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为何无法“诊治”金融危机

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有重大缺陷

250年前，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向世界阐释了“看不见的手”这一经典理论，它描述了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里，个体出于自私目的的行为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作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斯密是非常严谨的，他意识到一个有效市场的运行是有前提条件的。市场是有效率的，但它们有局限性，也就是所谓的外部性。要是不考虑这些条件，建立在“看不见的手”基础上的理论大厦就将倾覆。不幸的是，许多人忽视了或者说忘记了这些。

现代宏观经济学对2008年至今这场全球大危机预测的失败，至少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宏观经济学核心的模型有重大缺陷。比无法预测危机更糟糕的是，即使危机已经发生了，一些固守于那些理论模型的人还在说：别担心，问题已经控制住了。他们的论断是建立在错误的模型上的——无论是经济假设还是数学结构上都是错的。如果制定政策的基础是错误的模型，那么政策出问题就不足为怪了。

严重的危机导致深度衰退，需要实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有些共识是错误的。比如危机前，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和金融当局认为，把通胀保持在比较低的稳定的水平上会促进经济稳定和繁荣。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以将美国的通胀稳定维持在低水平上引以为豪。其实并不是美国把它的通胀维持在低水平，而是中国帮助它做到的。中国汇率稳定，出口产品价格低廉，使得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产品。尽管美国有很低的通胀，但还是遭遇了一场重大的危机，至今余波未退。

有人说财政政策不会有效，货币政策才是我们应该倚仗的工具。但是很显然，货币政策没有意想的好效果。像这种严重危机导致的深度衰退，货币政策不会起多大作用。

我们必须实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采取我经常说的中国式的刺激政策，要投资于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这不仅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长期来看也能促进增长并增加财政收入，减少赤字。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这些政策刺激了投资，并给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美国现在该做的事情。

现行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方式是错误的，它创造了风险

另一个错误的共识是所谓的市场自我监管。世界上许多央行行长倡导自我监管，即市场参与各方可以监管它们自己。因为他们相信，市场可以更好地控制风险。

我学的经济学教给我激励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金融行业的激励机制是鼓励短视和过度冒险。要是它们自我监管可以表现良好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重写我们的教科书了。

这引出了关于激励的另外一个问题，企业治理。而企业治理的内容根本就不在宏观经济模型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些模型去掉了银行、银行家、企业治理——所有重要的因素，包括风险市场和信息。金融市场的功能涉及的就是风险、信息、资本分配和风险管理。现在的金融市场管理风险的方式是错误的，它创造了风险，错配了资本，这是非常严重的市场失灵。

对全球金融稳定来说，更根本的问题是，银行太大以至无法正常倒闭以及相互关联度太深的问题仍然存在。银行可以追求风险，如果成功了，风险带来的好处都是银行的；但万一失败了，有纳税人给银行埋单。也就是说，把收益私有化而损失社会化。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任何经济体中。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是全球性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于美国，随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宏观经济模型无法给出任何有益的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但要恢复经济的活力，同时要改造我们的经济学研究。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讲整理。演讲原题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失败》。翻译：辛志明；整理：记者 罗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