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后的伊朗、沙特、以色列三角关系

去年9月，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犹太裔记者古德伯（Jeffrey Goldberg）的长篇封面报道，根据对以色列高层人士的多次访谈，断言伊朗核计划，连并它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都已经越过了“无法回头的临界点（the point of no return）”，加上奥巴马政府与内坦亚胡政府之间的分歧深化，以色列在今年7月底前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突袭的可能性超过50%。

由于《大西洋月刊》在美国上层的影响，该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这毕竟是在世人毫无意料的“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分析，上述预测今天还有多少可信度？

以色列突袭伊朗可能性大增

6月3日，《纽约时报》从耶路撒冷报道：不久前卸任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首脑的达干（Meir Dagan），新近一反在任时的习惯，频频对公众和传媒发表讲话，质疑以色列现政府尤其总理内坦亚胡和防长巴拉克无视风险的决策判断能力。达干特地紧迫警告：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攻击是个“愚蠢的念头”。

除了上述报道，分别观察一下“阿拉伯之春”对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影响和冲击，也可以看到中东新形势实际增加了以色列不顾后果轰炸伊朗核设施的可能。

以色列毫无疑问是阿拉伯民主运动的最大输家。《经济学家》周刊近期有篇分析以《阿拉伯之春，犹太人之冬》为标题，充分说明这一局面。总之，随着阿拉伯街头民意进入主流政治，以色列的孤立感和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埃及逐步开放对加沙的封锁、促成哈马斯和法塔赫和解，叙利亚边界上的暴力冲突等等，无不增加以色列的危机感。另外，因为白宫政策逐渐受到阿拉伯民意压力，以色列对美国政府保护伞的信任感显著降低。按照以色列一贯的先发制人原则，乘阿拉伯民主草创、尚未形成真正安全威胁之机，突袭伊朗核设施是个宜早不宜晚的有吸引力抉择。

伊朗近期不会有变乱

再看伊朗。欧美曾经一厢情愿地指望阿拉伯民主潮流会帮助伊朗的“绿色革命”复燃。这完全无视与阿拉伯专制对比，伊朗现有体制提供了很大的社会活动空间，传达反馈国内尤其下层民意。虽然阿拉伯民主从长远角度看不能不影响到伊朗，在近期内伊朗内部相对稳定，变乱可能不大。

但是伊朗的外部形势却有明显退化。这主要是叙利亚动乱加剧，阿萨德政权岌岌可危，很可能切断伊朗支援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关键中介，而削弱对以色列袭击的反制报复能力。另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合法化，也降低了伊朗对该会“支部”哈马斯的影响力。

影响以色列——伊朗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沙特阿拉伯。作为阿拉伯专制主义的“中流砥柱”和独裁领袖的终极避难地，沙特是“阿拉伯之春”的另一最大输家，也代表了对民主浪潮的最大反动。

沙特-以色列的抗伊朗同盟

沙特王室是当今世界上最封建保守的专制政权，《华尔街日报》新近报道一位沙特母亲违背妇女不准开车的法律被捕坐监，是个很好例证。阿拉伯民主潮流和其中蕴含的什叶派复兴运动，是对沙特王室政治权力和石油利益的双重威胁。今年以来，沙特不仅直接参与对巴林什叶派民众民主诉求的残酷军事镇压，更在国际上公开加剧与伊朗针锋相对的抗衡。

近年来，沙特和以色列形成了心照不宣的“权宜同盟”对抗伊朗，“阿拉伯之春”无形中加强了这一共同利益，以至有以色列媒体将两国关系比拟为二战时期英美与苏联斯大林政权的正式同盟。

沙特不仅是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故乡，王室推崇的瓦哈比原教旨教义更是当今伊斯兰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主要基础。仅巴基斯坦一国就有沙特政府资助成立的4万所伊斯兰经学校（madrassa），为塔利班和其他极端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生力军。沙特与以色列的反伊朗“神圣同盟”，实在是对美国“反恐”战争的一大讽刺。然而沙特领导波斯湾逊尼派专制政权的明暗支持和合作，无疑增加了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行性。

《大西洋月刊》去秋的关于以色列可能袭击伊朗的预测准确与否，言人人殊，可是“阿拉伯之春”增加了这种突袭的可能性，却是明显事实。这一攻击会导致区域战争，军事、政治和经济风险极大，但是以色列向来我行我素，在“阿拉伯之春”后又日渐患上“国家自闭症”（德国《明镜》周刊的形容），且与奥巴马政府关系冷化，一旦悍然决策，不会事先通告华盛顿，以既成事实来迫使美国军事卷入，打破伊朗封锁波斯湾。除了新近据说开始从伊朗撤出专家的俄罗斯，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会是这场冲突的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