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地理学

文 丁耘

天安门广场无小事。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面临东长安街，与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2011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斯时斯地斯人，不免引起不少人的遐想及争论。雕像落成两个多月了，争论仍在继续。

天安门广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象征。那么，在新中国的心脏地带出现了旧中国圣人的雕像，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点是清楚的，执政党正试图更积极地看待孔夫子。这一过程由来有渐，从各地孔子学院的命名与建立，到中央媒体推波助澜的国学热，再到京奥会开幕式丰富的儒家寓意，乃至《复兴之路》中对1840年之前的中国的脉脉温情，早就可以发现此类征兆。在这一背景衬托下，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门前的出现，不说水到渠成，亦非全然匪夷所思。然而，关于孔子雕像的争论风头颇健，甚至盖过了不无宗教冲突意味的“曲阜教堂”事件，更吸引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与儒家直接论战。这当然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前此的种种征兆不过是文化上的，进入广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反对者以为，合法地出现的孔子雕像同样构成了对天安门广场既有政治图景的挑战——甚至更加危险，因为不是什么民间反对派，而是执政党自己在接近儒家。而儒家方面在沾沾自喜之余，亦有扩大战果的明显表示。某位突然披上传统外衣的西化派人物甚至直白地说，孔子目前还只是静候入场而已。更有网络儒生的激进意见，可为此做注脚：孔子像应该立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去——这就是说，应该占据人民英雄纪念碑或者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

事情很清楚了，执政党对儒家的温和肯定，换来的是西化派顺势以儒家的名义得寸进尺。作为回击，那些忠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反对者明确拒绝向儒家做任何妥协，大有再来一次评法批儒之势。只要执政党尚未成功地构建一种明确、睿智而系统的意识形态将孔夫子、毛泽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这些看似矛盾的历史形态融会贯通，就无法根除诸如此类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看似立场截然相反，其实共享了同一个前提：那就是儒家只能被用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与执政现实、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西化派为推倒这一切不惜改头换面拥戴儒家，左翼为捍卫这一切不惜否定儒家。双方的看法、特别是双方共享的前提，都是值得检讨的。

先看看激进左翼的言论。那些以为孔夫子与天安门广场格格不入的同志们大概忘记了，包括天安门在内的整个紫禁城建筑群，都是按照儒家的庙堂礼制传统构筑的。“周制……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周礼?春官?小宗伯》）。刘敞云：“天子诸侯左宗庙、右社稷，皆夹治朝”（《周礼正义》引）。天安门左右两侧的太庙和社稷坛虽已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及中山公园，但在天安门左前方兴建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与右前方兴建的人民大会堂，从儒家的角度看，其实也就相当于共和国自己的宗庙与社稷。在这个基本按照儒家经义建造的地理环境里，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然扩建为国家博物馆之后，那个位置摆上一个孔夫子，作为整个中国历史的象征，难道有什么格格不入吗？建国者们通过对天安门一带别具匠心的改造，明智地展示了何为“旧邦新命”。

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名言：“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建国以来，孙中山的肖像多次在重大节日庆典时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作为这句名言的全面落实，出现孔夫子的肖像，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有些人彻底否定儒家，完全推到自己对立面去。这种打倒一切、自我孤立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否聪明暂且不论，只需再次提醒激进左翼：在中共历史上对儒家的态度有过起伏，延安时期就比文革温和睿智得多。即使在否定儒家最为激烈的评法批儒时期，作为“法家代表人物”抬出来的不少重要人物如荀子、韩愈、王安石、王夫之等等，无论在自我理解和历史评价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大儒。其他若干法家人物也同儒家有密切的联系。文革期间是把孔子作为特权世袭制度以及所谓奴隶主阶级没落文化的维护者加以批判的。但这样的孔子形象并不准确。这一切说明了，对儒家的理解切不可简单化。孔夫子的传统里包含了极其丰富博大的内涵。在漫长的中国史上的大多数时期，截然对立的政治思想派别都号称继承了孔夫子。儒家对大同之世的向往、对封建制的检讨、对统一的认同，在破除等级制度、培养高尚人格与探索仁政善治甚至革命原理方面对中国近代革命与建设的积极影响不可抹杀。对此不加辨别地一概否定，只能把对儒家的解释权拱手让给西化派。

接着看看那些被西化派利用的所谓当代儒生们。所谓孔夫子应该进驻广场中心的言论，即使在儒家传统里，也是不合礼法的。儒家的要义在于按孔子所传之礼各拜其祖，而不是对孔子本人大搞不合礼制的偶像甚至宗教崇拜。“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孔家礼制中凡涉及宗庙社稷等，所祭拜者当是祖宗神，焉有拜孔之理？在一些文教场所，把孔子作为适当的祭祀、尊崇、纪念对象当然并不为过，甚至应该提倡，但决不应当在国门之前。游夏之徒也绝不会把孔子神主置于鲁国观阙之前。“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礼记?檀弓上》），将纪念孔子的规格抬到等同于祖宗社稷的地步，这本身就是儒家应该反对的非礼之举。以为儒家应该成为拜孔的宗教，这正是对儒家最大的异端式歪曲。真正爱护儒家者，应当多读三礼，辨别儒家同异端的本质差别。

至于在这次争论中空前活跃的西化派，本人别无他辞，唯引自由派祖师爷霍布斯的话供他们三思：“应当教导人民不要爱好自己在邻邦中所见到的任何政府形式更甚于自己的政府形式。同时也不要看到统治形式和自己不同的国家目前繁荣昌盛，因而见异思迁。”（《利维坦》第三十章）再忠告一句：为国之蟊贼犹自不可，奈何为道之蟊贼？以为超越国家就能把握真理者，实与尔辈切齿之极左造反派毫无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