件，也经常毙他们的稿件。要刊登怎样的文章，完全取决于文章内容与我们的标准。
Oleptal（前奥地利国家电视台驻北京首席记者、现奥地利大学汉学教授）：我必须要说，你们为什么给美国空间，而不能给欧洲同样的版面空间呢？而且你刚才说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我想你说的不对，你必须承认，你们政府的禁令每天一麻袋一麻袋地向你们媒体传达，这个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还有，你们的电视台根本就收不到外国的电视，可能五星级酒店有。另外，你们的内部信息太多，许多都是老百姓看不到的，你怎么解释？（鼓掌）
Margaretha Kopeinig (主持人)：我想我们的研讨会应该到此结束了。
王文：对不起，我想有必要补充最后2分钟，就2分钟。
Margaretha：好的，那只能2分钟。我们必须午餐了。
王文：谢谢Oleptal先生的批评。关于审查制度，我想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认为，“审查”来形容中国当下的新闻制度，并不合适，我认为用“媒体管理”这个词会更好。至于国家如何管理媒体，我想，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我承认，中国在媒体管理上还有很长远的进步空间，但你一用“审查”，就会让人很容易想起苏联，这种概括是不确切的，有很强烈的偏见。
我给你举一个切身的例子吧。我是环球时报这家每天有近千万读者的评论版的签付印人，我要告诉你的是，除了我在报社的领导，没有人命令我和编辑们每天必须上什么稿子，也没有官员天天坐在我们办公室审查我们的稿件。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你必须尊重。当然，中国媒体、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还要有很长时间来理顺，但与你所理解的苏联审查远远不一样。
关于给欧洲国家的评论版面空间，我们是有的。前不久我们还登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文章，也登了英国外交大臣的文章。还是那句话，登与不登在于文章本身。另外，关于内部信息，我想每个国家都会有，差别只在多与少。中国当然有很多，但我相信会越来越少，请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再次感谢您。（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