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错位不变，全球危机难尽

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往往出现惊人的巧合。

2000年，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之贡献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和贡献度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发展中国家对人类财富创造的贡献首次超越发达国家，标志着19世纪后期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全球经济权力格局开始根本逆转，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南北格局”开始决定性位移，标志着自1492年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自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达?伽马首次航海抵达印度之后，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始终占据全球舞台重心的格局开始动摇。

1990年—2010年，以GDP计算，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从4%上升到7.77%，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从3%上升到5%。相应地，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则从23%下降到20%；欧洲从27%下降到20%；日本从9%下降到7.28%。此起彼落之态势相当显著。

然而，无论是中国和印度，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其赶超发达国家之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相反，过去40年来，全球经济出现史无前例的结构性失衡，它们既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遇，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累积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假若中国不能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彻底认清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和历史机遇，并据此制定伟大深远的国家战略，那么，我们的赶超步伐就可能戛然而止，我们的历史机遇就可能转瞬即逝，我们的宏伟理想就可能化为泡影。

发达国家高赤字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根源

过去40年，全球经济出现四大结构性失衡。

（1）真实经济（或实体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社会福利开支持续扩大、最低工资和就业保障制度日益僵化、人口老化和经济结构性问题日益恶化，导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出现严重财政失衡，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持续攀升和债台高筑。

2011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与GDP之比例将分别达到：欧元区：5.1%；日本：9.5%；美国：9.7%；德国：3.7%；葡萄牙：5.2%；西班牙：6.9%;希腊：7.3%；爱尔兰：11.2%。2011年，主要国家公众债务占GDP之比将分别达到：美国：72.7%；欧洲：70.4%;日本：220%;德国：60.4%;爱尔兰：63%；西班牙：60.9%;希腊：117.2%；葡萄牙：82.9%。

为了给高赤字和高债务融资，发达国家一边借助金融债券市场，一边借助货币扩张，成为过去40年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基本根源。目前全球债务总规模超过9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倍，主要源自发达国家为高赤字和高债务融资。

（2）发达国家的高赤字和高债务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整体投资和消费超过整体储蓄，国际收支账户就必然出现巨额赤字。发达国际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2010年，发达国家总体逆差约80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总体顺差约8000亿美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代表是美国和中国。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大约4500亿美元，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大约3500亿美元。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中国则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中国持有美国国债9000亿美元，约占美国对外国债的21%，日本20%，英国11%，OPEC5%，巴西4%，加勒比国家4%，俄罗斯3%。

2010年，中国累计外汇储备达到2.847万亿美元（2011年5月已经接近3.2万亿美元！），1年内净增加4400亿美元。亚洲各国和地区（中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累积外汇储备超过5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约为9.3万亿美元）的53%。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储蓄或贸易顺差成为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或国际收支逆差的主要融资来源。1961年，法国著名的国际经济学者、国务活动家和戴高乐的经济顾问雅克?鲁夫（Jacques Rueff 1896-1976）曾尖锐批评美元霸权货币体系：“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沦落为小孩子的过家家游戏。欧洲各国辛辛苦苦赚回美元和英镑，然后又毫无代价地拱手返回给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就好像小孩子们玩游戏一样，赢家同意将赚回的筹码奉还给输家，游戏却继续进行。”这样的格局今天依然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

（3）发达国家的高赤字和高债务刺激史无前例的金融创新和货币扩张，从而导致全球虚拟经济规模和真实经济规模持续快速背离，成为全球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的总根源。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复苏缓慢乏力，然而，股市、债市、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货币金融市场早已恢复乃至超越金融海啸之前的水平，全球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相背离的局面日益恶化。

以金融资产规模与GDP之比来衡量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背离。201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已经高达GDP的340%，其中美国达到420%，欧元区达到380%，英国达到350%。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释放的流动性，相对部分乃至大部分进入货币金融投机领域。虽然经历了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的巨大打击，但是，“投机赌博资本主义”浪潮早已卷土重来，且规模愈来愈庞大。

（4）前述三大失衡的最终结果，则是全球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出现严重背离。具体体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货币金融中心快速分离。

制造业中心已经决定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移到亚洲（重心又是中国），货币金融中心却依然由发达国家掌控。易言之，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严重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严重背离，是今日全球经济的基本模式，是过去40年人类经济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它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一切重大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

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之严重背离，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之严重背离，让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有可能长期陷入“贫困性增长困境”。

“贫困性增长”现实

早在1950年代，经济学者就提出纯粹贸易条件下（不考虑货币金融）“贫困性增长”的假说。后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纯粹贸易竞争条件下的“贫困性增长”只是一个理论假设，现实中并不存在。然而，一旦将货币金融体系所决定的定价权垄断和购买力创造（Creation of General Purchasing Power）考虑进来，“贫困性增长”就成为天天在发生的残酷现实。

所谓“贫困性增长陷进”，是说一国无法掌控自身制造产品的定价权尤其是出口的定价权，于是，该国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贸易条件就可能越恶化、相对收入(以可支配收入衡量)就可能越来越低！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

尽管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却在世界100名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更低。以中美之间差距为例。2010年，美国GDP为14.6万亿美元，以3亿人口计算，人均GDP为4.87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4200美元，看起来美国只是中国的11.6倍。然而，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以每小时可支配收入计算，美国人至少是中国人的44倍！

“贫困性增长陷进”还表现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人均GDP增长速度，是公认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确保人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

如果对照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许许多多商品，无论是绝对价格还是相对价格，发达国家都比中国要低！以公寓和别墅为例，国内一线城市许多地区的公寓和别墅价格已突破百万美元乃至数百万美元，超越了美国和欧洲许多中心城市同等面积公寓和别墅的价格，况且我国公寓和别墅的周边环境与欧美还不能相提并论。最令人沮丧的是普通消费品，譬如衬衫、皮鞋、运动鞋、西服、袜子、玩具等等，绝大多数是Made in China，国内售价往往是欧美售价的两倍或数倍。以耐克运动鞋为例，国内一般售价在900元之上，折合美元约140元，欧美售价高者不过70美元，一般为40美元左右。

“贫困性增长困境”根源

“贫困性增长困境”绝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过去40年来，尽管非洲、拉美和亚洲发展中国家之绝对收入水平有显著提升，然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发达国家之差距却反而持续放大。

造成“贫困性增长困境”的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产品技术含量和创新不足、缺乏自主品牌和国际知名品牌、许多企业主要依靠来料加工、只能赚取非常低的加工费等等。

然而，实体经济方面的差距只是“贫困性增长陷进”的部分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总体而言，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定价权，包括全球货币、金融资产、战略资源（能源、粮食、工业金属等等）的定价权，从而控制了全球收入分配格局。以铁矿石为例，最近10年来，中国购买的铁矿石总量已经超过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50%，却依然缺乏铁矿石价格的决定权。

从货币金融角度观察，全球经济主要面临五大风险：发达国家高赤字和高债务导致的债务危机（包括欧元区债务危机和美国债务危机）、以美联储为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货币汇率的急剧动荡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升值压力、国际投机热钱肆意横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暴涨。

面向未来，如何避免深陷“贫困性增长困境”，如何妥善应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五大风险，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急需解决的最大问题，需要全方位的深远战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