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迫切需要一次“金融革命”
毋庸置疑，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洗牌和重建之日，也是主要大国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外交博弈白热化之时。构建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是全球经济进入新时代之后、世界经济金融和货币权力格局重新组合和转移的一场多边战略博弈，考验着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领袖们的战略思维和政治智慧。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改革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成为大势所趋，新兴经济国家对改革之要求尤其强烈和紧迫。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尽管非常不情愿，却终于不得不面对基本的现实，在具有关键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份额改革上达成妥协。譬如，按照去年达成的意向方案，中国在IMF的“股份”额度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将从3.65%上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2012年将正式生效。表面上看，这对中国确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基金组织投票权份额的提升意味着话语权的提高，国际影响力自然会水涨船高。然而，它真的可以看做是中国的一大胜利吗？
事实上，围绕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辩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尽管问题大致相同，然而辩论的时代背景和全球经济格局却发生了巨大变化。2007-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暴露了现行货币体系的诸多弊端和巨大风险，改革和重建全球货币体系获得新的动力。尤其重要的是，自2000年开始，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越了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起自发达国家，却对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巨大冲击和损失。因此，打破美欧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成为所有新兴市场国家的强烈愿望。
如何构建新的储备货币和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包括对特别提款权（SDR）的发行和分配机制进行技术性改造，使之发挥更有效和更重要作用？如何在资本账户尚未完全自由兑换、国内金融市场尚没有充分放开的条件下，积极迅速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如何推进亚洲地区的区域货币合作和双边货币合作？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将影响到未来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前景。
经济学家、国际货币金融战略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兼副所长向松祚就上述重大问题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向松祚指出，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是当今国际金融国际货币体系的两大主要特征，是过去40多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和货币动荡持续频繁爆发的总根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消除美元霸权体系和浮动汇率体系的巨大危害，构建多元、包容、稳定和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风起云涌，时不我待。中国必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抓住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制定深远的总体金融战略，以国内的“金融革命”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
美元本位和浮动汇率主导国际金融秩序
向松祚指出，金融海啸以来，全世界围绕金融危机之根源和国际货币体系之缺陷展开了深入研究和辩论。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就国际货币体系之内在缺陷和改革方向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没有共识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改革动力。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建立，源于当时各国充分认识到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政策，最终导致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崩溃和经济增长急剧下降。欧元之诞生，源于欧元区各国消除汇率风险、降低美元依赖之强烈愿望。2007至2008年以及过去40年以来无数次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表明：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货币政策缺乏约束、主要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过度动荡、国际投机资金肆意横行，乃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和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
根据向松祚的深入分析，当今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关键词汇——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所谓美元本位制，是指美元主导或垄断了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和决策权、全球资金流向和货币政策。1999年欧元诞生，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不过目前欧元占全球储备货币的份额大约为27%，还没有真正形成美元和欧元的竞争格局。美元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体现在很多方面，一是垄断全球储备货币和流动性。今天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份额大约64%。二主导全球的贸易结算体系。全球贸易70%以上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譬如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80%以上都是用美元结算。各国为满足贸易结算需要储备美元，为降低汇率风险需要付出代价，同时还面临着所谓“原罪”和“货币错配”的巨大损失。三是主导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外汇市场、衍生金融工具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全球金融市场的资产主要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全球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黄金、铁矿石、粮食等等，皆以美元计价和交易。全球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的50%以上以美元为对手货币。全球衍生金融产品80%以上以美元为交易货币。四是美元主导了全球汇率制度安排，相应地也就主导了各国货币政策和全球利率走向。目前全球大约有70个国家将自己的货币汇率直接或间接与美元挂钩。
向松祚认为，美元本位制下，美联储事实上是“准世界中央银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举一动，对全球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衍生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各国汇率水平和货币政策、全球资金流动、全球流动性水平和通货膨胀，都具有极其迅速和深远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假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能够照顾全球经济的整体的利益，能够以全球金融货币稳定和实体经济持续增长为最高准则，那么，美元本位制和美联储作为“准世界中央银行”或许是一件好事。
然而，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去基本的外部约束（黄金兑换约束），它只以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目标为准则，从来不顾及美元政策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影响。譬如，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竟然抛弃美联储近百年历史长期坚守的许多审慎原则，大规模创造货币来购买银行体系的垃圾债券资产，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导致全球流动性严重过剩、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各国不得不忍受日益恶化的输入性通货膨胀。量化宽松早已成为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最大风险。然而，贸易顺差国家和美国的主要债权国譬如中国，却没有任何手段来约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依照固定价格兑换黄金兑换，乃是约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主要外部手段，现在这个手段早就没有了。2010年各国猛烈批评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却不为所动，我行我素。学者们经常谈论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联储作为“准世界中央银行”，却不为全球经济负责，就是最根本、最危险、最具危害的“不对称性”。
浮动汇率或者汇率动荡，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个主要特征和大麻烦。今天的浮动汇率体系，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急剧波动，尤其是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急剧动荡，它们对全球货币金融的稳定具有极其严重的冲击。“欧元之父”蒙代尔教授认为2007-08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美元和欧元汇率的剧烈波动，国际上有许多重要的经济学者也持类似看法，这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见解。
浮动汇率和汇率动荡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冲击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全球外汇市场的投机早已达到天文数字，与全球真实贸易完全脱节。全球外汇市场每天的交易量超过3万亿美元，全年超过800万亿美元。全球每年真实贸易结算量不过20万亿美元左右，人类GDP不到60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市场投机，与真实经济毫无关系，却反过来时刻冲击着各国的货币市场和汇率水平，让全球资金流向和汇率水平与实体经济发展状况严重脱节。譬如1999年欧元诞生时，美元与欧元之汇率水平曾经是1欧元=0.82美元，后来急升至1.60的高位，后来又跌回到1.20左右，然后又升到1.45左右。欧美的真实经济情况完全解释不了美元—欧元汇率如此怪异的动荡。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货币汇率，美元—欧元汇率动荡对其他各国都有深远影响。与外汇交易相关的衍生金融产品眼花缭乱，规模还要大得多，潜在的风险也大得多。
其二、浮动汇率本质上是全球货币供应量近乎无限扩张的一个内在机制。1970年，全球基础货币不过380亿美元，今天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增幅接近300倍。然而，全球真实经济增长幅度却不到10倍。如此毫无节制的货币扩张，造成了今天全球的高通胀。
其三、浮动汇率导致过去40年无数次的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为避免危机冲击，许多国家被迫储备大量美元外汇资产，许多国家不得不努力维持贸易顺差和经常账户顺差。所谓全球失衡，根源就是汇率浮动。
“很遗憾的是，上述分析很清楚地说明，浮动汇率对美国却是有利的，所以美国一直不愿意改革浮动汇率体系，反而一直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浮动汇率。”向松祚一针见血地提出。
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总根源
向松祚进一步分析说，过去40年来，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人类经济运行有七个方面的深刻影响。（1）全球经济出现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2）全球经济体系频繁发生金融危机；（3）全球整体真实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尤其如此）；（4）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不断恶化；（5）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陷入困境；（6）美元超级霸权所创造的超级利益不断强化和提升；（7）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和不公正性。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皆经历了反复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周期”，全球经济总体呈现严重的泡沫化趋向。
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货币体系最大的危害是全球经济出现的两大根本性背离或脱节，即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脱节，真实财富创造中心和金融产品创造中心脱节。
向松祚认为：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所导致的全球经济两大失衡或脱节，不仅是今日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模式，是过去四十年人类经济出现的奇特历史现象，也是全球金融危机、欧元区债务危机和一切重大国际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远为重要的是，它让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收入分配格局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甚至有可能长期陷入“贫困性增长困境”。
方向：探寻储备货币多元化和审慎监管之路
向松祚表示，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变美元本位制、降低汇率动荡和投机资金肆意横行的巨大风险 。“通过储备货币多元化降低美元本位制的危害，通过改善国际金融监管来降低汇率动荡和投机性冲击的风险。”他指出。
40多年来，全球流动性的泛滥、虚拟经济的急剧暴涨、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的严重背离，导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严重偏离真实供求关系，很大程度上，国际大宗商品已经成为金融产品，大宗商品价格主要由期货买卖和金融投机交易所决定。发展中国家饱受大宗商品价格动荡之苦。国际油价的异常飙升曾经诱发多次金融危机。国际粮价的飙升多次导致粮食危机。时至今日，全球仍有12亿人随时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稳定大宗商品价格，避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度波动、过度偏离真实供求，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是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架构题中应有之义，是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题中应有之义。G20峰会、国际金融稳定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应该将稳定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纳入自己的工作责任范围，深入探讨如何约束国际大宗商品的过度投机买卖和价格操纵。“在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严重背离的背景下，目前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不能准确衡量各国和全球通货膨胀水平。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应该组织力量，重新设计全球通胀指数，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为各国货币政策和全球货币政策协调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工具。”向松祚说。
过去40多年的经验一再表明，汇率过度动荡对于全球经济的整体稳定和持续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各主要经济体系（美国、欧洲、中国、日本等等）应该展开务实探讨，以国际协议的方式来稳定世界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使命应该回归到1976年之前的政策哲学，即坚决扞卫国际汇率之稳定，而不是执意在世界各国推行浮动汇率，然后等着危机出现，再去扮演救火队或救世主的角色。
他建议，需要尽快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和治理机制改革。美国应该放弃否决权，欧盟各国应该调降所持有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应该进一步增加。应该根本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计算方法，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重大事实。与此同时，需要尽可能多吸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加入SDR，以增强SDR篮子货币的公信力和稳定性。1960年代后期SDR创始之时，并不要求成员货币完全自由可兑换或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从SDR目前所发挥作用来看，亦不需要篮子里的货币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
向松祚同时强调，要求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对美国施压，要求美国的货币政策承担起起码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譬如美联储向银行金融体系购买资产、释放流动性必须满足一定原则，美联储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对美国财政赤字融资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最后，向松祚也提出强化对国际投机资本和对冲基金的监管。对国际投机资本征税之“托宾税”理念依然值得深入讨论和实施。国际投机资金的监管，应该成为全球宏观审慎监管结构的核心。
中国迫切需要一场金融革命
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大潮兴起，风起云涌，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如何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才能实现我国的最大利益？向松祚说，站在中国最高利益和全球货币金融稳定角度考察，中国参与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全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他指出，中国应该继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鼓励香港和其他地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进一步加速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加速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国内利率市场化、逐步稳妥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自由兑换。另外，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多边或双边货币合作，包括采用人民币进行双边贸易结算、扩大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建立外汇储备库和外汇储备共享机制、加强与周边国家货币政策和国际债务管理协作。
向松祚强调，要运用好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一进程。截至今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额已到了3.04万亿美元。“中国积累了这么多外汇储备，这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必然的结果，外汇储备增长是必然趋势，挡也挡不出。”向松祚说。而庞大外汇储备实际上对人民币国际化大有好处，有了这个基础，我国可大规模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若美国需要到中国借钱，可让其到香港去发行人民币债券，购买债券之后再将其兑换成美元。另外，我国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为尽快实现资本账户有序开放打下了基础。有的国家担忧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大规模外逃，但是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其人事安排固然也重要，我国要积极参与，但绝非最重要的。”向松祚说，甚至，人民币是不是能进入SDR（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也没有那么重要。他说，SDR不可能成为一个超主权的储备货币。超主权的货币必须要有一个超主权的发行和管理机构在背后支撑，而这个超主权的发行和管理机构必须要充分反映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欧元能成为区域的超主权的货币，是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结构比较相似，利益共同点多。就是这样，在管理欧元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欧债危机就是一个例子。而SDR若想成为全球性的储备货币，现在条件远远没有成熟，短期内难有作为。
“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想在重构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就需要一次国内的金融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的对内放开，二是金融的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属于对外开放，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迈出很大一步，但是，我国金融的对内放开还远远不够。”向松祚感慨道。
他指出，中国的金融业在世界上所处的水平还比较落后，在中国所有的行业中，金融业的垄断程度最严重。“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都是国有控股，鲜有民营资本的影子，我并非反对国有股，也不会像一些人一样激进的建议把公有资本卖给私人资本，但是政府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民营资本能和国有资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赛跑。”向松祚说。
他指出，改革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绝非易事，金融货币体系是建立在金融市场基础之上。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等等）、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不断涌现大量创新产品出现的金融市场，才能吸引全球资金和全球储蓄，才是一个国际化货币真正重要的基础。没有大量民营金融企业参与激烈竞争，很难发展一个国际水平、具有大量创新金融产品和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有人担心民营资本大量进入金融业会导致过度投机乃至坑蒙拐骗，其实中国人的这种担心已经过度。世界金融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成长壮大都伴随着投机和炒作、危机和崩盘、创新和革命。阿姆斯特丹如此，伦敦如此，华尔街更是如此。
中国的领导人需要有大思维、大气魄、大战略，不能错失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