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工资未与GDP同步上涨很正常

文 张军

曾经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讨论经济增长和工资之间关系的，文中提到如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约为10%，而相关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只有4%，似乎我们的腰包被人为缩水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讨论的只是某个行业的数据，人均GDP反映的是全部经济活动的指标，在行业中，也许这类问题的确存在。但是从这个问题延伸出去谈论到资本和劳动在收益分配中的比例问题的时候，人们无法直观地看到经济增长给自己带来的直接利益，往往只是看到手中的钞票似乎并没有增加得那么快，于是得出结论说，劳动收益的增长明显落后于资本和资本收益的增长，我认为这是媒体和舆论的一个误解。

劳动力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的唯一

从行业来说，劳动生产率来自两个因素的贡献，一是劳动力的贡献，二是资本的贡献。因此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中，劳动力的贡献并不是唯一，而工资只是对劳动者的报酬收入，这点特别需要注意。其次，劳动力和资本在不同的行业中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服务业中劳动力的贡献较大，而制造业则是资本的贡献较大。民众由于信息渠道的限制并不能完全了解其中的差别，这也包括了媒体的误导，使得民众错误地认为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全是劳动力的贡献，但其实在不同的行业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工资的增长不可能总是等于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同样的服务行业可能近十年都不会有太大的工资调整，这其中可能有行业竞争的因素，还可能有劳动力过剩的结果。对于制造企业来说，技术创新或者设备的更新投资都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但是需要的劳动力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密集，不仅工资不会有明显涨幅，甚至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还会造成裁员。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中国大量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工资增长，还可以有其他解释。比如在中国现阶段，资本相对劳动力更稀缺，劳动力的流动性要好于资本，机会成本比资本低。所以只要经济是竞争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部分分给了资本的盈利者，所以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的盈利水平有很大增加。

此外，评价工资增长水平要看参照系，中国的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劳动力过剩，所以收益增加慢。现在从“富士康事件”发生后，舆论倾向甚至认为中国是悲惨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的工资水平和结构与欧美相比，这里存在着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

政府干预工资水平并不能起好作用

如果政府过度介入和干预，比如颁布一些法令，规定即使企业亏损也要给员工加工资，否则企业负责人就要负刑事责任等等，这样一来就把社会舆论的压力转移给企业，企业会由于此类非商业因素最后导致关门大吉。一些有良知的企业家会响应政府政策增加工资，但同时也会想办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抵消因此而增加的成本；一些没有良知的企业家不愿意增加工资或者也没有其他能力进行弥补，可能就会直接撤资了。无论哪一种情况，实质上都没有改变经济的状况，最后反倒有可能造成经济的衰退。

工资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政府的深度介入，会让中国失去增长的良好势头。现在很多国家正在改变先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做法，比如印度曾经颁布过限制最低工资法以及设立独立工会等等，这和中国现行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推动最低工资法、工资增长率和设立工会，这对谁都没有好处。这就有点像和美国打贸易战，最后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工资的硬性增长，违背了市场规律，对社会的整体福利没有任何好处。

人力资本要流动，各行业不能有门槛，所有人有同等进入的机会。所以收入差距本身并不可怕，这是一个结果，可以用合理因素解释这个差距。但政府应该鼓励流动，倘若存在垄断、遏制了进入机会，导致了收入差距，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否合理，就看劳动生产率是否可以解释。政府应该创造公平的机会，鼓励差距，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现在政府试图扭转差距，通过二次分配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还造成了心理扭曲和逆向补贴。

工资水平应该由市场为导向

富有弹性的劳动制度和就业市场是中国十分幸运地能够拥有的增长因素，这是竞争力和企业成长快的原因，因此中国不能用统一的工资政策丢掉这个优势。然而现在的做法是用政策一起拉平，这样一刀切的做法没有考虑地区差别，也就消灭了价格弹性，从而降低了效率。社会舆论导向总是关心弱势群体，目前舆论过度关注使得工资问题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工资问题变得非常严峻，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工资的浮动应该交还给市场做调节。

不仅仅在工资政策上，在很多方面政府都不能用一刀切的做法自上而下没有差别地去执行。90年代以后中国的体制地区差距大，有些地方先行先试，这样即使在某些地区有错误，在全国也可以互相抵消。许多政策出台时批评的声音很多，但最后发现实际上还是管用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负面因素在地区差异中被抵消了。因此发改委出一个统一政策很有可能会造成灾难，因为区域间形成的自我调节能力消失了。

与其制定一个全国拉平的政策，不如设立一些区域化的、考虑各地区的约束条件。中国经济的初始条件很有利，因为这个经济体很大：二千多个县、六七百个城市，如果各有不同的约束条件就可以在一个平面上做，这样形成了块状经济而不是条状经济。

在这样一个先决条件下如果某项政策变成中央的政策、自上而下地贯彻执行，往往好事没有做成甚至可能是灾难。俄罗斯经济的问题就是因为政策的执行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经济在毛泽东时代也是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执行，因此始终有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吸取了这个教训，分权、资源和土地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此时中央部门没有资源就只能用行政政策推行，这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朱镕基做对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不需要谈判。

保护地方政府的权力

制定出相关的政策如果与中央发生差异怎么办？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投资出来，才发生很多人说“中央政府拿得太多了，导致了大政府模式”这一以前从未出现过的问题。中央政府的收入本身是慢慢上升的，但这一问题重要的不在于中央收入的多少，而在于保护了地方的财产权。

以前地方经济发展了，中央每年从中抽取、分派，上海以前也是这样，以至于地方要隐瞒收入、保护自己。朱镕基采取的透明政策为地方政府提供了透明、安全的环境，与此同时，朱镕基限制了中央部委的干预，当然这几年有所回升。我认为只要发改委的行为被限制住，其他的部委就不会走太远。目前发改委对于项目的审批权还有很大的干预能力，但现在地方政府的中小项目可以绕过发改委的审批。经过这几十年的改革，中央部委的职能还是得到了很多限制。

很多人不理解张五常所说的县级竞争，其实是认为中国还需要纵向协调的机制，比如在产业升级的问题上，认为依靠地方竞争会很慢。这其实是一种乌托邦，比如现在淘汰落后产能等，这完全是一场游戏，政府凭什么知道哪些属于落后产能？

中产阶级的定义需要重新更新

政府应该保护中产，因为无论赤贫还是巨富的阶层都是少数是纺锤体的两端，中产才是中间的大多数。收入分配的政策应该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应该对中产阶层的状况有了解。但是现在让我担心的是，由于目前的定义中是将中产阶层和巨富阶层绑在一起的，制定出的政策看起来是针对巨富、但打击的是中产，这样很糟糕。

近来亚洲银行有分析报告重新定义了中产阶层，比如有稳定的收入有自己的住所等等，但却遭到很多批评，我却认为这样的定义很好，因为定义越宽泛越有不断调整的空间。印度对中产阶层的定义就很宽泛，符合中产阶级标准的有3亿人之多。

在上海有一套房产和一份工作的人很多，却都不承认自己是中产，其实欧洲人置下房产也很晚，如果按照上海的标准去衡量，全世界就几乎没有中产阶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