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把女儿嫁给陈晓？

1985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自曝了一件丑事。这一年，他以每股172.5美元的均价买入了300万股大都会公司的股票，而他曾经在5年前以每股43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家公司的股票。造成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巴菲特认为他遇见了所有上市公司里最优秀的管理组合：汤姆墨菲和丹伯克。他说：“汤姆不但是最优秀的管理层，也是那种你会想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的人。”

巴菲特随后做了一件堪称很疯狂的事，他提出，伯克希尔在董事会不要席位，并将投票权交给担任CEO的汤姆墨菲来处理。他甚至签了一份协议，将来如果卖出股权，绝不卖给现有管理阶层反对的人士。事实上，巴菲特在漫长的投资生涯中屡屡做出类似的事情，即当了大股东但绝不干涉优秀管理层的事务（除了想把女儿嫁给他们有点强人所难），而他也很多次提到，之所以有现在的成就，跟这种“大股东风范”很有关联。

之所以在谈黄光裕和陈晓的“国美之争”前，拉了巴菲特出来垫背，绝不是想说明黄光裕不会当大股东，或者陈晓没资格当职业经理人，而是想谈谈，为什么我们身边几乎没有产生巴菲特的可能性，却总是不稀缺黄光裕、陈晓、唐骏这样的人士。

从桑弘羊倡议“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到顾炎武哀叹“（松江一府棉被天下却民生艰难资本匮乏）愚历观古今，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之重也。以农夫蚕妇，冻而耕，馁而织，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中华帝国2000年历史以降，其实是一部商业资本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的倒退史。这并不是说简单的穷富问题，若论明末盐商之巨利，清末买办之速富，比之桑弘羊、陶朱公亦未见逊色多少。然而，他们对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推动，对社会总福利的贡献却远远不在一个层次。

在《管子》、《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中，商人带有鲜明的“公民意识启蒙”色彩，其创造力和生命力均令人神往，而到明清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年代，中华帝国的商人形象却是一句“来历不明、纸醉金迷”就可以概括。世人皆知笼统的一个“晋商”、“徽商”背后是权钱交易的盐铁暴利，他们的成功很少增加社会总财富，也并不带来什么技术和文明革新，更多的是靠寄生国家资本之下敲骨吸髓。即使在这批成功者的倒叙中，也总是蕴含着大量的遗言式自警自醒，告诫子孙要弃商从政，因为这个阶层早已深刻洞悉了帝国政商的游戏规则：“人无横财不富，来历不明休管，养肥蠹虫几许，有朝一日清算。”这个规则，在黄光裕的时代依然清健矍铄。中国的实业或股权投资者若期望在地位上与西欧的威尼斯商人相比，与北美的巴菲特看齐，那是老猫闻咸鱼——休想（嗅鲞）啊休想。

我们不妨简约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所谓民间资本崛起的短短一段历史。自1978年打开“个体户”大门后，中国重新出现了“行商坐贾”，然就其经营内容看，更多的不是“市民”成分而是“升级版的农民”，由靠天吃饭升级为靠供需矛盾吃饭，对私有产权和法制毫无认识。这种观念也直接缔造了一大批包括乡镇所有和集体所有在内的产权边界极为模糊的所谓“企业”。此后，初步形成的工商资本迅速接受了“双轨制”、“海南房地产泡沫”、“原始股”和“转配股”等事件的洗礼，初步萌发了资本投机逐利的思想方式。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事件都在不断强化两个概念：第一，最快捷的取利方式是追逐权力话语的动态，跻身或投靠权贵；第二，投资投机所得均不受保护，只要一个政策改变即可全面消亡。

至此，在年轻的黄光裕们初登舞台时，一定会清楚地知道，资本的来源并没必要也不可能“清澈”，因为它很多时候就是从国家或别人口袋里套来，又随时会发生巨变被别人套走；实业也好投机也罢，均不可能长期稳定增长，成功的关键在于寻找合适的时间兑现并且落袋为安。壮年的陈晓当时还是自己当着永乐的老板，但他势必也已明白，自己的股东权益在这场游戏中随时可能岌岌可危，于是当他若干年后被大摩无情地击溃，当他甘居人下受到黄光裕殷勤的“入同食出同车”的照顾时，自然会明白，彼时的黄家不过是拿他当一枚棋子，而黄自己在这盘政经大棋局中又何尝会有独立的人格？

我赞成袁幼鸣先生对中国股市投资者群体文化的评价：农民式的“吹糠见米”主义短期行为。因为资本市场自身无逻辑无法则，有的只是观想政策揣摩主力的趋炎附势，必然导致所有投资者的短视化。同样，无论千禧年后中国工商界闹起了中国制造还是全民炒房，无论产品的外观和性能多么豪华先进，其本质逻辑和文化依然是置于“无处不在监视、无物不可掠夺、无人不可抹杀”的产权困境中。于是，300年后首富们的消费一如雍正所说般“穷极华靡”，其形状完全拷贝明清盐商的消费观念：收买官员、豪赌滥情；对子孙则纳捐谋爵、广购田产。除此之外于思想上无建树，于经营上无特色，于研发上无突破，拿手的只不过是“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

有人说，陈晓和唐骏给了本就脆弱的中国职业经理人体制的致命一击。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何尝有什么职业经理人体制？实践证明，家族体制是适应这种规划短期化、产权高危化、风险锁定人身化的中国政经体系的最佳载体。黄光裕言传身教如何勾结权力图谋股东并为此入狱，那么，即使他不用陈晓用别人，在他入狱失控后，此人难道就会兢兢业业始终以他赋予的信托责任为行动准则？陈晓的“烧香赶出和尚”只不过是太露骨而已，无处不在的利用期权和会计把戏掏空上市公司转移到自己口袋里的戏天天上演着。创业板高管们也正一批批辞职卖股套现出国着。即使这些戏不演，那些央企国企掠夺市场的行为难道不是在给全民加上一重重税收——正如明清的盐商赚取的，哪里是利润，是另一种税收罢了。

再回头看看巴菲特是怎样发现优秀职业经理人的，他在2002年股东大会上哀叹：“在网络股公司股价节节攀升时，经理人的行为举止却向下沉沦，很难找到那种风度优雅格调极佳的人了。”没错，巴菲特及其手下，几乎个个都是风格古典的绅士淑女，格调决定了他们做不出很多肮脏事儿来，即使有恩怨也不会乡愿如黄陈。最佳例证莫如巴菲特曾经于1995年买下的一家犹他州的家具店，店的原老板（相当于永乐时代的陈晓）叫威利，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在星期天是不开门营业的。1997年他决定在爱荷华州开一家分店，巴菲特认为当地家具业周日生意都很好，如威利坚持依旧不营业，会影响回报。于是那个家伙悍然提出，他以私人名义投资900万美元买了地开店，周日不营业，如果经营业绩好，就原价卖给巴菲特，不然不要一毛钱。结果，两年后生意火爆，地价也大涨，威利果然如约将店和升值的土地卖给巴菲特，连两年的利息也不要（巴菲特居然也就这么接受了，真是眼里只有股东利益）。“因为那是我对上帝的信仰。”威利说。

黄光裕其实应该庆幸两件事：第一，在他案涉多位政要后依然能在狱中遥控商务；第二，陈晓这般闹了一闹，牵连诸多境外投资者，至少保住了他的现有股东利益，最多也就失去了继续操控公司胡作非为的权力罢了。当然，即使不考虑年龄因素，黄也绝不该考虑把女儿嫁给陈晓或者任何一个经理人——自然还是去结交一门权贵姻亲才靠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