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发展的内部风险及化解之道

文 寒竹

11月14日，“国际TOP500组织”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排行榜，天河—1A成为世界运算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奔驰着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中国速度正在震撼整个世界。但是，中国从高速发展中得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同时也遭受着高速发展带来的痛苦。今天的中国跟所有经历过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一样，正在进入一个社会矛盾的高涨期。而且，由于中国以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代人走过的路，原本可以逐渐解决的社会问题集中涌现。中国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大的剪刀差。一方面是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民众表现出来的抱怨和不满日趋强烈。这个日益增长的剪刀差说明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正在进入一个风险期。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解决好经济繁荣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今后十年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中国发展模式亟需创新和完善的一个重要内容。

媒体中的民意和现实中的民意

矛盾的集中产生带来社会不满。中国民众中究竟有多少人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这种不满主要是集中在什么问题上？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中国的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浏览一个小时就会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似乎绝多大数的网上中国人都对当前的社会现状强烈不满，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贫富悬殊，一个是官员腐败。今年7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等对6575位网民做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最可能诱发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腐败多发，民怨较重”(占52%)和“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占44%)。客观地说，这个调查数据跟中国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上铺天盖地表现出来的对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的愤怒情绪相比，算是很保守的。

由于媒体的调查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受众，而且调查方式缺乏科学的设计，那么这种粗放的、对社会部分群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究竟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对当前社会的基本态度呢？中国的民意有没有“被代表”呢？下面再来看看两个专业的调查数据。

2010年6月17日，世界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了一个最新的关于中国社会民意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满意程度高达87%，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的满意度高达91%。皮尤研究所作为声誉卓著的民意调查机构，它的民意调查报告常常作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参考资料。皮尤的这个民意调查报告应该是有坚实的抽样统计基础的。但是，皮尤研究中心设计的两个问题跟上面中国媒体设计的问题虽有很大关联，终究还是不一样的问题。我们在此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下面再来看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问题专家Martin King Whyte（中文名字怀默霆）在中国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怀默霆教授于2004年组织中外学者对中国公平问题进行了一次非常专业的调查。按照怀默霆的解释，他主持的这项调查采用了严格问卷统计方法。中国过去的许多抽样调查都使用户口记录作为样本框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变得越来越不准确，怀默霆和他的小组采取的空间地理概率抽样使用了人口密度地图和地理地位系统（GPS）等工具，根据与人口规模相对应的概率（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population size），选取实际的物理地点，然后采访每个指定区域中的每一户中的一名成年人。为了有足够多的城市样本来分析城市中的差异，怀默霆在城市中采用了过度抽样（oversampling）的方法。按照怀默霆的说法，他的这个调查结果对中国全国范围内18岁到70岁的成年人有代表性。（参见：《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怀默霆教授在2009年的一篇题为《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的文章中以这份调查报告的详细数据为根据驳斥了海内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座“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的说法。怀默霆认为，所谓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的不满正在不断积聚，并成为政治稳定的一个威胁的说法是缺乏民意调查根据的。怀默霆在他的文章中指出了很重要的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因市场化改革引起的不公平，但是，中国受访者并不像很多分析人士和中国政府官员所认为的那样，对当前不平等的程度和公平与否心怀不满。相反，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受访者对不平等的态度更加正面和积极。怀默霆认为中国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夸大了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不满情绪。

第二，与通常的看法不一致的是，那些对当前不平等最为不满的，并不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而是城市居民对不平等更加不满，特别是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和那些住在中部省份的人，特别可能是那里的中年人。（参见：《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1期）

如果仅就调查报告的科学性来说，怀默霆主持的这份调查应该是最具科学性的，因为这项民意调查涵盖的社会群体最多，抽样基础最大，程序最为严格，而且问卷的问题分得极为细致。这篇报告最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数据揭示出，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当前的社会并没有强烈的不满，而真正对社会怀有强烈不满的人大多是生活在城市中生活不那么糟糕的群体。

怀默霆教授的这份调查报告实际上解释了为什么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人对社会的不满要比真正的农民和农民工的不满强烈得多。根据该报告，中国各个阶层和群体都有不满，但是真正对社会最为不满的主要是城市中间阶层。而我们上面谈到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中的部分从业人员正是属于这个群体。也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中的部分从业人员实际上是把自身对社会的强烈不满放大为全社会的不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由于缺乏科学可靠的社会民意调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对社会的态度不得不被舆论界的部分文人所代表。

行文至此，读者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媒体中的民意和现实中的民意不一样，既然中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像怀默霆教授说的那样没有多大的不满，中国真正的弱势群体对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态度是正面和积极的，而中国一些媒体上特别是网络媒体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仅仅是城市中一些中间阶层和文人的放大，那么，中国社会何来风险？此文何必讨论这个被中国一些文人放大了的伪问题？其实，这正是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怀默霆的调查过程和抽样出的数据尽管很科学、很严谨，但是他最后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结论却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怀默霆认为，既然社会的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强烈的不满，仅仅是少数并不那么弱势的城市中间阶层人有强烈的不满，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不存在多大风险。这个说法放在其他国家或许是对的，但放在中国却是不准确的。中国文人确实在社会只占很小的比例，但这个小小的群体在中国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西方有骑士精神，中国有士大夫传统。西方的骑士喜欢用剑行侠仗义，中国的士大夫喜欢拿笔代表民心。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中，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大多数是掌握在士大夫手中而非专制君主手中。表面上，中国的专制君主可以杀伐一切，可以用文字狱诛灭九族。但是，历史地看，中国社会的道德高地，社会的民心一直是被士大夫这个群体占领。由于士大夫的传统，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着代表天下苍生的心态，这种心态催生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进步而前赴后继。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会发现，尽管表面上是枪杆子在夺取政权，但归根到底是有着士大夫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决定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蒋介石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争说成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应该说是基本符合事实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是西方知识分子很难相比的。

所以，尽管今天中国社会中具有强烈不满怨气的部分城市中间阶层在数量上不多（主要是第一代城市移民），但这个阶层中的知识界和媒体界中的从业人员的社会影响力却大大地超过了这个群体的数量级。这当中的逻辑关系是很难用怀默霆的科学调查数据来解释的。我们不能因为真正强烈不满现状的人在统计学上居于少数就无视中国社会发展的风险，因为，在很多时候，小众是可以引导大众的。

左翼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批判力量的主流

为什么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界中的部分从业人员要比其他社会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公平问题有着更强烈的不满情绪呢？这当中涉及到人文知识分子的一些共性，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传统。

占领中国舆论平台的主要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在西方叫intellectual)，这类人文知识分子跟各个行业的专家有很大的区别。这类人文知识分子多数并不具有某个专业，如自然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对社会公平有着强烈的追求，常常以社会良心自居，以社会大众的代表自居。西方一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常把这类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分子看成乌托邦和专制主义的引路人。在自由资本主义传统强大的国家，如美国，学术界的人喜欢称自己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而很少称自己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在社会主义传统比较强大的欧洲大陆，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学界和媒体界用得要多一些。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人文知识分子普遍对市场经济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情绪，大都主张社会的正常发展不能任由自由经济的残酷竞争法则支配，政府必须要出面调节社会分配。所以，欧美知识界和媒体界的主流通常都是粉红色的左翼。

在中国，这20年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年欧美各国。如本文开头所言，中国用一代人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几代人走过的路。在这么一种急剧市场化的社会中，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社会财富急剧分化。面临这么一种社会发展现状，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色彩变得越来越左、经济社会主义的情结越来越重是很自然的。但是，这还不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从左边向社会发出愤怒之言的主要原因。若论社会的贫富差距，香港的基尼系数高于大陆，但香港的知识分子对贫富差距的态度要平和理性得多;若论政府的腐败程度，中国在金砖四国中的腐败程度远不如巴西、印度和俄国(根据国际透明组织2010年的最新报告)，但中国社会舆论对政府腐败的愤怒程度却大大超过其他三国。显然，中国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左倾化还有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平民主义和现代激进运动共同形成的民粹主义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平民国家。均贫富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道德理想。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大都采取均田制度，即政府通过打击豪强重新按户均分土地，并通过开发荒野、增加农田的方式，把新开发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老百姓。一旦朝廷没有新开发的土地分给失地农民，而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土地兼并又无法控制，失地农民就会揭竿而起来改朝换代。而每一个新朝廷又用武力重新打破原有的土地所有结构，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上个世纪革命党人讲的“耕者有其田”实际上是从古代总结出来的政治理想。平民主义是积淀在中国民众心中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社会每个朝代只能维系几百年时间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始终难以成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更是俄国的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找到革命土壤的根本原因。

此外，中国的现代民族建国不是通过贵族革命、不是通过有产阶级革命完成，而是在激进的革命旗帜下结合中国几千年来平均地权的方式实现的。如果说，私有财产神圣、自由市场和财富分化是西方现代建国的一个基本理念，那么平均社会财富，打破阶级结构则是中国现代建国的一个最基本精神。西方人常常讨论谁应该为战后丢失中国负责，常常把中国的红色建国理解为苏俄的支持，这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几百年就要来一次激烈的均贫富周期运动，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本质。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强大的平民主义传统，也就明白了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中的一些文化人为什么对中国现状具有强烈的不满。相对于其他社会各个群体，人文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中国几千年来的平民主义和近现代以来的不断革命精神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个社会群体在承载。如果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是红旗下的蛋，此话应该不算过誉。相对而言，历史文化包袱较少的普通劳动者和经商者比较容易在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背负着传统民粹主义包袱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则很难适应这个急剧的转型过程，而中国在转型期的特殊体制又给他们并非完全理性愤怒的提供了特殊公共平台，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远远大于西方社会的人文知识分子。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决定了他们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批判力量的主流。

长期以来，左和右这两个有关社会主张的概念在中国被弄得很混乱。中国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常常以自由派、右派自居，这是一件比较可笑的事。何为右派？右派主张保守主义传统，左派主张激进变革。何为自由？如果剖析人类社会的现实发展，我们会发现，在人类的各种自由中，经济自由是最基本的，人类的其他自由都是建立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之上。但自由经济的一个结果就是社会财富的不均。万人马拉松赛跑，大家自由奔跑，第一名和名落孙山的差距肯定是巨大的。为了缩小差距，所以主张加大政府调节力量的左派就会出来要求制约自由。如果我们仔细浏览中国的媒体舆论和一些有影响的书籍，我们很难能够看到具有保守主义色彩的右翼主张。所以，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自称右派和自由派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左派脑袋戴上右派的帽子，帽子和脑袋是不相符合的。

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把自己本来的左派主张说成是右派主张，实在有些不严肃。主张政府干预楼市，主张政府增加劳工工资和社会福利，主张政府打压物价的声音本来就是地道的左派声音，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一种耻辱。

用社会主义方式完成市场经济转型

上面对中国社会现实民意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分析并非出于道德上的褒贬，而是要想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如果我们用红代表左、蓝代表右来构建中国的政治光谱，那么中国社会今天的政治光谱基本上是一片红色。中国虽有代表企业家阶层的蓝色保守主义右派，但数量极小，在一个泛红色的社会，蓝色光谱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影响。

首先，由于缺乏蓝色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没有条件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道路。中国作为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在很多方面都跟亚洲四小龙相近。相当多的海内外学者也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在走亚洲四小龙的道路。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和国际环境。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社会转型基本上都是一个共同的模型，即一个强势的右翼保守主义政党跟代表劳工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左翼政治力量不断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博弈，社会在冲突的阵痛中最终完成转型。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没有崩溃的原因除了本身具有强大的保守主义社会基础以外，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冷战期间出于国际战略的考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给予有力的经济政治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的中国社会转型，在外部不存在友好的大国强力支持，相反，只有其他国家畏惧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各种牵制行为；在内部，中国的红色左翼的政治批判力量对市场化时期的普通民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中国执政党不可能像当年日本自民党、韩国的民主共和党、台湾的国民党、香港的殖民政府那样去扮演一个强势的右翼角色，因为中国社会并不存在蓝色政治光谱的保守主义社会基础。如果中国执政党试图重走日本和四小龙的保守主义政党道路，则根本无法解决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和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为了解决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这两大问题，为了避免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断裂，中国社会应该从民间和政府两个方面探索新的道路。

从民间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逐渐形成保守主义知识精英跟企业界精英结合的蓝色政治光谱，以保守的蓝色政治力量来平衡民粹式的左翼人文知识分子，改变激进知识群体主导中国学界和部分市场化媒体界公共平台的局面，让中国社会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多元化的更健康的局面，从而让整个社会提高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的容忍度。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中国企业家少有关心国家政治的传统，而关心国家政治的人文知识分子又大多偏左。对腐败的揭露，对公平正义的追寻，为弱势群体代言，这些都是左翼知识人的积极贡献，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这些社会批判，但是仅有批判和愤怒，或者为其主导，这个社会就失去平衡，失去解决具体问题的时间和机会，而带来动荡之风险。从一个视平等高于一切的社会中培养起市场经济总是艰难的。但是，无论多艰难，通过保守主义的成长来提高社会的包容度是从根本上形成中国社会平衡发展的基本路径。

有人以为搞现代化就要向日本学，但希望中共走日本自民党的右派道路是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的纸上谈兵。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社会需要的都是一个兼有革命党和执政党色彩的政府，只有这样，执政党才不会失去劳工大众的社会基础。因为，也只有运用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真正解决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这两大社会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社会主义因素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保障。

中国社会在今后十年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关键时期。中国以企业家和城市中产阶级为社会基础的理性稳健的保守力量能否成长，中国政府能否缩小贫富差距和消除官员腐败现象，能否引导知识界进行理性建设性的社会批判，直接关系到中国转型的成功与否。所以未来十年对中国的发展极为关键，中国社会必须摸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来使整个社会平稳发展，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