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路径依赖及其局限
以色列恐怕是中东处境最独特的地区强国。它作为外部异己，能够在敌对的阿拉伯世界中由弱到强，安全环境不断改善，其安全战略委实值得称道。但近十年来，以色列外部生存环境仍在不断改善，但以色列却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反而面临更大的安全困境。这一悖论现象委实值得深入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以色列在有利于己的环境中却越来越不安全
以色列在中东长期被视为异己，安全问题始终十分突出。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后，以色列面临缓解安全困局的难得机遇：一是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并得到很多国家附和，“反恐”一时成为国际社会主潮流，而以色列因长期遭受极端势力威胁，而自然成为被同情和理解对象，由此使以色列软形象和行动自主性大幅增加。二是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彻底摧毁了激进反犹的萨达姆政权，此后美国又通过“民主改造”，将这一昔日阿拉伯强国，改造成教派间扯皮不断的弱势民主国家，其“阿拉伯国家”身份也被部分篡改（伊拉克宪法中已无“伊拉克属于阿拉伯国家”的条款），由此使阿以力量对比进一步有利于以色列。三是中东地缘政治重心明显东移，伊拉克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日趋取代巴以冲突，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由此使以色列外交压力大幅减小。尤其在伊核问题上，许多阿拉伯国家对伊核计划的恐惧，已超过对以色列军事威胁的担心。2010年11月维基网站解密的美国秘密文件显示，沙特、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曾私下劝美国对伊朗动武。[1]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在伊核问题上态度出奇一致，这意味着阿以完全有可能进行进一步合作。
然而，囿于现行战略的思维定势，以色列非但未能抓住机遇，优化自身安全处境，反而使外部形势朝不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首先，地区盟友不增反减，外交处境更加孤立。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一直被视为“异类”，唯有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9?11后形成的“反恐”氛围，本来使阿以关系出现了局部缓和迹象，但2006年以色列借口打击真主党而大举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又借口打击哈马斯大举入侵加沙，这一系列举动使此前阿以之间的缓和氛围被破坏殆尽，埃及、约旦对与以色列打交道更为谨慎，而海湾国家和马格里卜阿拉伯国家也进一步降低与以色列联系。[2]更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也由以色列昔日“盟友”陡然变成潜在对手。长期以来，土耳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东为数不多的地区盟友，双方各领域合作均十分密切。但近两年，土耳其东向趋势增强，对以色列日趋敌对。2008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继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公开谴责以色列；2010年6月，土耳其又因加沙救援船事件，与以色列闹翻，土禁止以色列空军进入其领空训练；同年10月，土耳其在官方文件中将伊朗从威胁名单中删除，同时首次将以色列列为“主要威胁”。[3]
其次，安全威胁日趋增大。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是以色列在中东的主要对手。当前，虽然阿拉伯世界整体走向衰落，但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激进势力却异军突起，成为以色列主要安全威胁。伊朗的波斯/什叶派属性，使其在阿拉伯民族/逊尼派中东本来不占优势，但以色列近些年种种极端做法不啻“为渊驱鱼”，客观上壮大了伊朗等激进力量在中东影响力，内贾德个人声望也日益增高。[4]同时，伊朗核进程不断推进，新式武器研发也日趋加快。而美国当前整体处于收缩态势，对伊朗动武可能性日益缩小，由此使以色列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处境：妥协退让可能会使伊朗距离制造核武的门槛越来越近，以色列赖以自豪的核垄断优势将逐渐丧失；而如果以色列按耐不住，冒险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很可能遭致伊朗全面报复，导致两败俱伤。以色列在外部环境日趋有利的背景下，安全威胁和外交孤立却日益突出，这只能表明，以色列现有安全战略存在重大缺陷。
二、军事优先的安全战略造成“边际效应递减”
以色列安全战略到底是怎样的?一言蔽之，就是军事安全优先。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深知，在中东地区要想生存，建立军事强国极端重要。[5]在以色列对外决策中，“国防军垄断了对军事事务和战略的分析，因而在政府最高层必不可免地盛行一种关于国家安全事务和战略的狭隘军事观点。结果以色列政府经常忽略经济、外交和谈判之类重要考虑。它往往以军事方式对待并无军事解决办法的问题，并且经常讲军事行动或战争视为最先选择，而不是最终手段。”[6]进一步说，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具有先发制人、境外御敌、寸土不让等特点。
以色列安全战略的这些特性，主要源于两大客观因素的作用。首先是地缘政治环境的脆弱性。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7]。而以色列则是“国家战略由地缘考虑支配的一个经典实例。”[8]该国领土面积小，缺乏回旋余地和战略纵深。从地理上看，1967年以前以色列的国土形状为烙铁型，中部沿海平原犹如一个细长的把手，长约50公里，宽仅20公里，极易被拦腰切断。同时，以色列差不多是世界诸国中唯一与所有邻国都处在敌对状态的国家（除1979年与埃及实现和平）。[9]以色列始终处在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其西南是埃及，北面是叙利亚、东面是约旦和伊拉克，以色列整个国土面积，特别是工业中心完全暴露在邻国射程之内。从叙利亚和约旦到以色列的所有机场，都至多只需飞行3-5分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都获得了能够打击以色列境内任何目标的地对地导弹。而且，以色列领土边界并未获得永久性承认（除了与埃及）。[10]因此，以色列面临的“边界压力”十分明显。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曾指出：“以色列整个国家就是一条边境线。以色列的安全有着罕见的地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由于阿拉伯邻国的严重的敌对性而大大加深了。”[11]由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一直被阿拉伯国家视为“异己”，因此以色列1948年建国次日，便面临数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围攻。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赶下大海”的危险一直是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安全噩梦。能否取得战场上的军事胜利，直接决定以色列国家生存。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决定了以色列总是从“最坏情况”构筑安全战略，因此其重心是军事主导，而无暇加入更为综合宽泛的政治性内容。基辛格指出：“以色列人的生存范围是这样地狭窄，以至于它的领导人对于高尚的外交姿态或惊人的外交行动都不轻信。”[12]“由于边境周围到处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就变得无法区分。”[13]
其次是长期孤立导致的不安全感和自助意识。在历史上，犹太民族饱经磨难，曾两次被灭国并导致民族“大流散”。在后来流亡世界各地期间，犹太人大多生活在与外界隔绝的犹太聚居区，许多犹太人试图走民族同化道路，融入所在国家和社会，但仍屡屡成为社会失败的替罪羊，经常面临排犹反犹浪潮。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更是甚至险些被纳粹德国种族灭绝。由于屡遭外部世界欺凌，犹太人“对外部世界的敌对环境既无兴趣，亦无敬意。……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被传给了以色列。”[14]同时，特殊的历史际遇使犹太人对建立自己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土地有着特殊情感。“经历了大屠杀的犹太人都认识到，全世界的犹太人必须有一个家园，一个任何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可以自由前往的家园。以色列国满足了犹太人这一迫切需要。”[15]尤其在领土问题上，以色列更是寸土不让，有着常人不易理解的特殊心态。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这样描述以色列的心态：以色列是由在世界各地的地铁上的座位里被驱逐出来的人组成的民族，站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座位，因此他们对所占座位有种近乎超感觉的依恋，而对那些被从这个座位上赶出去的人没什么同情心。[16]
这些极端恶劣的客观因素缔造出来的以色列安全战略，必然是更多依赖军事手段。从实践看，以色列不仅积极进行军事防卫，而且屡屡主动挑起战争（如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1982年和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等）。而数次中东战争使以色列越战越强，安全边界不断扩大：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联合国划分给巴勒斯坦的6220平方公里土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强占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1982年，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同时，军事胜利还使阿以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纳赛尔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埃及于1979年与以色列达成单方面和平协议；阿以冲突被巴以冲突取代，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对抗，逐渐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孤军非战。以色列则由中东政治中力量弱小者日渐变成强大一方，最终成为中东无人敢惹的“最小超级大国”。
然而，以色列安全环境的改善，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军事战略本身的效力，但更多原因是国际格局变革所致，如苏联解体使中东亲苏强硬势力失去靠山；美国两次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削弱阿拉伯激进势力等等。但以色列决策者未能仔细分辨这种差异，因此自身安全处境的改善，反而强化了以色列对军事战略的路径依赖。有学者指出“以色列早期的军事羸弱与其后来的军事强大，都导致了一种由军事考虑支配的战略。”[17]
然而，军事优先的安全战略固然有其特定优势，但先天缺陷也十分明显：一是“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该战略过分重视局部区域的成本收益，而看不到整体利益和自身的能力极限，结果往往导致军事行为缺乏节制，出现局部利益理性化，整体利益非理性化的悖论。二是暴力手段缺乏灵活性，它只能用于惩罚，因此存在招致被惩罚者反抗的可能。三是战争具有极大不确定性。如以色列1982年入侵黎巴嫩时，以色列领导者并不了解当地教派情况，而是想当然地以为凭借军事力量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结果却发现占领黎巴嫩只会是使局势更趋恶化。以色列战略学者事后评论道，这场战争是“出自一名固执鲁莽之徒的野心，扎根于幻想，以欺骗来驱动，最后必定以灾难告终。”[18]因此，一味依靠军事手段谋求绝对安全，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越追求安全，最后反而越来越不安全。尤其在外部形势已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这种战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具体地说，以色列坚持对军事手段的“路径依赖”，造成两大突出问题：
首先，导致政治解决问题的愿望和力度不够强烈，导致以色列始终未能摆脱政治孤立状态。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军情部门就曾拒绝了埃及的多次和平“试探”。这与国防军垄断国家安全重大决策、习惯使用做最坏情况分析的悲观主义观点直接相关。随着后来以色列越战越强，以色列对军事战略的执迷日益强烈，由此使其数次错过实现安全的有利机会，而未能将军事胜利最终转化为政治胜利。
例如，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胜利，本来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实现政治媾和提供机会，但以色列未能认真尝试与战败者谈判，反而激发起建立“大以色列”的野心。这场战争后，以色列提出“安全边界”概念，即以为确保自身安全，不会撤出那些对以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以色列通过军事胜利树立了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一群永不妥协的战士。”[19]巴解组织在这场战争后开始走向历史前台，并引发1973年埃及为收复西奈半岛而发动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而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本可成为阿以实现全面和平的第一步。[20]但在以色列看来，正是由于已经与埃及达成停战协议，就不必与其他国家媾和了，因此以色列不仅未改变强硬立场，反而利用阿拉伯世界分裂状态，加紧吞并被占领土活动。如1980年以议会通过《耶路撒冷法》，正式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1981年以议会又通过在戈兰高地实施以色列法律法令，将其纳入以色列版图。直至1982年6月大举入侵黎巴嫩，结果使自身陷入泥潭。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格局再次出现有利于以色列的重大变动：苏联解体使中东强硬阿拉伯失去靠山而日趋式微；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阿拉伯世界内部四分五裂；海湾战争期间，以色列面对伊拉克导弹袭击“打不还手”，赢得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以色列对外战略在这一时期确实出现调整迹象，1991年巴以正式启动和平进程，并于1993年达成奥斯陆协议。以色列外长佩雷斯乐观地认为，“新中东”正在诞生。[21]但由于种种原因，巴以和谈屡屡搁浅，并随着1996年内坦尼亚胡上台而重新回到原点。9?11事件后，以色列面临实现和平的第四次机遇（如本文开头所提及的），但以色列死抱军事优先战略，在巴以和谈中咄咄逼人，不仅在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边界划分等关键问题上不做让步，而且不断在有争议的被占领土上新建定居点。在2010年9月启动的巴以和谈，终因以色列在定居点问题上拒不让步，使好不容易启动的巴以和谈再次受挫。阿以长期敌对未能根本松动。
其次，在缺乏强大外部对手制约背景下，军事优先战略很容易演变成了睚眦必报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历史上，以色列就曾屡屡动用正规军对付阿拉伯人。而使用传统军事手段对付非传统威胁，使以色列日益被贴上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标签。如1948年10月29日制造的戴维马大屠杀，造成100名妇女和儿童被害；1953年10月14日发生的齐比亚大屠杀，造成67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几百人受伤；1956年10月29日进行的卡福利?卡塞穆大屠杀，49名巴勒斯坦人遇害；1990年10月8日在阿克萨清真寺大大开杀戒，至少21人被打死，其他50人受伤，270多人被逮捕；1996年4月18日在黎巴嫩南部制造卡纳大屠杀，共有160人丧生。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对反以武装的军事报复更加变本加厉。2002年3月，以色列军队对杰宁难民营发动攻击，有45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2006年7月，以色列在仅因真主党绑架了2名以色列士兵，就大举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伤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08年底至2009年初，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大开杀戒，造成巴5000多平民伤亡。
这种“完全不成比例”的报复，令以色列日趋走向自己反面。事实上，以色列当初在巴勒斯坦建国以及后来的发展壮大，一定程度得益于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纳粹迫害给世界留下的悲情形象。而且以色列至今仍在“享受”这种悲情角色带来的国际宽容。当前以色列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过度消费了历史留下来的感情资源，由大屠杀受害者和被同情者，日益成为大屠杀的施加者和憎恨者，日益站在国际舆论的被告席上。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追求绝对安全而无视国际道义，使以色列自身安全面临被反噬危险。
三、结论：以色列谋求安全需要政治智慧
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谋势。高明的对外战略可使自身实力越来越强，盟友越来越多，对手则越来越弱，外交越来越孤立。低劣战略则效果截然相反。进一步说，衡量安全战略水平高低，很重要一点就是能否平衡使用政治与军事手段。没有军事实力保障的安全，是靠不住的安全；但反过来看，没有政治保障的安全，同样是不长久的安全。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做支撑，军事胜利很难真正转化为持久的政治胜利。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除非依靠政治协议来巩固，战争结果就绝不会是最终的。”[22]如果一个国家在弱小时只会逆来顺受，强大时则恃强凌弱，这是傻子都会做的事情，是无战略或愚蠢战略的体现。相反，当国家处于弱势阶段时，在必要时敢于亮剑，敢于借重军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当国家已经处于强势，则要克制自己的谋霸和惩罚对手的野心，这样的国家反而可以走得更远。在这方面，历史提供了太多的经验教训。19世纪初反法联盟在挫败拿破仑称霸欧洲野心后，并未严厉惩处法国，反使欧洲出现了“百年和平”；一战后战胜国严厉惩处德国，结果仅20年后就迎来新的世界大战。因此，缺乏节制的安全战略很可能是开始一直赢牌，但最后一把牌把所有筹码完全输掉。
而以色列安全战略的问题就在于，其“只会做加法，不会做减法”。在其相对孱弱、安全形势严峻时期，以色列从来不惮使用军事手段捍卫自身安全，但随着阿以力量对比由“阿强以弱”变成“以强阿弱”，以色列却未能适时调整战略，更好运用政治手段，而是无节制地使用武力，结果使自身安全处境重新恶化。
长远看，以色列有两大问题不可能超越：一是如何与阿拉伯世界长期相处的问题。邻居不能选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互为仇敌，却不得不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下。而阿以多年相互征战表明，阿拉伯人没有能力“将以色列赶下大海”，而以色列同样没有能力彻底打败阿拉伯世界。而当前以色列的尴尬处境在于：它不肯放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但还希望阿以和解。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便宜事。基辛格就认为，以色列“力求既得到领土，又得到承认，它不愿承认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23]就目前看，以色列“以安全求和平”，其安全实际是建立在牺牲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基础上的。正如以色列前总理贝京曾说过：“阿拉伯人当人有权利，不过我们的权利远比他们的重要，我们的需要压倒他们的需要。”[24]但这种建立在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基础上的状况不可能持续存在。阿拉伯人口出生率远高于犹太人，而以色列则受制于移民潮结束和低出生率困扰，使双方人比例日趋拉大。若干年前曾有预测表明，到2025年，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人口差距，将会拉大到2.24亿阿拉伯人对800万以色列人。[25]实际上双方人口差距扩大之快远超预期，当前，以色列人口不过750万，但阿拉伯世界总人口已达3.8亿。长远看，很难想象人数日益处于劣势的以色列人，能够在对其充满敌视、且人口不断增长的阿拉伯人包围之中，长期安然生存。
二是军事优势缓慢丧失。阿拉伯人在常规战场的频频失利，使其日益转向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争等非常规手段，由此使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转向非传统领域。而以色列对军事战略的路径依赖，使之日趋追求军事技术压倒性优势，以色列据称甚至已经拥有200多枚核武器。但这种常规和核军事优势，在对付低烈度暴力和非传统威胁时，犹如“高射炮打蚊子”，局限性日益突出。如2006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尽管使真主党军事上遭受重挫，但真主党却借此赢得政治声望，以色列则被贴上滥杀无辜的标签。目前，真主党军事力量已恢复到战前水平，而且其对黎巴嫩政局影响力也前所未有地增大。有学者指出，在这场黎以战争中，以色列在战略上犯下多个错误，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对用常规军事手段对付非常规武装可能产生的结果缺乏心理准备。[26]长远看，武器射程和爆炸当量增大，使以色列因侵占阿拉伯领土带来的安全屏障功能日渐丧失，其面对真主党等非政府武装的不对称军事优势也逐渐减少。以色列也许有能力将反以武装摧毁几十次，但反以武装只需将以色列摧毁一次就足够了。有学者就曾列出18种方式，分析以未来可能面临的安全威胁。[27]这种前景使以色列未来安全形势难以乐观。
因此，以色列要谋求长期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树立兼有政治-安全因素的大战略。[28]尤其是要认识到“土地换和平”的重要性。事实上，一些以色列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这点。已故以色列历史学家雅各布?塔尔曼就认为，“继续控制或兼并被占领的土地，并非保卫以色列，而是对以色列的一种威胁。”以色列前总理古里安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两个种族曾在这片土地上各自统治了1300多年历史，而且阿拉伯人繁殖比犹太人快，基于这两点，“要得到和平，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回到1967年以前的边界上。……和平比地产重要。”[29]但迄今为止，以色列只做到在孱弱时不惮使用武力，却未做到在强大时保持克制和宽容，拿出足够的诚意实现地区和平。
事实上，对以色列来说，缺少的不是实现和平、谋求安全的机会，而缺少的是解决问题的长远眼光和勇气。他们一再错过实现和平、谋求真正安全的机会（就在2010年11月，以色列议会又通过法律，要求从戈兰高地撤军，必须得到议会2/3批准，表明以色列仍不打算认真谋求叙以和平）。如果以色列始终将军事战略当做安全战略，缺乏自我节制，其安全追求将像手中攥的沙子一样，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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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基解密为什么“钟爱”伊朗”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6/17599065285.shtml，2011年1月5日上网）。
[2]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197
[3]“以色列媒体传土耳其将以列为主要威胁”，http://gb.cri.cn/27824/2010/11/01/5005s3040248.htm，（2011年1月5日上网）。
[4]JimLobe,“IrangainsasArabs’Obamahopessink”,AsiaTimesOnline,Aug7,2010，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LH07Ak02.html（2011年1月5日上网）。
[5]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86
[6]《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86页。
[7]（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8]（美）威廉森?默里等著，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66页。
[9]BernardReichandGershonR.Kieval,Israel:LandofTraditionandConflict,SecondEdition,WestviewPress,1993,p.140
[10]BernardReichandGershonR.Kieval,Israel:LandofTraditionandConflict,SecondEdition,WestviewPress,1993,p.5
[11]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12]（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张维、李朝增译，秦人校：《白宫岁月》（第二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748页。
[13]（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秦人校：《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43页。
[14]《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72页。类似表述见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86
[15]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16]（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天津编译中心译：《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407页。
[17]《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04页。
[18]《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92页。
[19]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中东战火》，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95页。
[20]BernardReichandGershonR.Kieval,Israel:LandofTraditionandConflict,SecondEdition,WestviewPress,1993,p.157
[21]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89
[22]《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01页。
[23]（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秦人校：《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43-444页。
[24]（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王红生等译，黄席群、罗荣渠校：《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36页。
[25]（美）威廉森?默里等著，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77页。
[26]EfraimInbar,Israel’sNationalSecurity:IssuesandchallengessincetheYomKippurWar,Routledge,2008,p.224
[27]类似论述参见YehezkelDror,“ABreakoutPolitical-SecurityGrand-StrategyforIsrael”,EditedbyEfraimInbar,Israel’sStrategicAgenda,Routledge,2007,pp.236-238
[28]有学者曾为以色列修订大战略列出13条详细建议，参见YehezkelDror,“ABreakoutPolitical-SecurityGrand-StrategyforIsrael”,EditedbyEfraimInbar,Israel’sStrategicAgenda,Routledge,2007,pp.245-263.
[29]《全球分裂》，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64、8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