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解惑人均GDP

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中国人有GDP情结，但又总被GDP困惑。中国似乎面临着一种尴尬：说中国崛起了，就说中国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用人均GDP排在世界100位左右，低于阿尔巴尼亚云云。不过我五年前去过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其繁华程度不如中国沿海地区的任何一个地级市。中国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在人均GDP问题上应该给国人一个实事求是的解释。

让我先回忆一段与GDP有关的经历。2008年4月的一天，我去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讲学。在拉各斯的旅馆里碰到一位刚从赤道几内亚回来的中国商人，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赤道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比较，哪个国家更好一些？“那当然是尼日利亚”，他很肯定地回答。我说：“怎么可能呢？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是2万美元，而尼日利亚才2000美元。”他告诉我：“拉各斯不管多么破破烂烂，但至少有自来水，可赤道几内亚首都大部分地区没有自来水，没有污水排水系统。最可怕的是疟疾，在赤道几内亚常驻的中国人，包括历任中国大使在内，没有不得疟疾的。”以我自己的观察，拉各斯的市容比北京落后至少30年。如果这位中国商人所述属实，我可以想象赤道几内亚的落后程度，但北京2009年的人均GDP才1万美元。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DP是北京的一倍。

如何解释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赤道几内亚突然发现了石油，但这些资源都控制在总统及其几个亲属的手中，接着外国公司去那里投资开发石油，所以这个贫穷的小国就突然有了人均GDP2万美元的虚名。靠资源“一夜暴富”，但这种“富裕”没有给人民带来自来水，没有带来污水排水系统，没有带来中产阶级，其国家的财富完全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其人均GDP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打个比方：假设北京现在人均GDP最高的是朝阳区，最低的是延庆县，但某日延庆县突然发现了大金矿，之后又有大公司来投资，而延庆县的人口又比较少，其人均GDP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超过北京的朝阳区。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时，一定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寿命等。相比之下，稍好一点的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因为它包括了一些社会指数，但这个指数也有自己的问题。例如，其中的人均GDP比重过高；未考虑住房和住房自有率，而住房是中国人最大的资产所在，所以用它来衡量中国也欠准确。

2010年夏天，我曾在日内瓦参加过一次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办公室（HDRO）召开的研讨会。许多与会者都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编撰方法提出了批评。俄罗斯代表认为报告使用的数据必须更加公正，编写报告的过程应该有更大的透明度。摩洛哥代表认为现在的国家排名方法不科学。他认为应该按照可比性把国家进行分类后，再来进行比较，比方说，资源稀少的国家和资源富裕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中国代表则认为应该“慎重引入不成熟的或有争议的指数和计算方法，重视吸收借用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丰富的发展知识和成功经验，更好地反映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挑战”。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的负责人最后也承认，这个指数系统确实存有争议，只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才能不断完善。换言之，即使对于国际组织的指标体系，我们也要用实事求是的眼光来加以检验，并慎重地使用。在指标体系上，中国学者应该做出自己原创性的贡献。

我一直认为只要融入两个因素，世界上所有关于中国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排名都要发生变化。一个因素是购买力平价；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人的房产，因为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强的置业传统，中国也是世界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不妨把瑞士和上海做一个比较：瑞士的名义人均GDP比上海大约高5倍，但瑞士吃饭和理发的费用一般要比上海贵10倍，瑞士的住房自有率只有36%，而上海的住房自有率比瑞士高一倍。所以光进行以官方汇率为基础的人均GDP比较容易误读中国的真实实力。

我个人并不介意在某些场合继续使用官方汇率计算法，它也许有助于我们保持那份谦虚向上的精神。中国人习惯了以静制动，以退为进，所以中国的崛起很有定力。但同时我也认为，我们对于自己的真实实力一定要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既不夸张，也不缩小，从而给国人和外界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介绍。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纠正现在统计中的一些偏差，从而避免中国自己的决策失误。比方说，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中国的外贸占GDP的比重达60%-70%。这个数据显然夸张了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中国外向型经济加大了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这是事实，但我个人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个程度。在外贸依存度的统计中，对外贸易额是根据官方汇率和美元计算的，而中国的GDP是根据人民币计算的，这样一来，外贸的比例自然被放大许多。

采用购买力平价也有利于防止外国势力误判中国，有利于避免地缘政治危机。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就谈过香港总督彭定康当年误判了中国的实力，导致了他后来与中国在香港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冲突。彭定康1997年曾在《经济学人》杂志撰文，称“英国的GDP几乎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的GDP大致等于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合计”。而根据麦迪森用购买力平价法的计算，当时英国的GDP大约为中国的1/3。中国的GDP是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总和的6.5倍。

我个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采用更为实事求是的购买力平价法将是国际统计界的大势所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有勇气超越西方的主流指标体系，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影响下产生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各种指数。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独立地开发更为客观准确的指标体系，并从标准上来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比较，也力求更为准确地反映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状况，这将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