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街头政治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

意识形态与媒体

温教授在今天的讲座中强调，他在每次讲座中都对同学们说，不要参与社会上的“派系”之争。现在社会上许多讨论过于“意识形态化”，他不认为这是讨论问题的好方式。温教授表示他曾去过四十多个国家，脚踏实地的做过调查研究，他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做调查，而不是纠结于意识形态。温教授同时分析了媒体的实质——任何媒体都是意识形态工具，尤其在北非的本次街头政治中，西方媒体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还指出，本国的媒体不一定是本国意识形态工具。

温教授表示，他不认为做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实现“纯学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同样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他质疑所谓的“纯学院派研究”，他说：“我讲的这些话，可能有些在座的人会不高兴，你们谁做的是纯科学的研究？谁给的钱？”

北非街头政治的原因和实质

温教授不赞成西方媒体把北非的政治风波称为“颜色革命”的说法，他也不认为北非的政治变化属于所谓的“民主革命”。温教授指出，他前一段时间与一位埃及高级知识分子讨论埃及局势的缘起，这位长者认为这次的运动包括多种力量，即青年知识分子（反美）、激进派左翼知识分子（受共产主义影响）、以巴拉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资产阶级）和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与沙特关系密切，在本次运动中出现得较晚，在最后关头才进入风暴中心，对于街头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暴力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温教授指出，北非街头政治的出现，根源是高通胀和高失业，运动的发生并没有太深的政治诉求，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者，而是整个社会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他不认为这次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过网络策划的“颜色革命”，而只是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

发展中国家的高通胀和高失业，是本次国际金融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的结果。温教授前不久刚从塞内加尔回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里的农产品价格高于欧美。非洲国家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大量的能源、食品、原材料依赖进口。这些国家的大农场都由西方跨国公司掌控，跨国公司作为大资本，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根本不对所在国的饥饿担负任何责任。所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饥饿问题始终难以解决，国家虽然独立，但经济上沦为西方国家的原料基地，并且要承担输入性通胀造成的高物价。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通过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本国的债务向外界转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使能源、食品、原材料价格全面飙升。这种经济现象传导到北非国家，就产生了严重的通胀。埃及虽然人均GDP高于中国，但因它的食品依赖进口，导致埃及的通胀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而失业率也达到百分之三十，两个三十一叠加，社会危机的出现在所难免。

温教授同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模仿欧美的教育体系是不明智的。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达源于其第三产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因而高校毕业生可在服务业部门就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还是第一第二产业，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办教育，最后就出现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又严重短缺的问题。他还说，中国未来是不是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全世界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达到经济总量80%以上的经济体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香港。

回到埃及动乱，温教授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而不是穆巴拉克本人的统治。埃及目前的悲剧就在于，就算赶走了穆巴拉克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埃及的高通胀高失业是从外部输入的，换一个政府还是不行。所以穆巴拉克下台后，照样有许多人又走上街头。

中东风波并非孤立

温教授说，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街头政治，从根本上来说经济问题，是本轮资本主义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的必然结果。这一波街头抗议行动，在欧洲、印度以及美国本土都有发生。前不久印度发生的大规模针对通胀的抗议，甚至还有执政党组织的接近十人万的游行，执政党支持者喊出的口号是反对西方、反对资本主义。这表现出印度执政党已经明确此次国内危机是由西方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成为了西方危机转嫁的对象。

因此，温教授认为西方媒体在本次政治风暴中加入自己的“想象”，完全是服务于本国意识形态的需要，中东的这次政治运动，性质并非像西方媒体所言的那样。

西方民主制度具有高昂的制度成本

温教授认为，西方的上层建筑具有极高的成本。在西方国家，政府负债率都非常高，美英两国的政府负债率达到GDP的100%，而日本已经超过200%。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决定了，为了拉选票，政客不得不做出让老百姓“少干活，多享受”的政治承诺，最后必然导致政府入不敷出。希腊债务危机的发生就是个例子，希腊本身的经济基础是造船业和金融业，随着实体经济的枯萎，造船业逐渐衰落，希腊经济被砍掉一条腿，由于加入欧元区，货币发行已不再由本国掌握，金融业这另一条腿也没了。再加上两只手——汇率、利率都因货币发行权上交欧洲央行，也都被“砍掉”，现在的希腊经济只剩下躯干（中产阶级）和大脑袋（希腊政府），那么经济自然无法维系。

美国之所以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在于它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通过政府超额增发货币把债务对外转嫁。全球的虚拟金融资产的一半在美国，全球一半以上的政府债务在美国，全球有一半的军费开支是美国的。美国的军事实力是其美元地位的根本保障，它在全世界有84个军事基地来维持着所谓的“世界的秩序”。这是它疯狂印钱而不引发国内通胀，反而转嫁到国外去的法宝。这恐怕不是发展中国家能学习的。

温教授强调，现在国际政治上的种种不平等，其实质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现在西方国家依靠强大的金融经济，支配了这个世界。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形成经常项目逆差，发展中国家商品流入发达国家而获得的大量外汇，因没有其它投资渠道，于是就不得不来购买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因而发达国家出现资本项目顺差。西方大国都成了债务国，他们既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又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注入。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颓势。

中国近年来拿了十分之一左右的钱出去买资源，西方国家便纷纷指责中国“不尽责任”，攻击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这表明西方国家根本不希望中国挑战现有的“二八开（20%的人享受，80%的人干活）”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模式的另类解读

中国之所以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时，每次都能安然度过，是因为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农村成为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所以例次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失业人口都由农村消纳，经济危机就不表现为显着性爆发。中国的三农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载体。在过去的六十年中，中国从农村获得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超过十七万亿，近年来三农投入约三万亿，也只不过反哺了五分之一而已。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实体经济遭受巨大冲击，2007年到2008年，中国有2500万农民工失业。此时政府的新农村建设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农村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吸纳了大量从城市制造业部门失业的劳动力。巨大的失业没有造成社会问题，不能不说是农村这个蓄水池的作用。毛时代每一次高外债引发的城市经济危机，都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来解决（前后共有4000万城市人口进入农村）。而每一次无法向农村转嫁的危机，砸在城里，就导致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