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中国该走什么路？

当高楼林立、一人一车、居民郊居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衰败与调整的十字路口，人类是否应该重新思索我们的未来?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这种思考的发源地?

当飞机靠近芝加哥上空时，我感受到的不是传说中的美国“第二城”。尽管依稀可见的美国第一高楼西尔斯大厦，领衔全美第二大摩天大楼群，屹立在密歇根湖畔，摇曳着难得的现代文明风光，但对于我这个同样来自于“摩天大楼化”北京的媒体人来说，这一切丝毫刺激不了任何兴奋的神经。

着陆前的最后几分钟，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道菜名：蓝莓山药。那一簇簇高楼就是参差不齐的“山药堆”，周围数百倍于市中心面积的郊区，就像山药堆边平整的菜碟盘面。错落有致的房屋像是从点心箱里均匀搓出来似的，无限度地铺张到几十、上百公里之外。这样的情景除了提醒我芝加哥是一个物质化极度富庶的城市外，还隐约警示着另一个明显的现实：我的出发地北京不也在复制着这种“大饼状”的城市化进程吗?

4月底公布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68%，这差不多是90年前的美国水平。1920年，美国城市化人口比是51.2%，此后正式成为城市化国家。随后，美国进入了大都会化与城郊化并举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几个大都会分布在美国的东西南北中，人们依靠车轮朝夕往返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芝加哥就是这个进程中的经典之作。

不过，经典永远都是短暂的。芝加哥现在已经疲惫，整个美利坚也都很疲惫。车轮化、城市化了半个多世纪的美国，面对日益叠加的能源需求、城市开支、治安困境、就业压力，正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就以芝加哥为例，这是一个很发达的城市，但也是全美最危险的城市，每年凶杀案达五六百起，失业率已严重超过警戒线，工业污染是全美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等等。而这只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尽管这个缩影常常隐藏在整体“美国梦”的光辉中。

美国的城市化模式是不可能持续的，况且美国还是人均占有资源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还在依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占据着产业链的最高端，还时刻运用军事与政治霸权优势低廉占用全球大部分资源。

在美国，那些媒体精英与政治明星呼吁模式危机时，内心并不太真诚。至少可以说，对于美国模式自身的反思，最多只是停留在舆论叫喊与政治口号层面。美国民众要日复一日的“美国梦”生活，与美国的模式危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结构性矛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美国不这样走下去。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泛美国化模式”正在中国上演。无论多少有识之士呼吁，中国不能拷贝美国的城市化模式，无论人们怎么“恐吓”中国下一步城市化需要至少10倍于当年美国的能源供给(因为1920年时美国人口在1.3亿左右)，但在中国上至“十二五”规划，下到地方政府计划报告，根本看不到任何城市化停止，哪怕是减缓的迹象。

这种批判与现实之间的悖论，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两翼都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解释。无论是右翼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的批判，还是左翼对当下中国模式的有力推崇，都很难解释当下中国城市化陷阱为何还在执迷不悟。因为谁都无法否认，当下中国首要的存在基础，就是要满足相当于美国与非洲人口总和的民众，整体上的生活质量必须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从这个角度看，面对城市化的质疑，以及各种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潜在抵触与深层反思，决策者依然我行我素，与其说是他们对于批判者的视若无睹，不如说是国家规划者对于缺失替代方案的无奈。

现在还有另一个不城市化、去城市化的发展逻辑吗?显然没有，或者说，即使有，也无法说服大多数人那样做。整体人类的智慧都已沉迷于资本主义最成功的典范“美国模式”中无力自拔。尽管我们始终坚持在政治上走中国特色之路，但在城市化的进程上，依然只是把过去一百年美国曾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而已。

也许，在思想层面，甚至在文明层面，当下的社会科学面临20世纪以来最巨大的一次理论挑战，当高楼林立、一人一车、居民郊居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衰败与调整的十字路口，人类是否应该重新思索我们的未来?中国是不是有可能成为这种思考的发源地?什么才能让浮躁的人们能够真正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整体命运?这样的“元问题(meta issue)”的答案或许只能用电影《芝加哥》中最经典的台词来回答：“真让人头晕目眩(Give’em the razzle dazz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