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治理新加坡的“硬道理”

《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

[新加坡] 李光耀著

海峡时报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耆英”们聚谈，很多时都会慨叹年轻一代不知“稼穑艰难”，对老一辈只身南来白手兴家的艰苦与奋进过程，既无所知亦无动于衷。这种情况，其实普世皆然，远的不说，新加坡“国父”李光耀（1923- ）便有此“烦恼”，作为国家领袖，他因此忧心忡忡，生怕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他担心他们因此失去了奋斗进取不懈努力的意志，因此发而为文，不少写于他在本世纪初出版的两本《李光耀回忆录》（Memoirs of Lee Kuan Yew）“1925至1965”及“1965至2000年”之中；在第二本回忆录的中文版（台北世界书店）序文中，作者特别指出它“收录的是我和同僚们所面对的难题以及我们如何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李氏强调：“不论是公共秩序、个人安全或是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繁荣，都不是从天而降，这一切都是一个诚实和有效率的政府专心致志，孜孜不倦地努力所换来的成果！”新加坡从一个只有二百多万人的毫无经济活力的殖民地，经过数十年的有效管治，成为今天人口近五百万的亚洲经济重镇，长期主政的李光耀当然有许多宝贵经验可传诸后辈，《回忆录》因此弥足珍贵。

可是，近十年来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李显龙内阁的平均年龄只有五十三岁，李光耀恐怕“坐享其成”的年轻干部持国可能出偏差，因此在八十五岁的高龄，以“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中文译名似未能确切反映其真正涵义）的身份，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之间，接受该国《海峡时报》七名新闻工作者十六次总共长达三十二小时的访问（访问录像制成DVD、随书附送；按李夫人柯玉芝女士2010年10月2日病逝后，虽然仍有未了的问题，但李光耀不再见记者，只以电邮简约回答所问）；这些访问，原先也许只想作“内部参考”，供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干部及政府官员学习，惟李氏后来慨然答允将之辑成专书，这便是本文要介绍的《新加坡赖以向前发展的硬道理》（Lee Kuan Yew：Hard Truths to Keep Singapare Going；下称《硬道理》）。

非常明显，李光耀希望通过让“老中青”（最年轻的一位仅二十五岁）的记者畅所欲问的访谈，以浅白的语言把他的治国理念和经验，作为正在成长中的新加坡人的教材，希望他们“忆苦思甜”，了解开国先辈们如何克服种种困难，把新加坡从第三世界殖民地提升至第一世界富裕国家！李光耀官式及非官式统治新加坡五十多年，是国际政坛公认二十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Statesmen）之一，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管治手法，他的《回忆录》和这本书，是创造新加坡奇迹的宝典，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会发挥重大影响。事实上，“新加坡共识”（Singapore Consensus）极可能取代影响仍未出国门的“北京共识”（主要是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走自己的路，不追随“列强”的“西方价值”，且由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见剑桥大学政治学者The Beijing Cousensus），成为未来政府管治的较佳模式。

“新加坡共识”，据5月24日《外交政策》双月刊的《李光耀斯坦千秋万世》（P. Khanna : Lee Kuan Yen-istan Forever）的解释，第一是“管理国家如经营私人企业”，以新加坡的例子，她仿效的私企为英荷壳牌石油，这即是说，该国的政府结构及以物质为奖励的体制，皆向“壳牌”取经，结果新加坡公务员薪津与廉洁之高，俱为全球之冠；第二是新加坡福利政策与欧洲福利国不相伯仲，这包括全民医疗保险、低免费的教育制度，同时制订系列“方案”，以激励人民规行矩步（如不准嚼香口胶，现在已修订为不准乱吐香口胶）及专心工作等，等于让人民都成为新加坡公司的“持份者” （stakeholder），即新加坡属于全体新加坡人。李光耀这种“治国理念”，受他在伦敦政经学院（LSE）的教授、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不肯从政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H. Laski, 1893-1950）影响甚深（页187）。新加坡的现状看起来有点像社会学家贝尔和狄-沙立特在即将出版的《城市的精神》（D. A. Bell和A de-Shalit：The Sprirt of Cities）中所揭示的“市民主义”（Civicism）——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感自豪（这与“民族主义”有一线之别，后者极易发展出大国沙文主义）。“市民主义”也许会成为二十一世纪最流行最受欢迎的“主义”！

在《硬道理》的“前记”中，李光耀除再申他要把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传授给三十五岁以下的国人，希望他们从而了解新加坡今日之成就得来不易之外，还透露了一宗发生于1991年的“军事意外”，是年8月9日新加坡国庆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军队在邻近新加坡樟宜机场的马来西亚柔佛州Kota Tinggi地区进行联合军演，伞兵空降、炮声轰轰，由于国庆阅兵仪式动用了大量军队，新加坡政府只好全国警戒，以防万一。李光耀不相信马、印会入侵新加坡，但在家门口军演，威胁性强，且此举似在试测新加坡的底线。来自邻国的军事恫吓，加强了李光耀建立一支进可攻退可守的精锐空军（SAF）的决心，但购买飞机、训练空军，非有旺盛繁荣且不易受外围因素冲击的经济基础不为功，这意味新加坡不仅要建立持续发展的行业（工业及服务业），还得吸引外资投入及各国精英赴该国工作……经济和国防息息相关，这即是说，要不断更新武备和培训军事人才，无钱不行。

新加坡这个小国有一支配备精良先进的军队（特别是空军），看似是资源浪费，事实不然，因为非如此无以产生威慑力量，令有一个时期经常耀武扬威跃跃有欲入侵新加坡之势的马来西亚知所收敛，由是新加坡有全安定环境令经济高速发展。李光耀虽然没有说明，但非常明显，如果新加坡军力薄弱且不是“全民皆兵”（十八岁以上青年须服兵役），像1991年的马、印军演，便有可能演变成入侵新加坡的军事行动。在第二本《回忆录》第二章“好男要当兵”，李光耀写得明白，即使马来西亚能制伏新加坡军队、“收回”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它也得考虑是否有能力镇压善于使用武器和炸药的全体人民”。新加坡的强迫征兵制，目的在此。事实上，在新加坡独立前后，马来西亚部队的表现，令李光耀有“马来西亚随时有接管新加坡的打算”。他于是迅速建军，最先购进的是以色列有意淘汰的法国制造的坦克……

新加坡现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达一百二十亿八千万坡币，约占GDP百分之六；新加坡人口不足五百万，常规军近七万二千人（后备军人三十五万多），其中包括空军一万三千五百多人，飞机（包括F16）四百二十二架，“阵容鼎盛”，目的不在扩张领土而在发挥阻吓力量。显而易见，这些年来，马来西亚已无入侵新加坡的打算，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新加坡才有机会在不必担心国家前途的安定环境下从事经济建设。

香港人喜欢和新加坡作比较，表面上，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有颇多相似之处，其实本质上南辕北辙，大不相同。举其荦荦大者，香港既没有国防问题，外交上亦不必自己打拼，这意味仅军事及外交开支，香港便省了一大笔，这不仅令香港财政很易便有盈余，而且有安定前景，便能够全心全意致力于经济建设。可惜政务官出身的特区领导人，缺乏胸襟与前瞻性，对中国政治完全外行（其中文程度令人怀疑能否读通北京的文件及领悟其背后的含意），事无大小，揣摸京意后才制定策略，结果处处碰壁，且因此拉阔港人与北京间的鸿沟。观乎目前的情势，新加坡终有一日会取代香港在世界经济领域的地位！

新加坡人早视香港为竞争对手，在谈及该国税率时，李光耀显然把香港视为假想敌，他认为若把入息税税率定得太高，有办法的新加坡人及在该国工作的外国人，便可能考虑“移师”香港（页168-169）。

李光耀对香港小商人以顾客为尊因而设法满足顾客需要的做法，颇为欣赏，但他对香港大生意人的经营哲学与视野，大不以为然。事实上，李光耀对香港地产商的看法，与笔者颇近。他指出香港人口倍于新加坡且有很多南来的优秀人才，这些俱为新加坡望尘莫及。但这些人的后辈，“独沽一味”地产发展，而现在他们已回内陆发展（页143）。李光耀指出，香港商界除了物业发展商和市场炒家，什么都没有。他以不屑的语气问，李嘉诚可有制造一件营销世界的商品？没有。他投资地产，收购港口、超级市场、电讯公司（和李氏没有提及的资源及电力公司），十分成功，然而他不过顺市而行，即什么行业当红便进入该市场，言外之意是缺乏创业家的眼光和魄力。笔者对此说不敢茍同，以李嘉诚是唯一一位放眼世界而且身体力行在国际商界大展拳脚的香港企业家，创新当然难能可贵，但在海外开拓经营海港、电讯以至洪水公司，又岂是易事！哪家香港公司最成功？李光耀认为应推冯氏昆仲经营的利丰，可惜其经营的不过是现代货运连锁店的“物流业” （logistics chains），他们不兴办工厂，因为自知无法在竞争剧烈的市场中立足（页147-148）。

李光耀指出香港经济因为吸引了无数“中国制造”的企业家（指解放前后挟资金技术及企管经验南来的内地企业家）而起飞，新加坡完全缺乏这种人力资源，他慨叹新加坡独立初期的社会中坚分子只是一批农人的后代，他们之中有的成为贸易商，有的成为专业人士，当然有的成为创业家……但在他治下，新加坡的经济成就终于与先天优厚的香港并驾齐驱。事实上，不是长他人志气，在笔者看来，香港经济可以拿出来“炫耀”的，除了物业发展（尤其是会自动膨胀的楼面面积），似乎没有什么其他成就足以骄人了。新加坡人经营的酒店，现在到处都见，其制造的若干消费用品，亦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位；可是，香港有什么本地制造的东西打进国际市场？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多。笔者不久前曾指出，特区政府容许地产商任意肆意把楼宇面积“发水”，令他们大发其财（亦令不少官员退休后谋得好差事），却因此祸根深植，除了少数例外如长江实业，有哪个地产发展商的后代乐于在非地产行业发展？换句话说，有哪些行业的利钱比可以“发水”的地产业优厚？答案是没有。香港的“富二代富三代”大都在国际顶尖学府求学，学有专精，本应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可是结果大部分精英分子都在最易赚钱的物业发展上打主意，这意味香港商界的精英分子，除了地产，什么都不敢尝试，结果什么都不会做。而当物业不景周期来临时，香港经济便会受楼市崩溃的拖累而一蹶不振。比起新加坡已有蓬勃的尖端行业及媲美香港的基本设施，其经济前景远胜香港，是不必讳言的。

据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去年前三季新加坡工业产量增百分之四十五、生化药物增百分之八十五、电子产品增百分之五十；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在外汇交易上有长足进展，2010年的交易额比2004年倍增，国际清算银行估计新加坡每天外汇交易额平均两千六百六十亿美元，为世界第四大，在亚洲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经过多年经营，新加坡已是亚洲商品（包括橡胶）现货及期货交易以至石油提炼中心；去年 4月赌场开业后，旅客人数大增，去年7月已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一帆风顺，继续繁荣，则香港尚能期待在大陆的救援下“起死回生”，而此一“优点”是新加坡望尘莫及的。

李光耀多次访港，与香港政商人物应有不少交往，可是本书并无提及，大概是没什么东西可供新加坡青年一代借镜吧。他唯一花了约三分之一页篇幅谈及的香港人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

被问及中国崛起会否令新加坡处境艰难时，李光耀的回答可圈可点。他说，假使美国从东南亚撤走，中国自然成为区内独大的强权，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新加坡做出一些令中国不快的事，中国亦不会（其实是不必）入侵新加坡，她只须收紧市场，不让新加坡货进口，新加坡便不知如何是好；虽然新加坡早已开拓印度等市场，但中国市场仍是生命线！

李光耀又说，香港现在已明白本身的处境，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上一收一放，香港经济便冷热交侵、翻腾不已。香港经济呆滞时，中央政府可放宽国人去香港买楼买股票的限制，结果香港楼价股价立竿见影上升，香港人当知谁是他们的“再生父母”。在这种大环境下，李光耀质问，你以为反中、主张民主的组织还是那些亲中央的团体得势？答案明显不过。正因为如此，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决定退出政府。她不支持北京的干预，以为仍行英国的一套、落实民主和有美国的支持，香港便能“五十年不变”。李光耀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垃圾（Rubbish）。当米字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之时，香港便无法摆脱北京的影响（页315）。

李光耀说他有很多仍保持经常联系的少年朋友，可惜不少已不良于行，他同时代的英国“书友”，几乎已全作古人；相信优生学的李光耀说他父亲九十四岁才谢世，他因此应该还有很长的“余年”。

除了数位至今仍保持经常联系的新加坡中学时代挚友，在他外国友人中，感情最好的要推港人熟知的柯利达爵士（Sir Percy Cradock，1923-2010），他们是同期的剑桥同学（不同学科不同书院）。柯利达历任英国外交部要职，曾为驻吉隆坡专员，在驻中国大使任上退休；他协助撒切尔夫人和中国谈判香港回归，在英国外交界地位显赫，然而晚景凄凉，他患糖尿病，割掉双腿，行动不便。有次李光耀在他伦敦租来的家里作客，看他上厕所之辛苦“有如做一次高难度的体操”，可是，除了年老体衰的太太，并无护士、佣工相助；屋主每周两次来清洁（这是英国小业主的例行工作，笔者当年在剑桥的“宿舍”，业主为在药房任职的药剂师，午休时便来清洁房间、公用厨房及餐厅；七十年代末期回剑桥药房探望他，不遇，店伴说他打算卖屋退休回乡了）……李光耀无限感触，不胜唏嘘。他的其他称得上好友——政治上的同道——的外国人，还有基辛格、舒尔茨（1982至1989年美国国务卿）和布莱尔。基辛格是他于1968年在总理任内放假去哈佛进修时的导师，成为朋友，一直保持联系。

7月13日，香港《信报》发表一则题为“李光耀：二十年内中国GDP可超美国”的短讯，报道李氏在新加坡《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的发言：“中国只要不发生社会动乱，经济应该能够继续以每年百分之九、十、十一的速度增长，十年内就能追上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二十年内甚至能超越美国。”未读李氏发言的全文，惟从《硬道理》看，他对中国的看法远比上述的全面和透彻。

李光耀对计划经济的成效，颇有保留，何以见得？原来在谈及读书时，他说：“你若对经济学有兴趣，应该读海耶克。”李氏没有具体地说出哪本书，唯显然是指“众所周知”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因为李光耀接着这么说：“如果你实行计划经济，你将以失败收场！”（页384）。李氏虽然没有指明哪本书亦没说“你”是谁，但读者没有不知道他何所指。

“如无意外”，中国经济可于十年后“平美”二十年后“超美”，李光耀对中国经济前景似甚乐观，可是，对中国在国际上担当的角色，他则不作乐观之想。李氏认为，随着经济崛兴，中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中美问题上的“话语权”相应增加，一海难容两支舰队，中美关系因而无可避免会趋于“困难”，这种“困难”，在近今南海主权争议上已逐步浮现。李光耀对中美在亚洲之争的观察十分清晰，他坦率地指出，美国这个“魔头”已被证实“仁慈” 及没有“领土野心”，其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部署军力，目的无非在推动民主和传播人权意识而不是掠夺土地；同样在区内甚活跃的日本，有蹂躝东南亚的斑斑劣迹，中国可能真的“永不称霸”，然而邻近“诸小”朝贡的历史，未免令人有所顾虑。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留守”亚洲对新加坡最有利！7月20日，中国和东盟成员会代表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开会，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一致方针”，希望最终签订《南海准则指导方针》，别说此方针的达致尚无眉目，即使签订了协议，“诸小”仍会挽留美军坐镇！

中国的崛起会否在区内造成“冲突”？李氏认为美国在未来五十年可能仍是独一无二的强权，区内的权力交替将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取代英国般的“和平转移”不同，不过，他认为只会有小冲突而不致爆发大战（full fledged war）。李光耀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和军事持续长足进展的前提下，目前中国容忍美国在亚洲出现，因为她自知无法取代美国而区内很多国家都欢迎美国……百年内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和科技上可能无法追得上美国，但国力不相称不等于中国不能令美国受重创。李氏说他“大胆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在东南亚影响力日增，但美国的“支配性地位”不会动摇。“中国社会（政府内部）如无意外”（if no internal upsets），中国会成为一个令人不敢轻侮的强权（a considerable power）。对于中美会否发生贸易战，李氏没有正面响应，仅指出贸易不平衡特别是严重失衡必然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页165）。李氏对中美在亚洲“互别苗头”的宏观观察，正误皆有。比如他说中国不介意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从最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访北京与中国军事领袖针锋相对的对谈可见；当然，他相信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则完全正确。

被问及新加坡人应“读什么书”时，经济学书籍李光耀推介《通往奴役之路》（如上述，这是笔者的揣测；虽然此书只是海耶克博大精深经济学说的“浓缩通俗版”）；读者也许想知道他喜欢什么其他书籍？文学他推荐莎士比亚；政治则是肯尼迪（故美国总统）的《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美国“今上”奥巴马的自传亦值得一读，读其书同时可观照他的作为，显得特别有意思。在记者追问下，李光耀承认“大体而言”他喜读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闲读时亦读《堂吉诃德》（Don Quixote），“但我不会向磨坊的风车宣战，现实世界我有太多人事要克服”（I got mortal foes to fight against；页383-384）。

顺便一提，李光耀说他年轻时中意的喜剧演员为丹尼基，“他能歌善舞且会演”；对夏里逊和柯德夏萍利主演的《茶花女》，他亦留下美好印象（他记得的是 Pygmalion而非My Fair Lady）。李氏又说他曾看《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但久已不看美国电影了。

在国际间的“知华派”中，笔者以为李光耀是此中翘楚。他有中国人血统、自幼受传统西方教育、盛年在政治上有成后苦学中文，加以新加坡基本上是华人社会，而他又一早与中国政要接触并多次访问大陆（他一早与中国交好同时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藉以平衡对中国的依赖），以他的聪明才智，其对中国的认识，在当今非华人学者及中国问题专家中，堪称首屈一指。被问及在中国的软实力大增的情形下，作为一位华裔，他会否因此“北望神州”、事事向中国“看齐”？李氏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中国人或未富先骄、财大气粗，直译是“他们愈成功愈看不起人之外，还会以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对待你”（treat you with condescension，页330），换句话说，已崛起的中国人，不易相处。这当然是亚洲“诸小”不希望美国撤出亚洲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高度赞赏该国广告创作者Lim Sau Hoong（林少芬），据www.red-dot.sg的数据，林女士获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荣誉学位、教育学院文凭兼修音乐，历任广告公司创意总监，2000年创立10Am Communications；2008年任北京奥运开幕仪式设计筹委会视觉形象顾问、2010年上海世博新加坡馆筹委会咨询主席；林女士获五百多项国际大奖，其中国银行系列广告大受欢迎，久播不衰的立邦漆、新力（索尼爱立信）等广告皆出自她的手笔；她的杰作还包括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形象广告，其创作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被中国观众选为“记忆度最高的标语”。她在中国很成功，以至中国顾客要她在北京成立办事处，被她婉拒，她宁愿根留新加坡，中国顾客需要她帮忙，如果条件合适，“电召即到”。这种做法，李光耀非常欣赏（李氏曾公开表扬）。李氏引述她的分析：“一旦在内地开分支，你便成为他们一分子；他们对你便有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期待，结果可能不欢而散。”李光耀说林女士精明能干，这样做才不失新加坡人身份。李氏接着有所发挥，他说，你在中国有办事处，你的中国顾客会一视同仁地当你是内地人，会吩咐你“马上做，快点”（ma shang zuo, kwai diam），但许多事是急不来的……李氏的谈话中夹杂不少普通话，如bu cheng ba（不称霸），如shi san yi（十三亿）等，读起来特别生动有趣。

一句话，李光耀清楚知道中国在经济上已崛起了，但意识形态不同、思维方式有异、待人处世态度南辕北辙，新加坡人宜敬而远之！

李光耀的优生学观是非常有名的，他对此绝不讳言，有机会便大力宣扬，而除了引述学者之说，他强调这是他观察世间物事所得的结果。1968年，他当了九年总理之后，趁“公休”（sabbatical）到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他注意到“教授与教授结婚所出后代非常聪明，他们都考上常春藤名校；教授与研究生或秘书结婚所生儿女，有的聪明有的不聪明”。李光耀因此得出“两个聪明人结婚必生聪明后代”的结论，这大概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遗风。在为他这种看法辩论时，李氏指出果树（他的举例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榴莲）接枝结果才大才甜才多汁，接枝便是选种配种，而这便是植物优生法。

为了推广他的优生说，李光耀还以中国封建王朝皇帝老子选婿（驸马）为例，为什么皇帝多择当科状元为婿，这是因为状元是当年最优秀和比较年轻的学者，让他和有纯正贵族血统的公主结合，后代必然聪明绝顶。虽然笔者未见学者在这方面的考据，但李氏的说法，以常识度之，大有道理。附笔一提，古代驸马称为“禁脔”（最肥美且不让他人染指的肉），史书所记的第一位“禁脔”是晋朝的谢混（见《晋书?谢混传》）；而女宠男宠被认为“禁脔”，也许始自武则天，她怒斥和她的“姘头”张昌宗调笑的侍儿上官婉儿：“汝敢近我禁脔，罪当处死！”总之皇帝选最佳的品种与女儿配种！

在《硬道理》中，李光耀一有机会便论证、强调人的资质“七分先天三分后天”，“选择性传宗接代”（selective breeding）因而十分重要。在李光耀认识的当代中国领导人中，李光耀认为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便是此中典型。在李光耀印象中，李岚清除了有政治才能、辩才无碍，还会弹钢琴（熟悉西方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对教育和艺术（会刻图章）都有深刻认识。对此李光耀颇感意外，寻根问底，得知李岚清书香世家，是优生的“成品”！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他对此命题说得更透彻，在第十章“婚嫁大辩论”，李氏说他循例于1983年8月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言，他写道：“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不出李氏所料，这番讲话引起很大的回响。李光耀回忆道：“内人芝（柯玉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0’水平（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平）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百分之十二，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李光耀接着写道：“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

李光耀最后说服了大多数人，这从在其后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回升以至该国的移民政策等俱以大学生及专业人士为优先考虑对象可见。事实上，这种政策是优化了新加坡人口，是该国步上成功坦途一项不可轻视的元素。

据5月31日《金融时报》（ft.com/alphaville）引述波士顿顾问集团的调查，2009年新加坡有净值美元百万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百分之十五，排名世界第一，以次为瑞士的百分之九点九、卡塔尔百分之八点九，香港以百分之八点七居殿军；新加坡人口约五百万，估计很快便有五分之一家庭净值百万。以人口比例计，何以新加坡百万富翁（家庭）最多，笔者以为与政府政策鼓励人民工作、储蓄、创富有直接关系，而推广优生政策令其人口日渐“优化”，这意味愈来愈多人在合法框架下追求对本身最有利的处世态度不无关系。读者也许要问，新加坡富翁这么多，何以报上少见甚至未见他们炫富性消费的新闻？笔者揣想这与李光耀“勤俭治家”有关，李夫人贵为“第一夫人”及一家大律师行的主脑，竟然“大概只有一只金表和一条珍珠项链”（页123）。据说直至李夫人于新世纪初第一次中风后，李家才有“新式淋浴”的设备（友人说这是他们的孙子在李夫人葬礼上透露的）。而李夫人去世后，没有她的安排和亲力亲为，起初李光耀的日常起居生活颇有困难，李家并非奴仆成群，过的不过是普通人的生活……这种朴实作风，是新加坡有钱人很少作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原因，亦因此外人不易觉察到新加坡人的富裕。

李光耀的求学经验，大有可以借镜的地方。他六岁顺从外祖母的选择，进入以华语普通话授课的Choon Guan小学（《李光耀回忆录》的“纪事年谱”略去小学的“经历”），他家里说英语和马来语，对华语因此甚难适应，加上“背死书”的方法李光耀不能接受，遂说服母亲让他转读英文小学Telok Kurau English School；小学毕业后考上莱佛士书院继而莱佛士学院（Raffles Institution）就读；1942至1945年新加坡沦陷的日治时期，李光耀失学、半失业——他加入“书友”创办的胶水工场（以木薯粉制成文具胶水），在那里认识了未来太太柯玉芝……胜利后二十三岁的李光耀负笈英国，先进LSE，“不服水土”，转剑桥大学FitzWilliam House（书院）。李光耀的英语当然没问题，若刻意仿效，行为举止亦可以比媲英国绅士，但他意识到仅有语言相同而价值观互异，你始终无法成为“他们”的一员。而由于不通中文，他因此无法接触，更遑论理解中国经籍的微言大义，他在家中所感染的只是儒学中的“庸俗肤浅文化”（low culture）。他于三十二岁（是年他当选议员并成为仅得三议席的反对党领袖）开始苦读中文，才慢慢了解中国文化的精深博大。对中国文化肃然起敬，令李光耀要他的子女进中文小学，结果在求学时期，中文成为他们的母语，接着才是英文和马来语；由于工作上多用英文少用中文，现在他们的第一语言是英语。

《硬道理》有一页刊出三帧相片，画面朴实优雅打动人心。第一是1948年李光耀和柯玉芝在剑大求学时摄于圣约翰书院著名的叹息桥（Bridge of Sighs）前，他们当时尚未正式结婚；第二是李氏伉俪1974年摄于同一地点，是年他们的长子李显龙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剑大数学系荣誉学位（Wrangler）；李光耀十分高兴，夸言“他的DNA无与伦比（李本人精于数学、李夫人则对英国文学素有研究），拿第一是理所当然”；第三是2000 年他们结婚五十周年重游剑桥再以叹息桥为背景合影。这三帧相片说尽李氏夫妇鹣鲽情深，他们的一生可称十分美满，白头偕老、儿孙满堂，更重要的是缔造了繁荣兴盛与独立自主且逐步走向“真正民主”的新加坡！

新加坡人“富甲天下”，意味新加坡人有能力照顾本身的福祉，有创富的干劲和保值意识，这种德性形成“良性循环”，即人民愈有钱政府的政策愈不能背离已被证实能富国裕民的市场制度，而市场制度与民主政治互为表里。笔者因此相信新加坡政治不是愈来愈专制而是愈来愈开明和民主化。

有一事必须一说。李显龙以“最优异成绩”毕业，校方有意请他留校任教并从事研究，被他婉拒，他下决心回国从军……外人莫不以为这是李光耀的刻意安排（让儿子掌军权以稳固“李氏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实情绝非如此，《硬道理》列举种种事实，证实李显龙从军出于自愿，与乃父完全无关！

新加坡官员的薪津之高，世界之最，这项实行近二十年且证实非常成功的政策，是李光耀在1993年提出（李本人并非受益人，以他于1990年底退位让贤）于翌年为国会批准。这项世所罕见的政策，规定所有政治任命官员及部分高级公务员的年薪与私营部门薪金挂钩 ——前者为后者中位数薪金的三分之二；所谓“私营部门”，是律师、银行家、工程师、会计师、跨国企业总裁及本国工业家，根据这些行业八位薪给最高者的中位数。在2009年，新加坡政府部长级官员的年薪可达一百五十万美元，总理则为三百余万美元。如此高薪，对政府并不构成沉重负担，以整个政府决策管治层的薪金总和，不及GDP百分之零点零二，比购买一架F15战机还便宜（按1998年每架出厂价约三千万美元）！

管治层薪金这样高，民间反对之声盈耳，在野政党以此进行攻击，不难理解；然而，实行高薪制后的数次大选，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得票率有升有降，唯均以多数票胜出，说明高薪“物有所值”，纳税人的钱没有浪费，即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程度获大多数选民认同。这是李光耀引以为傲的。

这里岔开一笔，略述笔者对官员高薪的看法。一般的说法是高薪可以养廉，以经济学语言，高薪令受薪者行差踏错被解雇（遑论下狱）的机会成本大增，因此在职时不敢营私舞弊，廉洁政府由是产生。此说大有道理，然而，与新加坡同列世界廉洁榜榜首的新西兰和丹麦（2009年“国际透明”的“廉洁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贪污认知指数？〕排名榜”前三位依次为新西兰、丹麦和新加坡，中国香港排第五、中国台湾三十七、中国澳门四十三、中国大陆七十九，最不廉洁的索马里排名一八○），她们的部长级高官的薪津不及新加坡的十分之一，然而其廉洁程度尚比新加坡胜一筹，说明了“养廉”不一定靠高薪！以新加坡的例子，笔者相信“高薪”之能“养廉”，与有无上权威的李光耀“上梁端正”即绝不贪渎及治贪腐绝不手软的示范和阻吓作用亦有关。如果笔者的揣想不致远离事实，那么，李光耀后的新加坡在这方面便可能有变！新加坡在地理上受贪污邻国如马来西亚（廉洁指数排名五十六）及印度尼西亚（排名一百一十）包围，且多商贸及民间往来，亦与中国政商关系密切，又与广东福建有频密的人际沟通，近朱者赤、近贪者腐，新加坡在强人之后，其欲不变“色”，难度大增。

对于从政从公只为“荣誉”而不为个人利益如金钱和名誉（国人挂在口边冠冕堂皇的“大话”，台湾是：“计利只计天下利”，大陆是：“专门利人毫不为己”），李光耀直斥为“虚伪”。李氏绝非“和稀泥”式的政治领袖，其“直斥其非”的个性，在青年时期已显露，笔者昔年曾引帕金森（《帕金森定律》的作者）记学生领袖时期的李光耀，这种耿直的个性令他非常突出，引人注目。李光耀指出，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政客官员的薪津并无“过人”之处，只是这些人在任时大都做好离任时写书、演说及当企业顾问或在政治属性明显的研究所当研究员的准备，这便是李氏所说的“退路策略”（exit strategies）。众所周知，香港特区政府的决策官员——政治任命及公务员——的薪津，虽然比上（新加坡）不足唯比下（如欧美日本以至中国大陆）有余，只是人心不足，不少人在任时有“积阴功”的不光彩陋习，即使不是人人如此，退休后当义工或无所事事优游林下者数不在少，但有少数人在位时处心积虑苦心经营，一切“为退休后养尊处优谋”，而且确有若干进入相关商界当优差的显例，已足令整个公务员队伍蒙羞！

李光耀1990年11月辞任总理，把此后的收入包括著作版权、演讲等的收益一共一千三百万新加坡元，悉数捐作慈善（主要是教育基金）用途……在廉洁自持有高尚情操的西方领袖之中，李光耀最欣赏的也许只是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Paul Volcker，1927- ），1987年他从此职退休时才六十岁，正当赚大钱的盛年，但他并没有出任任何谋利性工作（仅短暂地担任过前世银行长主持的一家小型财务机构的非执董或顾问），所做的都是无薪给的义务性公职。李光耀曾问他何以与众不同、如此清高（退休的美国联储局主席和财长大都进入华尔街“揾真钱”），沃尔克轻描淡写地说：“普林斯顿（大学）培养我们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如何选拔和吸引社会精英投身政治、进入政府，是李光耀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工作。

从政的先决亦可说是“内生”条件，李光耀指出是坚定的信仰（you must have convictions），这当然是把新加坡建成现代化独立繁荣城邦的信仰（页75）；此外，他认为学历虽然不可忽视，但绝非做官的最主要元素，上世纪六十年代新加坡政府曾一口气请了三位博士，但政绩差强人意。仔细研究成功大企业如通用电气、微软和IBM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李光耀发现优秀领导人必须具备多种“基本质素”如高智商、情商、干劲（stamiina）、果断和足智多谋（resourcefulness）等，缺一不为功。和香港不同而与英国一致，在新加坡，出任部长的人必须通过竞选的洗礼，这即是说，一位具备上述诸种优秀质量的干才，如果没法获选民认同，便不能进入内阁。不但如此，以李光耀的标准，如果你在任内的工作不能获选区人民的认可，你便无法连任，对于这种“一任人才”，李光耀认为不堪大用（not much value）。有心把从政作为终身志业的人，李光耀认为要一早下定决心，唯有如此，才有机会接受种种考验，而在这漫长的历练过程中，让领导层有时间评估其实际政绩以及在竞选中了解其能否赢取选民的信任与信服，从而决定他是否可以栽培并付与重任。李光耀指出外间批评他的政府由一班“精英分子”（an elitist lot）组成，是皮相之说（plain stupid）。长年经验的累积引导人民行动党决策层理解政府领袖必须是多种优良素质的聚合体（a conglomerate of qualities），而他们所要具备的素质，与军事统帅、企业总裁或总编辑并无二致……在这里，李光耀重提“遗传因子”的重要性，他强调人的智能和EQ 等素质，七八成来自先天，只有二三成为后天的培养（页120以下）。

通过竞选和工作考验的人才，政府以甘词厚币（表扬他们的工作表现和支付高薪）挽留他们继续工作；但留下的人要经过三四以至更多届的工作，才能成为经验丰富、老练果断的优秀部长！李光耀强调，当一任部长是不够的，起码两任，你才能真正理解新加坡和她的人民，同时你才真正了解政府的运作。向这些优秀人才支付高薪，目的是在挽留他们——不然，他们任期未满也许已有高就而辞职。李光耀这种“人事安排”，从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高廉洁度以至社会安定经济欣欣向荣上看，是非常成功的。问题是，如何能让一名政客在数届大选中胜出？要解决这个难题，人民行动党四出寻找人才并吸纳他们成为党的中坚分子，这一方面令该党人才济济，一方面则使其他政党无能人可吸纳，出现人才凋零的情况。在这种大环境下，迄今为止，人民行动党便在多次大选中屡战屡胜，从1959年一直执政至今！这肯定是其他国家无法仿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