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怎样分配才公平

刘吉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分配不公已经在公众媒体上呐喊许多年了，成为主流舆论。究竟什么叫分配不公，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否则，呐喊分配不公就必然误导公众，直接破坏社会稳定。如果按错误的公平分配观来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必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延误乃至断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这个事关国家兴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察。

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要害是剥削

资本主义分配表面上是放任的自由竞争，对大家似乎都是公平的。你干活我付工资，两厢情愿，似乎也很公平。马克思揭露了这个虚伪的公平，指出资本家占有资本和生产资料，雇佣出卖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者生产，攫取雇佣劳动者劳动的剩余价值。从而资产阶级占有生产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分配给无产阶级的是极少部分生产利润，即仅够维持家庭贫困生活以保证企业再生产的工资。而且随着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富，而无产阶级越来越穷，即绝对贫困化，这就是资本主义分配的根本特征：两极分化，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本质是剥削，是资产阶级赤裸裸地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劳动的剩余价值。所以邓小平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防止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并告诫全党，如果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最后是两极分化，那就是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

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从普遍贫困（1978年世界银行按国际标准统计，当时中国64%人口绝对贫困，官方数字10亿人口有2.5亿不得温饱）达到基本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小康迈进。虽然贫富差距拉开了，但绝不是“两极分化”！2.5亿人温饱解决了。今日即使生活有困难的低保户，生活也比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时代好多了！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是人民生活共同提高的基础上有人先富了，富得快一些，多数人正在从小康走向富裕，有些人生活还相对贫困。

严峻的问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基础上建立的，现阶段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大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有时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种种封建资本主义。因此尚存在许多剥削方式有待消灭。

1、无论是引进的外企，或是土生土长的民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不完备的情况下，其中有一些仍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血汗工厂”的剥削。

2、持续亏损的国有企业，甚至破产了的国企，无偿地挥耗掉本质上是全国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国有资本和资产，也是无可争辩的剥削。据国资委最新资料，每年国有企业仍有5000家破产。

3、垄断性行业和企业，攫取了超额利润，本质是对其他行业其他企业劳动者的剥削。国有企业垄断也不例外，仅就它运用全民共有的资产，而利润却为自己企业享有（高薪高福利等，高管不说，连一个普通工人年薪也十多万），也是一种对全民的剥削。

4、腐败贪污是赤裸裸的剥削。贪官固然是剥削，官商勾结而获取超额利润的企业也是剥削。这点在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方面特别突出。

5、利用特权或有特权获取特殊商业信息而致富的个人及其相关企业是剥削。特权是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是封建主义剥削残余的顽固表现。

6、利用资本主义市场惯用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欺诈拐骗等不正当的恶性竞争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规则的获利，也是剥削。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研究团队的研究报告，从2005年到2008年三年间国民收入中隐性收入膨胀了91%，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为GDP的30%。而在隐性收入中，被王小鲁定义与“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以及其他垄断利益的分配等”有关的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这些灰色收入实际就是剥削收入。虽然具体数据还可以争议，但剥削收入巨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是当代中国分配不公的主体，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和公愤的根本原因。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逐一消灭各种形式的剥削，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公平分配的首要之义！

邓小平说三个“不是社会主义”

近年来，许多公众媒体谴责分配不公，不是针对上述种种剥削，最多的理由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贫富差距拉大了，贫富悬殊，甚至已是“两极分化”了。“不患穷，而患不均”，是当代中国一切矛盾日益尖锐的总根子，要实现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严重地误导了公众，也影响着政府的某些决策。要害在于这些车载斗量的文章和呐喊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为什么贫富差距拉大了就是分配不公？到底哪些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他们要求的公平分配又是怎样的？

“不患穷，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小农经济下农民的诉求。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地主不会实现这种公平，农民最大的愿望是自己也能当地主，也无法实现这种公平，农民受压迫受剥削被迫暴动起义推翻了地主王朝，是自己当皇帝，换了一批地主，仍然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由于中国是一个几千年传统的小农经济国家，中国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农民是主力军，中下层干部和相当多高层领导是农民出身，这种“不患穷，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分配要求，在井冈山时代就十分强烈。为此，毛泽东曾专门著文“反对极端平均主义”。然而，革命胜利建国之后，这种平均主义竟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基本实现了。“同工同酬”、“同劳同酬”、“单位终身制”、“大锅饭、铁饭碗”，于是“多干少干一个样，干不干一个样”，“贡献大小一个样”，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也不讲了，脑力劳动者是靠体力劳动者养活的，结果自然是“脑体倒挂”。到了“文化大革命”，公开倡导“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说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哪怕剩下一个窝窝头，也大伙儿分着吃”。最后连有限差异的八级工资制，也被批判是“资产阶级法权”，也要革命掉。这种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名义的平均主义分配正是马克思批判的“农业社会主义”典型表现。农业社会主义，甚至比社会主义更激烈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平，但它本质上是要恢复封建主义失去的天堂。在中国，这正是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和汪洋大海的小生产方式现实难以避免的劫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锅饭”、“铁饭碗”养出越来越多的懒汉，而勤劳的群体，特别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压抑，从而第一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生产低效率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迟缓（“大跃进”时代浮夸风统计数字、“文革”中革命化的统计数字是完全自欺欺人的）。没有发展就没有一切。平均主义分配表面上看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对落后生产力群体优待，懒汉剥削社会，而对于勤奋的人，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对社会贡献大的人们正是极大的不公正。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人人普遍贫困。在那些年代，中国人民的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食是连上海春节过年也只能凭票供应半只鸡（小户三人）一只鸡（大户四人以上）；住是一代人全民“蜗居”，祖孙三代人挤在十几平方米的住房几十年并不少见，到改革开放初上海人均住房面积仅2.7平方米；行虽然是号称自行车王国，但因凭票供应拥有自行车仍是少数家庭的幸运，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号称“三大件”是当时中国人民追求的最高目标，大多数人民仍是可求而不可及。按世界银行国际标准，中国人64%是绝对贫困，按官方数字2.5亿人口不得温饱！这个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平均主义分配还带来了“冲击性消费”：既然大家收入相差无几，当一种创新产品初价昂贵时，大家买不起，从而创新产品生产形不成经济批量而无法发展；经过艰难漫长努力终于批量生产而价格降价时，大家都买得起了，数以亿计人民同时需求，总是供不应求，形成了持续的“短缺经济”。“短缺经济”下的分配必然伴随着特权和腐败（虽然是穷腐败），当时称之“走后门”。等到国家大量投资建设满足了大家的需要时，一下子社会需求又饱和了，形成了“产能过剩”，甚至“产能无用”了。加上脱离社会需求“五年早知道”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产能过剩也继续按计划生产不止，于是大量产品积压“报废”，最后形成周期性经济“调整”，企业“关停并转”，员工隐性失业（高达35%-40%），甚至裁员上山下乡。实际上就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引发全民“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年轻一代也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邓小平首先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中国田里都是草，大家分吃一个窝窝头，那是回到原始社会去了，还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的财富，人民都过上富裕和谐的生活，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红色江山万年长”。因此邓小平反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接着又说：“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只能导致共同贫穷，他断然决策：“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让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看到了自己无穷的潜力。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先富引导了全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到一定时候，先富帮助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还说：“速度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小农经济小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就是发展缓慢。速度慢就是没有充分发挥甚至严重压抑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不是社会主义。“落后就要挨打”，必须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现代化，即实现从传统小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生产、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他老人家并且实事求是地为我们制定实现现代化的三步“战略目标”。

不难看出，邓小平这三个“不是社会主义”，正是针对“不患穷，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和缓慢发展的小生产方式下这种分配愿景，给予历史性的批判。从而摆脱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羁绊，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从平均主义分配而共同贫穷，到拉开收入差距而人们生活基本实现小康，这个伟大历史实践表明：“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不是分配不公，而是纠正了真正分配不公的平均主义分配，为共同富裕开辟了康庄大道，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进步，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成就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诞生的。社会主义分配首先是消灭剥削，把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攫取的社会财富（占社会财富的绝大多数）回归社会，并在劳动者中进行公平分配，无疑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社会主义一定是一个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呢？消灭剥削之后在全体劳动者中如何分配才是真正公平的呢？

“按劳分配”，这是从苏联到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分配理念。从消灭剥削之后的分配而言，不劳动不得食，可以称之为按劳分配。然而按劳分配是一个相当不严谨的定性概念。马克思把重复生产的体力劳动称之“简单劳动”，在同工种下它创造的价值可以通过付出的劳动量（通常可用劳动时间）计算，不同工种之间可以通过“社会必要劳动量”进行比对，而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创新，就无法通过劳动量计算和比对了，马克思称之为“复杂劳动”，并指出“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数倍于体力的“简单劳动”。“数倍”实质上是一个定性的概念，而无法定量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科学创造和社会管理已是“高度复杂劳动”了。如何全面、科学、准确地实行定量的按劳分配？即使同工种的体力劳动，劳动量也不能用计时来计算，因为劳动者的智力不同、熟练程度不同、勤奋程度不同，甚至包括体力不同，其相同时间创造的价值不同，怎能“同工同酬”呢？更不要说现在许多体力劳动也相当复杂了。“按劳分配”长期被采用，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谁来评价劳动价值？谁来分配？是政府说了算。至于公平不公平，谁去和强势政府论这个理？好在当初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满足了大多数人小生产意识的要求，而先进的人们在当年革命激情和革命纯洁性的鼓舞下也支持这一分配。但是正如前述这种极不公平的“农业社会主义”分配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重重，而且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能用一波高一波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最后导致一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早已为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指出了鲜明的正确方向。他们提出在社会主义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八个大字，而在共产主义大旗上飘扬的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八个大字。只是到了“阶级斗争为纲”那岁月，才把它篡改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严重歪曲，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本义。共产主义是伟大理想，是遥远的未来，暂且不说。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应该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八个大字去实现。

什么叫“各尽所能”？每个劳动者都各尽所能，这就意味着社会的人力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开发。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的因素，从而各尽所能造就了最先进的最充分的生产力，创造最大可能的社会财富，为共产主义实现“自由人联合劳动”“每个人自由充分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充分发展的条件”这一共产主义终极目标，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操作机制。如何才能实现“各尽所能”？必须实现如下几项：

1、生产力不停顿地持续发展，并与人类本身生产和成长相适应，以保证社会充分教育和就业，方有充分展现各自才能的舞台；邓小平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

2、人们有充分的就业自由和社会流动机制，从而通过不同劳动机会的实践检验，找到最大发挥自己才能潜力的岗位。社会流动机制必须是公平的自由竞争，消灭任何形式的（权力、金钱或信息的）特权。这就是机会公平，这是真正的公平。

3、健全的相应的法制，杜绝一切形式滋长懒汉的空间，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燃烧着每个公民都充满着献身事业的内在激情。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是社会主义公正性体现，是绝对必要的，但是西方无止境高福利的福利社会本质上是高水平的平均主义，不仅已成为越来越难承受的经济负担，而且已是滋长懒汉的温床，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一个难以割去的毒瘤，是绝不可取的。

什么叫“各取所值”？就是按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即对社会的贡献，给予相应的报酬，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从而调动起各个阶层、各个层次、各个岗位的所有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这就叫公平出效率！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之原因所在。如何“各取所值”？这是无法主观预设和数学计算的，更不是靠一纸行政命令所能决定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源是市场，只能在健全的市场中等价交换去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正、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化劣为优。只有这样的市场经济机制才能有效地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不仅在理论上可以充分说明，而且已成为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实践所显现的真理。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一公平分配的最终结果是怎样的呢？“各尽所能”，而人的才能有高低，贡献有大小，这不仅是人作为自然之子，必然遵循的自然规律，同时也被人类社会几千年文明实践所证实。按照统计学规律，人们的才能高低和贡献大小是按正态曲线分布的，或者通俗说天才、英才等是少数；弱智、懒汉等也是少数，大多数人是中间状态的，两头小中间大，呈橄榄形。不言而喻，“各取所值”，劳动者分配的结果也是按正态曲线分布，呈橄榄形。高收入富有劳动者是少数，低少收入的贫困劳动者也是少数，大多数是中等收入阶层。这就是说分配的最终结果绝不是小生产意识平均主义所要求的那样，大家收入均等（至少基本均等），恰恰相反，必然是收入有差距的，而且有相当大差距，甚至差距悬殊。应该指出这种分配差距和悬殊不是也不可以是凝固的，而应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法制公正、优胜劣汰中动态流变。这又是机会公平。这就是社会主义公平分配，人类迄今最公平的分配，也是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共同富裕的真实内涵。

橄榄形分配的意义还在于：

1、前有富有阶层的激励，后有贫困阶层的鞭策，占人口80%左右的中等收入阶层必然全力奋斗地自我实现，从而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动力和活力，即使是贫困阶层，不仅因为分享必要的社会财富过上体面的生活，更重要的也带动他们“化劣为优”，在市场竞争中尽其所能。

2、消费与生产有机地相互促进。一个创新产品研制诞生，产量少，成本高，价格昂贵，正好满足了富有阶层消费（也是“各取所值”的一种体现），从而引导产品向批量大量生产发展，成本大大降低，满足了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最后，新产品变成老产品了，生产技术设备也陈旧了，成为夕阳产品和夕阳工业，“价廉物美”正好满足贫困阶层需求和维修配件的需求。此时，产品研制和生产线的成本均早已收回，巨大的利润又可进行扩大再生产和新的研制。这正是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菱形分配的菱形消费正好与产品生产的生命周期相互吻合，充分发挥了技术和资源的全部作用，互相促进，保证经济更上一层楼。

3、避免了经济“滞胀”的危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先进生产力人群贡献5，而只分配到3，反之，生产力落后群体（弱势群体）贡献1，也分配到3。于是前者被剥夺2，感到不公平，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后者不劳而获2，得之太易，也失去进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经济发展必然越来越停滞。而弱势群体贡1获3，超价值消费，又必然引起通胀，这就是“滞胀”。这一最难解决的经济困境，只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才能避免。

4、造就庞大的中产阶层，意味着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安居乐业了，社会必然持久地和平稳定。

由于以上四条，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持续地高速发展，这就是也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应该是：

1、逐步且尽可能快速地消灭一切剥削。

2、一切攻击贫富差距、要求平均主义的思潮，都是“农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这种思潮及其影响下的政策严重干扰乃至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有效政策和改革实践消除之。

3、一切分配政策围绕造就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财富水平。一切分配政策正确与否要看它是否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利益，并以中等收入阶层的得利和壮大作为实践检验。

4、关怀弱势群众。逐步实现基本社会保障与福利，使得他们得以享有必要的人道主义生活水平，并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相适应不断提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不断给他们免费教育和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化劣为优”，从而在公平竞争中融入中等收入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