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的中国画风格

张军的中国模式

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是如今学术界的显学，也是民间“标题党”、“口水党”、“二手资料党”们的最爱，但很少有人能描述出，这究竟是一个如何面貌的模式。大多评论者以经济着手，却讲着政治故事，因为经济需要专业能力，他们没有，于是用宏观名词讲述微观体验，掺杂政治学上的盲人摸象，发泄对权贵的不满，最终要么总结为政治模式的伟大，要么斥责为政治生态的污染。总之，因为政治分左右，他们便强令经济也要讲是非。 其实，是非又怎是经济层面的事？如张五常给本书写的序《张军给我上了一课》里所说：“财富积累的分析，从利息通论的通道发展很难走，从资源租值变动的通道推进顺利得多。不幸，后者可能遇上阻值分配的问题，正如今天中国遇到的。这问题牵涉到价值观，难有科学答案。”

“最中国的故事”包含哪些要素呢？在张军看来，包括农民工、储蓄、国有土地、政府竞争、以及最重要的“把激励搞对”。关于古典经济学里市场如何好，资源如何配置那一套启蒙，十年前就讲完了（尽管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今天还在反复讲），那谈不上是“中国模式”。而持“普遍模式论”的学者反对的也是十多年前的政府干预模式，甚至反对的根本不是模式而是结果（如GDP增速过快论、消费比重过低论、房地产过热论）等。

张军和张五常有个共同观点，就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并非贯穿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前十五年是一个为了吃饭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变局，后十余年，才是走出了与全世界穷国崛起模式迥异的非常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直到1990年代还被计划经济和国企氛围笼罩，民穷商弱，远不能比拟珠三角，而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后十年，不仅上海、南京、苏州、宁波崛起，甚至连江阴、昆山、湖州这样的县级市都纷至沓来。

更精彩之处是，私人企业借助政府规划的产业带和园区大干快上，吞噬国企地盘，兼且土地租值不断上升，资本化率节节提高。最最精彩之处是，这些提升背后的力量是“对地方政府的激励”，而地方政府的唯一资本是土地，土地属于国有，这岂不推翻了经济学上的定论：“私人产权的边界越明确经济增长越快”？！

“中国故事”的迷人之处不仅于此，它还存在一系列的谜题。张军写道：“中国经济爆炸式增长的体制里，基本找不到被经济学家理解为实质性经济增长源泉的那些制度要件：私人的产权及其保护、合约的认同与执行、有效的法律制度、透明的决策机制、健康的公司治理、独立的司法和监管等，相反，在资源、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存在着广泛的国家所有和国家控制。”不少人在谈到这些时，会简单地把思维拐一个弯，认为这种错位值得自我认同甚至标榜为“中国力量”；张军并不认同这些，而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中国模式“为何这么差却又发展这么快”？

他认为，“中国模式”最奇妙的一点是，它在短期视野内总是充满错误、浪费、不和谐的因素，但是如果以较长周期倒过去看，以基本上十年为一个周期看，几乎没有犯过致命的错误。或者说，中国犯不起错误。俄罗斯、拉美国家都有资源，能接受长期犯错，而中国没有资源，有吃饭压力，故此总在发展到了不平衡的阶段会自动寻找新的秩序。

在奇迹肇端的1990年代，宏观充满压力，地方政府掌握土地和矿产，但它们当时并不值钱，中央一直考虑如何让地方更有发展的积极性，但又不至于产生加总的混乱。于是，朱基政府做的一系列改革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让中央与地方的激励兼容。

中央与地方激励兼容的一致性思维在于：发展是第一要务，所有问题都要在发展中逐渐解决。在此期间，中央与地方展开分税制改革、银行与财政分开、开始确立私有产权、货币政策相对独立、赤字规模大大缩小，这些举措其实都没有跳出“华盛顿共识”。

但随后的结果却充满着奇妙，地方政府俨然成为一个个既有压力（GDP考核升迁、财政要吃饭），又有激励（招商引资硕果可以分享到增值税返还）的大公司，以土地作为启动资本，不断调节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同时将储蓄不断资本化，实现了一段“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岁月。

中国高增低胀奇迹怎么产生的？

从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理论看，中国经济的每个层面都充斥着“崩溃感”，但偏偏又像“一头骑着自行车的大象”，总能掌握平衡不断向前，这是一个奇迹。张军认为，作为观察中国模式的学者，在学习经济学理论时得到的是一种“静态最优”的思维训练，在实践中一定要立刻跳出来，否则用静态的眼光看高速成长的经济体就会有困惑。

研究者的视野更要跳出局部看世界，事实上，整个东亚模式，在过程中的“最优化”这一项上，都是不及格的，因为都充斥着政府干预，浪费、资源错配，中国模式开端的“招商引资”模式本来就是从新加坡搬来的，但经济学者如果总是死抱着“静态最优”的观点，要不就流于肤浅，要不就是因为不再研究实务，吃回自己几十年来的老本。

事实上，“中国故事”最精彩之处正在于它始终是在寻找“现有约束下最好解决方案”的动态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是用了“竞争和激励”的办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不是计划经济中的“取代和干预”，而是“利用”。

从1990年代至今，政府利用得最好的就是“土地市场”，它是地方政府最有效的“金融杠杆”，也是避免财富被消费掉而无法积累的最佳载体。很多批评者大肆批评房地产升值的一大口实就是“大量资本集聚于此，使消费无法拉升”。谬矣！“中国故事”和“东亚奇迹”的一大共同点就是高储蓄和高资本化率，正是不断加大的投资使得中国经济在高速成长时始终保持低通胀，而民间资本通过房地产和土地经营模式被转化成基础设施投资与固定资产形成。这是中国做得好的地方！今天的投资，即使被挥霍浪费一些，也会转化为明天的产能，而今天的消费，只能转化为明天的通胀！

在我看来，“中国故事”的特殊性在视觉上可以通感为“中国画与西洋画”的区别：它不打底稿不提前勾勒布局，才下笔时总能看出大量的不完美甚至悖谬，待笔锋展开，前面的局部不断被后面的局部修正，而随着画卷面积的延展不断跃出新的形象和构思，留白处处，余韵袅袅。最要不得的就是如当下有些调控政策表现的那样线性和“激励不兼容”。

有意思的是，接到张军老师邀约时，正逢境外内地媒体大幅报道“上海城投还债能力告急，10万亿地方债引发中国崩盘论再起”。谈到此处，他淡然一笑说：“有什么关系？所谓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只是假设地方财政不增长了，在现有局部下看问题，其实那些融资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繁荣了，租值提高了，人多了生意兴隆了，自然税收多了。只要不是借钱消费而是投资，在人均GDP上升到15000美元之前，都不会有问题。”

值得钦佩的是，张军老师无论外部条件怎样都坚持独立思考，甚至敢于跳出自己曾经日夜苦学的根本。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样的故事最中国》书里的观点，汲取这样的思维方式都会大有裨益。凯恩斯说：“困难的不在于接受新思维，在于改变旧思维。”这正是“中国故事”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