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模式祸福未定

近两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这本来是一种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于是，有些人把前几年有人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升到了“中国模式”的高度，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祸还是福呢？我认为，现在还未可定论。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2009年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西方国家退出的难度更大。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再次被提出。这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多年来进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这也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改革。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