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中国模式的特征与问题

我所认识的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含了一些政治、经济的元素。首先当然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没有多党制民主，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但一个强大的政府并不是罕见的，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国的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它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这一点和许多独裁国家不同。我认为这是中国的儒家学说和文化系统的历史遗产，即政府必须要为公益服务。中国的文化遗产有个很有趣的特征，那就是政府（至少是政府的上层）会关心自身权力的正当性，他们明白，这种正当性取决于政府能否为社会带来福利，特别是经济上的福利。因此一党制国家的许多问题在中国都被压缩到了最小。中国的腐败问题随着政府级别的升高而减少，这和俄国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腐败程度随着政府级别的升高而一起升高。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点和日本、韩国的工业政策都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利用直接抵免（direct credits）来实现产业转化，将经济扭转到了半导体、造船业上。中国的出口经济则依赖于管理、货币、积累、大量外汇储备、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financial repression）。金融危机后，我编了一本书，主题是金融危机的后果，林毅夫博士撰写了其中的一章。

最后一个特征也为亚洲的许多快速发展国家所共有，那就是较为欠缺的社会安全网络。不像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中国的体制不将再分配放在核心地位。中国政府认为，创造价值比退休金、失业保险之类更重要。

以上几点造就了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模式，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中国模式的优势有好多。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决策的速度和质量了。常有人喜欢把中国和印度对比。中国相对印度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基建方面的投资速度很快，造了许多机场、桥梁、铁路。而在印度，如果想造个水利工程、机场或者道路，就得和许多组织打交道，工会、非政府组织、农民协会什么的，这会花掉许多时间。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因为要考虑权力分散、相互制衡，所以在美国，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没有制定出来。而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克服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款项也比美国的数额大几倍。这就是中国模式最重要的优势。我不认为“历史终结说”已经被推翻，但我在写那本书的时候确实没有提到中国模式。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在未来是否可以持续？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这种高质量的政治决策能否继续下去？我认为就经济而言，中国这种建立在出口之上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得益于全球的结构性失衡：中国负责所有的生产、储蓄，美国负责所有的消费、借款。这个模式的持续时间比许多人预计得都要久，但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美国人恐怕得改变自己的行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靠出口拉动的经济模式最适合小型发展中国家，比如上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而中国是个大国，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前提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到哪里去就成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政府以及研究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将这些产品卖到国内市场。但这里头还有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储蓄型经济体，能否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看看日本，它从19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后开始了类似的转变，现在20年过去了，国内市场还是没有完全刺激起来。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责任（accountability）的：中国能否产生一个正当的、负责的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民主”。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没能解决一个问题。中国创造了高质量的威权政府，但在历史上一直没能解决“坏皇帝”的问题。领袖表现好的时候国家发展就快，但领袖表现差的时候国家也会出问题。

我现在再谈谈文化的话题。我15年前写了本书叫《诚信》（Trust）。在书中，我把中国社会描绘成了和美国、日本相比诚信较低的社会。中国人的诚信基本上局限在家庭成员间，或者熟悉的小圈子内部。但范围更大的、更普遍的诚信就少见了。部分原因在于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家庭式的意识形态。中国和日本文化在家国关系上有很大的区别。我念儒家书籍的时候清楚地感觉到一点：当家庭和国家发生冲突时，以家庭为先；如果你父亲犯了罪，你就得给他隐瞒。中国的传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赞颂孝行的。日本就不同了。日本在名义上也是儒家国家，但我觉得日本文化更多地是为等级式的封建政治秩序所塑造的。在那样的文化中，对国家的忠诚显然比对家庭的忠诚重要。所以在日本的传说中有武士为救主人牺牲家人的故事。在中国，要将一个家族式企业转变成非家族的企业比较困难，但在日本就比较容易。在日本有非家族式的大公司，但在中国，大公司一般都是国有的。这并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里都比日本要好，不过这的确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结构。

（此文节选自弗朗西斯?福山教授2010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