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1921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共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和中共建党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至深至巨。在这两件大事之间，相差十年，也就是1911年到1921年。这十年的时间差里，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试验了各种政治形式，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最终导向了中共建立，从而将中国带入一个新时代。

4月到5月，CCTV在黄金时间播出了电视剧《中国1921》，以此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而这个电视剧选取的时间背景恰好是1918年一战结束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间跨度为三年。而这三年也恰好是北洋政府政治上最终破产，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则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政治力量。一个夕阳西下，一个如日东升，两条线索交织、纠缠在一起。

北洋政治何以破产

武昌起义的枪声结束了帝制，中国进入共和时代。但是这共和并不是人民共和，也不是社会各阶层联合的共和，而是北洋军人的共和。

国民党虽然倡议革命十多年，但要想在1911年接盘，显然还差得太远。无论是政治、外交、行政、军事、社会改革等诸多治国理政的方面，国民党除了简单的口号式主张，还没有成熟的想法。甚至连如何在清帝逊位之后仍将蒙古、新疆、西藏保留在“中国”之内，他们在理论上都无法解决。

从这个角度说，在辛亥革命之后，政权落入北洋军队为骨干的旧官僚、旧军队之手有一定的必然性。至少他们的行政经验要比国民党更丰富，更懂得如何与列强打交道，而这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具备的能力。

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多数前殖民地国家都有类似经验。在国家、民族陷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后，统治者的改革往往先从军队开始，所以军队往往是这些地区和国家中最先接触到新思想进而产生民族自强和政治改革意识的群体。土耳其、埃及均是如此，甚至我国西藏地区也曾有过藏军军官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势力。土耳其政治转化较为成功，凯末尔革命之后再未出现较大幅度的政治动荡，而埃及则长期处于军政府状态之中，从纳赛尔革命到萨达特再到已经倒台的穆巴拉克，都是以军队为其整治后盾。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经常有人提到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同情戊戌变法、推动晚清新政之类的事情，其实不足为怪。因为他们与外国打交道多，所以对新事物、新思想接触较多，从而在旧式官僚中较早产生政治改革和军事自强意识。而且，他们本身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也有能力推动这些改革。

但这不意味着军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新政治秩序的出现有赖于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年轻军官主导下的“革命”能起的最大作用往往仅限于打倒、推翻旧政权，为新政治力量打开成长的空间，充当国家护卫者的角色，而在政治上则只能是过渡时期的例外状态，而不能成为常态。因为军队本身只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系统，可以为一个国家提供政治秩序保护，但却没有为民族指明方向、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

辛亥革命后，旧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尚未诞生，军队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人。在当时，唯一有可能为国家带来新秩序的只能是国民党，但国民党本身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又缺乏与军队在博弈中共享权力的政治经验，所以国民党与北洋军的政治蜜月仅仅2年多即告结束。从政治上说，这无异于将辛亥革命的果实拱手让给了北洋军队，并且随后在南方发动“二次革命”、“护法战争”，从而使国家陷入南北分裂之下的战争状态。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继掌北洋。段本人醉心武力，梦想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而在政治上则先后扶植黎元洪、冯国璋和徐世昌充当傀儡。无论是段祺瑞本人，还是他所扶植的傀儡总统们，他们根本上仍然是旧政治的代表，只能代表一定的利益集团，而没有意识形态，也就是没有“主义”。所以，段祺瑞才找了王揖唐这样的政治掮客来充门面，甚至还大谈社会主义以显示自己并不守旧。

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一个基本不同之处即在于，现代政治即使本质上仍然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在表面上也仍然必须以意识形态来自我标榜和号召人民。换言之，即现代政治光有团体不行，光有主义也不行，而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给民族、国家和人民一个“愿景”。

而这恰恰是北洋军人所无法提供的。他们有名义上的先发、两院制国会、大总统和安福系，但唯独没有意识形态共同体，没有明确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主张。所以，即使在北洋军队内部，也有类似吴佩孚这样同情五四运动的人，更有冯玉祥这样更年轻的倾向于更全面、彻底的革命人，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反戈一击。直皖战争段祺瑞倒台后，北洋也进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段祺瑞好歹还有统一全国的理想，继起的曹锟之流则干脆连这样的理想也没有，成了纯粹的政治玩票。而北洋也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内部分裂中走向了灭亡。

国民党与共产党

很明显，在《中国1921》里，主线是北洋政府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有政治理想的年轻人，而国民党只是配角，一个历史的看客。

国民党何以会沦落为历史看客？

国民党早期主要的政治诉求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而这一任务在辛亥革命中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国民党应该做什么，国民党内部本身并无统一意见。而在与北洋政府分裂并陷入对立后，国民党退往南方，寻求军阀支持，以“二次革命”为号召。

但一次革命导致的结果是北洋军阀统治，全国名义上统一，实际上各地都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国民党能够发挥影响的南方各省，军阀们也只是名义上支持国民党，实际上与北洋军阀毫无分别，国民党曾经说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毫无动静。而且，国民党还要承担南北分裂的政治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二次革命”对一般民众的吸引力相当有限。

而孙中山本人虽然对英美社会政治相当熟悉，但在遇到挫折时想到的却是老办法。国民党在经历辛亥革命之后的涣散状况后，孙中山试图改革，但重整党的办法却是用类似黑社会帮派的方式，让党员宣誓对他个人效忠。一个以革命为主要目的的党，用如此不革命的方式，其结果自然使国民党不仅没有更革命，反而更像一个政治投机团体。

反观共产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共产党的发起和成立之前，其主义已经开始传布，并且对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相当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并且，共产党很快就区分了其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明确了其阶段性工作目标。

共产党孕育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社会改革为其使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新文化运动使共产党成为一个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政治团体，而参加五四运动的过程则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注重发动民众参与社会改革。而国民党思想上始终未脱旧式精英的气味，政治上则始终存在着投机倾向，寻求军阀的支持，幻想着毕其功于一役，也没有脚踏实地地进行过社会改革实验。

所以，《中国1921》中有些看似不必要但实际上十分关键的线索，比如小耳东从一个车夫变成工运积极分子，刘根从鸦片鬼变成禁烟的积极参加者，意义即在表现作为新文化运动呼唤出来的“新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重对人的改造。而这也是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建立新中国并将中华民族带出历史最低谷的制胜法宝之一。

而国民党真正有明确的政治主张的时期实际上也就是与共产党合作的那几年，1927年两党分裂后，国民党虽然名义上取得了全国性胜利，但其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也使国民党迅速从革命党蜕变成了一个官僚、精英和权势阶层的共同体，从而注定了其失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