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
方绍伟：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关于人均收入与民主的因果关系
本文是"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一文的续篇。前文分析了民主决定发展的"民主发展论”，本文将讨论收入决定民主的"发展民主论"。这两个非常流行的理论涉及"收入与民主的统计相关程度"，人们从收入与民主的统计相关中，得出了一正一逆的因果结论。本文的目的在于彻底否定这个"发展民主论"：人均收入根本决定不了民主发展，民主发展是由一个社会的制度文化决定的。
1，“葬礼证伪主义”
如果利比亚没有因为富裕而民主化，那么，中国还会随着经济发展走上民主的道路吗？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个大问题，所以值得我们在这里"闹中取静"、从根挖起。
按道理说，利比亚的反例早就证伪了"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可实际上，事实并不能证伪理论，因为依然有非常多的人相信这个理论。知道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的人可能大惑不解，怎么事实就居然没能证伪违反事实的理论呢？怎么人们居然可以不顾事实的存在呢？是啊，有什么么办法呢？现实就这么冷酷啊。波普的高徒拉卡托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同朴素的证伪主义相反，任何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或业经充分证认的低层证伪假说，都不能单独导致证伪。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49页）
拉卡托斯说的是：由于事实中渗透着理论，所以经验不仅不能证伪理论，有时反而是理论证伪了经验（如哥白尼的理论就证伪了"太阳东升西落"的经验）；因此，只有事实加上替代的新理论，旧的理论才能被证伪。那么，存在替代"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吗？当然存在，“政治文化决定民主"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来了，利比亚的反例，加上"政治文化决定民主"的替代理论，为什么"收入决定民主"还是没有被证伪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相信它呢？
这就是本文要论证的观点：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是错的，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也是错的，只有"葬礼证伪主义"才是对的。已故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一句话：“科学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葬礼之后才取得进步的”。就是说，不管事实多么确凿，不管替代理论多么有说服力，只要相信旧理论的人还活着，旧理论就无法被证伪。不是"葬礼证伪主义"冷酷无情，是现实就这么冷酷无情，“葬礼证伪主义"只不过是把"该死的"现实描述出来而已。
“葬礼证伪主义"表明：人是一种"只相信他所愿相信"的动物。有人愿意相信复杂的抽象逻辑，就有人愿意相信简单的形象图形（当然，也就有人相信权威甚至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才能在葬礼之前就更加冷酷无情地抬出"真理”）。“政治文化决定民主"也许正确，可它太复杂，不象"收入决定民主"那样有一个简单可观测的指标。再说，利比亚虽然没有在人均收入5千美元的时侯民主化，可它现在不是也开始了吗？在预测能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简单的理论的确更吸引人。但如果理论的复杂只是因为现实太复杂，复杂理论就能在逻辑上取胜（如亨廷顿的"多因素论”）。只是，简单理论的吸引力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收入决定民主"的吸引力就存在另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的外衣。
2，“经验实证"的堕落：“工程思维"取代"制度思维”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数学和统计学成功地"入侵"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迅速地成为数学和统计学的"奴隶”。许多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已经不会思考，因为数学和统计学已经"能够"替他们"科学"地进行思考。当数量工具从"仆人"变成"主人"的时候，“洋八股"应运而生，数量工具与自由主义合成的"计量自由主义"成为学术的主流，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便在这种"西式科举制"中走上了封闭和堕落。
“计量自由主义"看到了人类语言的模糊，因此它企图用"精确的"数量工具来弥补语言的缺陷。然而，语言在运用时并不试图掩盖自己的模糊，而数量工具在运用时则披上了"精确的伪装”，制造了"科学的假象”。如果说自然在成为科学的对象时，数量工具能够实现某种精确，那么，人类社会在成为科学的对象时，人心和制度就使数量工具的"精确"回归到了"语言模糊"的水平。
然而，许多人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实际上，科学一但起飞，人类的"经验实证"就被简单化为"数据的实证”，“逻辑的实证"和"直觉的实证"就被踢出了"科学实证"的大门。但是，科学主义的泛滥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泛滥，在社会科学里，思维方式的泛滥突出地表现为"工程思维"对"制度思维"的取代，“数据的实证"对"逻辑的实证"和"直觉的实证"的排挤只是"工程思维"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本正经地问：“民主是统计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可能接近百分之百的人会回答说：“民主问题当然是制度问题”。可是，问答过后，有些人就会
本能而毫无自我意识地回到了"统计问题"的思路，继续研究诸如"人均收入决定民主"的"统计问题”。这就是"工程思维"对"制度思维"的取代，它不是一个具体研究项目的问题，它是一个把人类社会当成物理工程、把人当成非人的思维方式问题。
人均收入与民主发展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是上个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的"统计发现”，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水平"急速堕落的一个典型反映。不幸的是，从思维方式到统计发现，当今的中国正在不加区别地"洋为中用”，并以科学的名义把类似的"洋垃圾"当成宝贝来传播。
问题在于，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统计相关"自己是不会思考的，要思考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喜欢形象、厌恶抽象是人性的缺陷，是人脑节约"运行成本"的必然，但如果研究者被统计图形的直观形象所征服，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就会退化。事实证明（见下节），问题的要点不是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数量关系，而是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恰恰不是数据问题而是逻辑问题。发现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数量关系，是搞乱民主分析而不是确立民主因果关系的开始。
为什么？因为"工程思维"会使研究者死死盯住"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这两个变量，一切问题，变成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问题，变成了数据应该包括多长时间和多大范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能找着特定时空范围的数据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制度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制度思维"就在"工程思维"中失落，理论家就变成了技术员，而科学的假象却还在使这种堕落充满了自豪和满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就这样在类似的过程中变成了"应用数学”，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就这样变成了"应用统计学”，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就这样在思想的堕落中取得了精神的升华。
本来，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应该雇一些数学人员协助研究，现实变成了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开始浪费时间学习数学技术细节。“工程思维"挤压"制度思维"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如何思考了，Professor（教授）变成了标准的Processor（数据处理机）。人格层次的堕落还伴随着道德层次的堕落，因为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一旦数据缺乏或"不听话”，“政治经济学技术员"就经常不得不"逼迫数据屈打成招”，要么"加工"数据，要么下出数据许可范围的结论，统计学与谎言就这样成为同义语。“经验实证"已经堕落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3，民主的制度逻辑与"量化的限度”：对"统计相关"的"十大质疑”
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本来就是人为主观的数量参考，可一旦披上科学的外衣，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有了"精确的假象”。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认为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之间的"统计相关"就是科学的呢？可以质问的问题包括：
第一，“相关度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的"统计相关"，其"相关度"或"相关系数"到底有多可靠？
第二，“样本时间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的"统计相关"，其"样本范围"和"时间跨度"到底有多充分？
第三，“多元回归问题”：除了人均收入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也会影响民主指数？问题一定是"一元回归"吗？有没有"多元回归"的可能性？
第四，“非线性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的"统计相关"是不是按比例、成直线的"线性关系"？如果是不按比例、不成直线的"非线性关系"，“非线性回归"是不是一定能被转换成"线性回归”？
第五，“负相关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有没有可能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没有可能导致民主程度下降而不是上升？
第六，“中间变量问题”：是不是存在什么别的"中间变量"，使得人均收入先影响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最终影响民主指数？
第七，“未知变量问题”：是不是存在什么别的"未知变量”，这些"未知变量"既影响人均收入，也影响了民主指数，结果导致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之间出现了虚假的"统计相关"？
第八，“数据可获性问题”：“统计相关"是对已有可利用的数据的"统计相关”，如果想要的数据根本就不存在，“统计相关"是否还可能存在？
第九，“因果关系问题”：相关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从相关到因果的飞跃靠的不是数据，靠的是逻辑，靠的是理论。
第十，“制度运行问题”：专制的灭亡和民主的确立，根本就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就一定能正常运行，民主运行是信仰问题而不是人均收入问题。
在这十大问题中，前几个更多的是统计技术问题，后几个更多的是制度逻辑问题，“收入决定民主"能否成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统计技术，而是制度逻辑，是逻辑在指导和决定技术的使用。这里就是区别"政治经济学技术员"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关键之处：“政治经济学技术员"让技术决定逻辑，让"工程思维"决定"制度思维”，“政治经济学家"则完全相反。
原因很简单，“政治经济学家"比"政治经济学技术员"更懂得"量化的限度”。人是一种"只相信他所愿相信"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理性"的感情动物，人的主观感受是常变和无法量化的，现有的量化只能被当成一种"在技术允许情况下的近似表达”，技术上无法实现的主观量化，在社会科学里是常规。
例如，利比亚的"人均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给出的2010年数字是1.2万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则是1.5万美元，利比亚自己的算法又会有所不同。这里除了有汇率因素外，还有通货膨胀因素，收入的计算还忽视了黑市、灰市、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如果是"政治文化"或"幸福"这样的变量，那量化的问题就更大。不同地方不同观念的幸福感如何量化？100年前人们的幸福感如何量化？不能量化又如何进行相关比较？
如果社会问题的本质本来就是如此，社会问题的"科学"与否就不能以"是否有量化分析"为标准，否则，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应该歇业了。事实恰恰相反，量化分析必须以逻辑分析为基础，否则量化分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林。在"收入决定民主"的问题上，十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岔，“收入决定民主"的结论都会倒塌。其中的逻辑要点包括两方面：一是"未知变量问题”，二是"数据可获性问题”。
许多人以为科学研究就是"让数据说话"的"经验实证"研究。错了。任何变量和任何数据的选择决定，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是选这个变量而不是那个变量，为什么是选这个数据而不是那个数据，所有的决定都包含着"理论含义"。如果研究者熟悉相关的理论和文献，量化分析会更有针对性；如果研究者"脑子空空"，量化分析的结果也会带上他所未必能理解的"理论含义"。所以，最无意义或最不确定的量化分析往往是由"政治经济学技术员"作的，因为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所干的在"理论的地图"中是处于哪个位置，以至于即便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还自以为是发现和证明了人类社会上最伟大的真理。而万一有幸真的发现了真理，他们往往也由于缺乏背景知识而弃之如粪土，等到别人确定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自己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真正本质是：人们只能从能够数量化的变量中确定变量的关系，人们必然要忽视难以数量化的变量的作用；人们只能从能够找到数据的变量中确定变量的关系，人们必然要忽视难以找到数据的变量的作用。所以，在"收入决定民主"的问题上，人们必然把复杂的"民主因果问题"简化成"手头有数据的变量关系问题"，人们必然因为确定了"收入与民主的相关"而忽视了对其他变量的逻辑思考，直到"政治经济学技术员"的错误由"政治经济学家"指了出来。
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本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技术员"所热衷的所谓"科学研究"的本质。当他们以科学的假象批评别人的"非科学"研究时，科学的陶醉使他们无法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早就已经失去了"从事研究的基本资格"。
与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本质相对照，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本质是：“数据的实证"必须以"逻辑的实证"为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逻辑的实证”，任何"数据的实证"都是空中楼阁。数据不能思考，沉溺于数据反倒害了真正的思考。在"收入决定民主"的问题上，当"工程思维"压倒"制度思维"的时候，对基本图形和结论的关注，会压倒对相关度、时间跨度和范围广度的细节关注，发现真理的兴奋，最终淹没了对"未知变量问题"和"数据可获性问题"的慎重。
4，理论的贫困与理论的发展
“收入决定民主"的荒唐，其实可以从"工程思维"的机械推论中明显感知。例如，由于收入决定民主，那是不是要等到人均收入提高了再去搞民主呢？如果压低劳动者待遇有利于经济增长，那是不是要坚持压低劳动者待遇，以确保经济增长和民主的早日到来呢？“制度思维"的思路当然完全不同：要民主的人会去"等人均收入提高了"吗？他们会接受"压低劳动者待遇"吗？他们会为了满足你的"工程思维"而放弃现实利益吗？
为了进一步说明收入与民主的关系是"理论活"而不是"技术活”，下面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有关的文献。
约瑟夫?熊彼特是最早提出现代民主制与市场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学者之一，丹尼尔?勒纳也提出过城市化带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看法。但人均收入决定民主发展的观点，最有名的是西摩尔?李普塞特1959年根据欧洲和拉美的数据提出的"现代化假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实现和巩固民主。可这个"现代化假说"在时间跨度和范围广度上存在明显的问题，后来被证明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是人们观察到的完全相反的例子，即经济发展加速时民主程度反而下降，民主程度提高时经济发展反而减速。这种发现的致命点，在于对"现代化假说"中所暗含的"线性历史观"的怀疑：难道通向民主的道路只有经济发展一条？
第二，经济发展也许能够产生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如通过提高教育程度而改变观念、形成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机会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等等，但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会通过激发期望、提高参与而引发动荡，亨廷顿在1968年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提出，恢复政治秩序的要求也可能使收入提高中的民主发展停顿或倒退。
第三，罗斯托在1970年的"民主的转型"一文里直截了当地认为，“现代化假说"是误把相关关系当成了因果关系。他提出了一个民主化的阶段分析，认为民主本身并不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国家统一相反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民主可能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僵局的结果，是政治精英的有意选择。所以，经济发展既不必然导致民主发育，也不必然缓和社会矛盾。
第四，罗伯特o达尔1971年的《多头政体》一书，明确地提出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低于某个区间时，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极低，进入这个特定区间时，民主发展的可能性最大，超过这个区间时，均收入和民主发展变得毫无关系。亨廷顿在1991年的《第三波》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个特定区间大体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按198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呈现出N形曲线关系。
亨廷顿还认为，有五种变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日益加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政绩合法性问题，使中产阶级扩大的全球性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教义与活动的显着变化，外部的政策变化，以及滚雪球式的示范性作用。他还指出，每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会有所不同。
第五，罗伯特?巴罗1996年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文，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统计分析（涉及1960-1990年的100个国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会增加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而存在近似"倒U型"的关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权利的继续扩大便会有害于经济增长。巴罗的结论使"收入和民主互为因果"的说法显得极其苍白。
第六，亚当o普沃斯基2000年的《民主与发展》一书颠覆性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任何水平都可以出现民主，区别只在于，比较富裕的国家民主存活的概率比较高。但人均收入高并不必然有民主，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当然还有利比亚）。
最后要提到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2007年的"重估’现代化假说’“一文（另参见2005年的《民主与专制的经济起源》）。阿西莫格鲁使用了1875年到2000年的跨国数据，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是，他考虑了影响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数的其他历史因素，这是一些被人们忽略的"具体到国别的稳定历史因素”。他发现，一旦这些因素的"确定影响"被控制，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就变得毫无关系，而且，教育水平也与民主发展无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别于"工程思维"的"制度思维"）。
阿西莫格鲁的背景"制度理论"是：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包括他著名的"双模式殖民地理论"）。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和平定机会）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在特定制度条件的作用下，一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发展，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和停滞。我在别的文章里批评了阿西莫格鲁的经济发展分析（见"产权国家论"，《领导者》2010年10月），但他这里的结论依然是有效的（“产权国家论"的"基因悲剧假说"是替代理论中的一个，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展开）。
5，走向"制度思维”
“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发展史表明，什么时候"工程思维"取代了"制度思维”，结果就是思想的混乱和理论的倒退；什么时候恢复了"制度思维"，现实的面目就恢复了逻辑的说服力。
常识能够看到：在某一个时点上，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民主程度也越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民主国家也随之增加，而且，每一波民主浪潮的起落，也似乎与世界总体经济水平有关。“工程思维"的研究赋予这些常识以"科学的假象”，只有"制度思维"，才能通过类似"十大质疑"的思考重新给现实以"逻辑的秩序"。
人性的缺陷使人们往往偏向于形象和新奇，“人均收入高的地方民主水平高"同"冰淇淋消费高的地方犯罪率低"一样生动活泼，可这种统计结论都是错的，它们只能吸引有"工程思维"的人。“制度思维"提醒我们，民主发展其实是由制度文化决定的，而高冰淇淋消费其实只是高收入的一个反映。统计能够发现"相关”，但只有理论才能确定"因果”。利比亚能不能民主化、中国能不能民主化，都与人均收入毫无关系。
简洁的理论也许优美，但人们不得不对可能包含在其中的"反智倾向"保持警惕，因为"解释力"才是优美理论的要素，“简洁"不能以牺牲"解释力"为代价（“反奥卡姆剃刀原理”），否则，结果只能是"垃圾进，垃圾出”。如果现实就是复杂的，而人们却总期待用简单的理论去解释，这其实是人类退化的一种表现。真理是朴素的，但朴素的真理是在深邃智慧的光芒下闪烁其朴素的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