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应注重理性“供给管理”

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任务和“简单的抽紧（或放松）银根方式”在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其适用性。因为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素自由流动，往往自发消化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在市场发育、健全程度尚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的情况下，“区别对待”调控模式应成为调控实践中偏重的形态，无需实行“一刀切”的紧缩银根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

在我国，不论是出现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都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供需失衡。应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增加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

考虑到中国当前的特定国情和特定发展阶段，宏观调控应注重“供给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谓“供给管理”，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需求管理”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已为一般人们所熟知。而前者则不然。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供给管理”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结构调控上都是一致的。因为其大逻辑是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所以政府调控上的“区别对待”便可忽略不提。但我们需要全面地观察这些现象，深入认识借鉴别国的调控经验并洞悉其实质，进而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中国宏观调控要注重和强化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出自如下四层看法。

总量调控不足以包打天下

讲总量调控当然首先要讨论货币政策。“通胀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弗利德曼式“经典表述”，实践证明往往产生明显的片面性，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通胀，进而又唯一地在对策方略上，把抽紧银根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与之相应，在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的阶段，则只考虑放松银根）。如果具体考察一下我国2008年以来的物价上涨，可以发现确实带有较明显的“结构性物价上涨”特征(食品价格唱主角)。对于这种情况，必然引出的理论性分析解释是，那一阶段我国除可能存在银根偏松带来的涨价因素外，应存在着食品中少数龙头产品“供不应求”、“成本推动”式的涨价因素，调控当局如能够有针对性地着力于较快增加这些产品的有效供给，便有可能相应产生缓解物价上涨势头的调控效果，而无需全面实行“一刀切”的银根紧缩来求得对物价的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这种实证情况和相应的“区别对待”调控模式，在十分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其适用性，但出现概率较低。因为那里较充分的竞争机制和要素自由流动，往往已自发消化了较大的结构性不均衡。于是对于调控当局而言，便主要留下了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任务和“简单的抽紧（或放松）银根方式”。但在现阶段的中国，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在市场发育、健全程度尚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的情况下，“区别对待”调控模式的适用性局面的出现概率便极高，甚至可以说往往会成为调控实践中应偏重的主导形态。

中国需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对策

在我国，不论是出现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还是其迅速演变为流动性不足和通缩压力，都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运用政府财力和其他可用财力着重强化经济社会的薄弱方面和“短线”领域，具有在经济社会转轨的“矛盾凸显期”改进民生、消解矛盾并在“黄金发展期”维持良好发展势头的重大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农村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和合理的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需要在一定历史时期投入天文数字的财力。面对新农村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的钱不是多了，而是仍然投入不足。大量事情还只能循序渐进、逐步去办。

我国在争取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和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亟待增加供给。如实行义务教育全面免费、建立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健全养老个人账户和在全国农村也实施“低保”制度；发展城镇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护生态、治理污染以改进城乡人居环境等等，莫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可用的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在逐步构建、健全的过程之中，还应继续瞻前顾后适当充实战略性的社保基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高峰、填补转轨成本。

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地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胀和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在中国的调控实践中，这应该成为一大特色。

“供给管理”应进入长期视野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典型的“滞胀”情况看，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政府的福利主义政策倾向引致发展活力削弱。这一经验教训，正要加速起飞的中国也有必要深思。我国现阶段的总纲是构建和谐社会，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改进福利状况，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对“度”作出合理把握，积极稳妥地掌控好渐进过程。以为民生问题政府可以包揽，以为政府增收的财力可以不加区别地按平均主义方式分光，于是过早地提出不切实际的高要求、过急推行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均等化”，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活力减退与滞胀风险，结果将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

所以，以供给管理中的清醒设计、理性方案，作出“托底”保重点、渐次展开的民生改进，追求统筹协调、瞻前顾后的和谐增长，也是我国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内容，要明确地摆在中长期的视野之中。

以经济手段为主

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

进行结构优化调整，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十分注重通过经济手段来调节。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作用会比较有限。比如说要节能降耗，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能在节能降耗中有竞争力，能够站住脚，这要通过竞争才能知道。实际上，推进大量的结构优化事项，往往政府只需要给一个导向，再加上经济杠杆的规范化设计，比如有一系列有针对性、体现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税收或者支持补助的优惠措施，而后让企业自己在竞争中形成优化配置，通过市场来进行优胜劣汰，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比如，在税制方面，要达到淘汰落后产能，优化结构的目的，需要充分利用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的区别对待措施。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资源要素的相对价格都应该上调，从而使各方面更加珍惜资源，节约使用初级产品，刺激各种主体千方百计地开发节能减耗的工艺、产品和技术。从长远来看，这个经济杠杆不但要用，而且要用好、用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