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复活？——网络仇富仇官仇高情绪历史探源-寒竹

今天的中国跟所有经历过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一样，正在进入一个社会矛盾的高涨期。由于中国以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代人走过的路，原本可以逐渐解决的社会问题集中涌现。中国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值得重视的剪刀差：一方面是社会自由度的迅速扩大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民众表现出来的对富人和官员不满的情绪日趋强烈。这个日益增长的剪刀差说明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拥得更多自由并不意味着民众必然对社会发展有更多的正面认同。社会发展和社会认同的反差几乎是所有转型中的社会都必然会遭遇的。但是，社会高速发展引发的不满直接表现为仇富和仇官的民粹主义情绪却是中国网络舆论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社会在转型中面临的一个特别风险。网络舆论中仇富仇官的情绪根源何在？如何把仇富和仇官的情绪引导为一种理性的社会批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批评富人和官员的历史根源

中国自秦汉以降的古代社会有两个不同于其他古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一个是中央集权的科层化制度，一个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和以国家为疆界的统一商品市场。这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理解中国历史传统的两个关键之点。

秦汉时代确立的郡县制和隋代定型的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层化制度。这种非血缘、非世袭的官僚制度把社会分成了官员和庶民两个基本群体，官员构成了上层社会的主体，而农民构成了下层社会的主体。这跟西方以血缘为基础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完全不同。在西方封建社会，是领主与农奴的对立，而相应的中国社会则是政府官员与庶民的对立。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以至改朝换代都是通过官民冲突来实现的。由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原因，中国民间社会对上层社会的批判主要是通过对官员，即奸臣和贪官的鞭挞来表达。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庶民百姓对政府官员的批判是中国社会制度的产物。

与许多中外学者想象的不一样，中国的古代社会的商品经济远比西方社会发达。从秦汉以来，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给商品经济提供了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私有土地的自由买卖，再一个是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而西方国家一直要到文艺复兴之后才逐渐具备这两个条件。土地的自由交易和全国的统一市场使得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与此相适应的是贯穿于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分化异常严重。许多学者常常习惯于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政策来断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发达。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自秦汉以降历朝历代之所以大都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恰恰是因为中国古代发达的商品经济不断地制造土地兼并和财富分化。为了防止社会在商品经济制造的土地兼并和财富分化中断裂，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总是运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干预市场，不同形式的“限民名田”和“抑制商贾”几乎是每一个朝代的基本国策。但无论政府怎样干预市场，商品经济仍然以其自身的规律强有力地制造着社会分化，不断地把社会成员分化为富人与穷人，不断地把社会推向两极化。当失地者和贫困者成为社会多数的时候，中国民间社会对富人的谴责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

中国古代社会的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具有流动性的金字塔结构。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土地的自由交易不断地把官员和富人推上金字塔的顶端，而把庶民百姓和穷苦百姓压在底层。在这么一种社会结构中，普通民众常常用贪官和奸臣来表达对官员的仇视，用为富不仁、土豪劣绅来表达对富人的怨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对富人和官员的批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为了防止自身在分化中断裂而产生的一种自我矫正力量。这种社会矫正力量在上个世纪曾得到空前的发展，对富人和政府的批评实际上已经成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舆论的主流，并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建国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二，批评富人和官员的现实根源

在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为了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和官僚化，为了防止社会贫富悬殊，政治运动成了一种社会常态。但是这种以继续革命为口号的政治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分化程度，但却严重压制了公民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为了摆脱这种对社会分化过正的矫枉，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进入了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关于中国改革的书籍和文章如汗牛充栋，无需再赘述。这里要探讨的是三十年的改革为何会导致社会对政府官员和富人的强烈批评。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经济的市场化，一个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这两个特征恰恰是导致社会普通民众对政府官员和富人持强烈批评的基本原因。

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不仅是社会经济最强大的发动机，同时也是社会财富最强大的分化器。市场竞争必然造成的社会财富分化。遗憾的是，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自由市场持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情结，以为只要是公平透明的市场机制，社会的发展就只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而不会出现巨大贫富悬殊。其实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只是听任市场的自由竞争，那么社会必然丛林化，社会最后只有在自由竞争中因两极分化而断裂。无论是中国的古代社会，还是西方的先发国家，都是运用国家的政治力量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前者运用的是皇权和朝廷的力量，后者运用的是社会主义政策。中国三十年改革的一个重大缺失就是社会主义机制发育不完全，政府很少用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平衡自由市场的发展，结果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分化。当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时，无论少数富人是用什么手段积聚的财富，都会遭到大众的怨恨。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社会主义机制发育不全而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民众对富人的批评。

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为一个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中国经济体系在全球竞争中是脆弱的，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机制很难抗衡发达国家的强势经济和垄断，也就是说，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仅仅靠市场本身是无法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要想建立起完整和独立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依靠政府在经济领域里的引导和整合。但是，政府全方位地进入微观经济领域，势必导致权力寻租和官员的腐败现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由于科层化社会结构，政府官员一直是中国上层社会的主体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占有者。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支配下，中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很难接受自身的经济地位低于商人的现实。官员利用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全方位介入而把权力变为财富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最终的结果是引起民众对官员腐败的痛恨。

所以，中国社会今天对富人和政府官员的批评不仅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也有深刻的现实根源。要想在短期内彻底消除社会中对富人和政府官员的不满情绪，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三，网络媒体把对富人和官员的批评放大为仇富和仇官

但是，中国社会对富人和官员的批评虽有历史和现实的根源，但这并不等于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已经到了引发社会崩溃的边缘。事实上，无论是贫富差距还是政府的腐败程度，中国在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国家中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中国网络媒体中出现的仇富和仇官的极端情绪跟真实的现实生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距。下面是一些基本的数据

根据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透明组织的统计，中国社会的腐败程度在全球位于78名，印度87名，墨西哥98名、阿很挺105名、印度尼西亚110名、越南116名、菲律宾134名。

中国的基尼系数通常认为是0.47，但这个系数主要是被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的货币收入差距所支撑。考虑到各个地方不同物价和生活成本，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实际上是被放大了。

根据世界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关于中国社会民意的调查报告，最近四年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分别为2007年83%、2008年86%、2009年87%，2010年87%。民众这么高的满意度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而且，中国民众的满意度还呈现一个递增的趋势。

如果我们仅仅看网络媒体，很容易得出中国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而大多数老百姓对富人的嚣张和飞扬跋扈、对政府的腐败已经失去信心。中国似乎已经布满了干柴，一个火星都会引发燎原大火。客观地讲，由于网络媒体的表现形式，网络上出现民粹主义是一种比较难以避免的现象。世界各国的网络媒体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粹主义倾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狂热，特别是有过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狂热”，中国一些网络媒体表现出的民粹主义带有一种斗争哲学的色彩，对社会起着毒化和撕裂的恶劣作用。

这种具有阶级斗争色彩的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用炒作当事人社会身份的方式来取代对客观事实的报道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一些网络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或发表评论时，不去关心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是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具体事件进行分析评论，而是专注于事件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无事实根据的引申，并且把当事人的身份用来作是非评判的标准。2010年年3月23日，贵阳发生一起因交通违规引起的动手打人事件。国内一些网络媒体在第一时间以“强悍‘中华女’当街暴打女记者”的标题迅速地传播了这一消息。许多网站都出现了一片对违规驾驶车主暴力行为的谴责。但仅在两天之后，被打女记者被网络人肉搜索出是贵阳市某部长夫人侄女，网上舆论立即大转，网民的矛头转而对着挨打的女记者。在这些网络媒体报道和评论此事件的过程中，当事人的身份基本上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而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已退居其次，沦为当事者身份的注脚。一些网络评论一开始对打人的“中华女”的强烈谴责，是因为传闻该女开一辆豪华跑车,属于富人阶层,是为富不仁而打人,当然被谴责。而媒体后来得知女记者为官员侄女，舆情大变，因为“官”比“富”更值得憎恨，所以舆情又从“责富”转为“责官”。类似的报道在一些网络评论中比比皆是。官员、富人、警察、大学生等人的身份常常成为报道的焦点，事件本身的过程倒成了次要的。这种由当事人社会身份来决定一个社会事件的是非曲直，实际上是过去阶级斗争绝对化在今天的翻版。一些网络写手把今天的“官”和“富”都视为某个社会群体的“原罪”，跟过去阶级斗争绝对化时期由阶级成分来判别是非黑白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四，仇富和仇官情绪给执政党提供的发展空间

如上所述，在今天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中，要彻底消除社会中对富人和政府官员的不满情绪是不可能的；而在网络媒体方兴未艾的时代，要想阻止网络媒体把对富人和官员的批评极端化为仇富和仇官也是很难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平民建国的社会，作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制度的社会，仇富和仇官的情绪却给执政党提供了更为深远的发展空间。

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原因，中国民众对贫富分化和政府腐败现象的批评将会继续，而这种批评恰恰需要执政党进一步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环顾当今世界，对自由市场和贫富分化的制约都是依靠社会主义政策而非靠自由市场本身。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由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政策显然是共产党宗旨的应有之义。所以，中国社会仇富的情绪将迫使执政党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来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

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主要是由政府在实践中常常不自觉地把强势政府和全能政府混为一谈，这是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发育不足，进而导致政府官员腐败的一个根本原因。由于受过去前苏联体制的影响，相当多的政府官员把政府的强势理解为全能，以为在现实中不断扩大政府的管辖范围，以为政府的职能越多，权力越大，政府就越强势，结果造成了政府规模在数量上的恶性膨胀，严重阻碍了自由市场的健康成长。由于缺乏市场的自然调节机制，政府全方位地介入经济活动，各级政府官员都身体力行地投身到经济活动中，这样，政府的社会角色就不仅仅是决策者、执法者和仲裁者，同时也是经济活动者。政府自身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就无法得到有效监控，因为政府很难自己监督自己。由于这个原因，政府的经济活动基本处于一种缺乏制约的状态，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成了一种难以根除的弊端，无论何种严刑峻法都无法阻止在商业大海里冒险违法的政府官员。所以，社会舆论中的仇官情绪将促使中国政府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中退出来。

概而言之，中国社会舆论中的仇富仇官情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现象。微观地看，这种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可能会唤起阶级斗争的热情，可能会撕裂社会。但是，宏观地看，仇富仇官情绪只是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被网络放大的非理性现象，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缺乏基础，但却可能起着平衡社会发展的作用。如果执政党能够因势利导，在仇富和仇官的舆论中进一步强化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色彩，进一步摆脱全能政府的包袱，中国社会可能会更加稳定和平衡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