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东亚模式——权利与权力对冲

三年实地调研五国一区

中国的发展具有独特性，但中国的发展并不会脱离人类文明大道，中国以外的经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开展了为期三年的“东亚政治发展研究”项目。在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发展环境相近的东亚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的研究中，我们对东亚政治发展观研究最主要的发现之一是：权利与权力的“对冲”现象。

东亚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无一例外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体制，即一方面，经济社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权利，开放资源、扩大自由，极大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集中权力于政治精英阶层，强化国家政权，依靠政权力量推动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

这种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体制，在东亚五国一区平均存在的时间约为30年，这正好也是这些国家及地区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时期。比如，日本明治时代，一方面开放经济，另一方面，建立天皇体制，集中权力于中央政府，实现举国一致体制，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日本在短短30年里因这一体制而迅速崛起，拿到19世纪亚洲工业化的最后一张“船票”，跻身西方列强。明治体制是一个典型的“对冲”体制，战后韩国、台湾、印尼、新加坡、泰国等工业化时期的政治体制都在不同程度上复制了明治体制蕴含的那种“对冲”机制。

所谓权利与权力的“对冲”，是相对美国政治发展模式而言的。建国初年，美国政治制度便形成两个要点，即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开放国家的权力。这种权利与权力双重开放的体制是美国的特色，更被奉为自由民主政治的圭臬。然而，大量经验性事实证明，后世现代化道路上的成功者却鲜有实施美国双重开放模式者。

为何后世采取“对冲”模式

工业化进程既是物质生产进程，也是社会关系发展的进程，即人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所谓“社会转型”一般具有四项主要表现：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其中，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而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经济途径，即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其追求；另一条是政治途径，即通过政治活动、集体行动，通过争取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来获取利益。

如果在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开放政治权力，无疑就是开放社会流动的政治途径，必然吸引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获取利益，必然导致各个社会群体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社会进程主题转向政治参与、政治斗争，结果往往是社会动荡，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中断工业化的进程，使社会陷于混乱。根据东亚经验，我们将工业化进程中权利与权力双重开放所引起的政治争夺效应称为：分配性激励。

分配性激励现象及引发的社会混乱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屡见不鲜。如在韩国20世纪60年代初张勉政权的“民主失败”、印尼苏加诺时期的动荡、泰国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多党政争，都曾是比较典型的分配性激励引起的社会动荡。

“对冲”体制的功效就在于：在工业化进程中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其效果就是把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了生产活动、导向了经济领域，引导社会群体与集团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我们将“对冲”体制所产生的这种效应称为：生产性激励。

开放权力需具备三个条件

东亚五国一区依靠“对冲”体制实现了工业化，在后工业化时代，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又一普遍现象是结束原有体制，逐步开放政治权力，实行竞争性选举，渐次过渡到多元化政治体制。这被舆论界称为“民主化”进程。

从“对冲”到多元，是东亚政治发展又一普遍现象。当新型社会结构、新精英阶层和新保守意识这三项重要因素出现的时候，东亚社会向多元转型的历史条件就基本形成了。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条件下，开放政治权力和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动力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也在随之变动，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不同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这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体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即对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的认同。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抑制了“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的温和化。这些都显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多元体制转型的关联。

我们关于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发展研究依然是初步的，但我们取得的成果扎实可靠。因为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经验判断所获得的认识。它有新知的发现，有旧识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