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民主是最好的东西吗？

中国许多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多党民主在当前不是中国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太穷、太不稳定、太腐败、或者太脆弱，如果现在实行民主会受到外国列强的欺侮。但是，自由派改革者常常认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未来应该考虑的好东西。但是，民主真的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吗？对这种假设，我想提出质疑。

“民主不那么好”这个阵营本身可以分为两派，我们姑且称之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悲观派指出民主的严重问题：人民的意志可能是不道德的，比如它可能支持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这种担心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就正在民主化的埃及来说，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情绪就不一定对中东的和平事业有利。

就中国来说，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得到强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想把中国建成可以对全世界说不的军事强国和经济大国，根本不考虑什么道德问题。民主转型后很容易产生民粹派政治强人，而且可能得到安全部门和军方的支持。

指责中国政府煽动民族主义的仇恨怒火很容易。但事实上，政府常常试图压制民族主义的泛滥。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大众报纸的审查内容很大部分不是针对自由派的改革观点而是指向极端的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

因此，悲观派改革者说，中国应该采取措施打击腐败和公权力的滥用，以其他形式开放社会，但并不走上选举民主的道路。从长远看，或许应该进行民主选举，但不是现在。

乐观派指出了西方式民主作为长期理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受到政府政策影响的非选民没有自己正式的代表。因此，民主政府可能违背子孙后代和居住在国家边界之外的人的利益。

这仍然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问题。像希腊这样的民主国家投票支持难以为继的福利政策，如今的困境不仅可能伤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对其他欧洲国家造成威胁。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全球变暖的问题：为了子孙后代或者外国人的利益，让民选政府限制能源的使用，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中国模仿美国模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美国的标准，世界将被糟蹋得难以修复了。今天，生活在华南的几亿中国人不能使用集中供暖系统。这样的政策给全世界的子孙后代带来利益。但这个政策可能被民选政府推翻。

针对这些担心，乐观派的回应是建立比西方民主更好的政府管理形式。在过去10年，儒家改革者已经提出了三院制国会的建议，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庶民院，同时加上代表非选民利益的通儒院和国体院。庶民院的代表由选民选举产生，而其他院的代表通过现代考试体制择优选拔。在中国农村诸如土地纠纷的问题上，庶民院的决策占优先地位，但在外交政策和环境问题上，通儒院有更多发言权。

民主派往往反对这种看似乌托邦的建议，他们说民主应该是优先选择：让我们首先民主化，然后再考虑如何改善民主。

但是，现行的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已经具有贤能政治的色彩，吸收采用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有七千八百万党员的强大政党——中共越来越多地根据竞争性的选拔标准择优提拔使用干部。政府根据五年计划实施一些政策，这些计划主要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制订的，如支持清洁能源、高速铁路以及中国西部人口稀少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开放项目等。

民选政府更容易受到短期选举利益考虑的限制。一旦民主政府出现以后，就很难做出改变。人们养成了投票选举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的习惯后，很难再提出其他的选择，即使它们可能更有效率或者在道德上更优越。哪个政客有胆量告诉人民，他们不应该在外交政策和环境问题上拥有所有王牌？

在此，我们并非反对改革。有关各方都同意，从长远看政府应该在各方面都更加人性化。从理想上说，一个社会应该讲究公平正义，维护言论自由，给予个人充分发挥才能的自由，而不是把人们困在农田里辛苦劳作或为工厂资本家的利益卖命。但我们不应该把政治灵感仅仅局限于西方式的多党民主。中国有儒家和社会主义的优秀传统，追求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恰当的，它不仅仅有益于工人、农民和子孙后代而且有益于受中国政策影响的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人。

作者简介：贝淡宁（Daniel A. Bell）上海交通大学志远人文艺术讲座教授和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最新著作是《中国新儒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