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突尼斯催化剂

全世界都在为突尼斯民主革命欢呼雀跃。这一事件已经在北非——特别是埃及——引发了一连串后续事件，最后如何收场还不得而知。全世界的目光现在都集中在这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小国，学习最新经验，观察推翻了腐败独裁者的年轻人能否建立一个稳定有效的民主国家。

先说经验。首先，政府只给出给力的经济增长率是不够的。突尼斯在过去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通常被称为是出类拔萃的经济体，在北非更是鹤立鸡群。

跟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指令亦步亦趋也是不够的——这样可以获得较高的债券评级、取悦国际投资者，但并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也不能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上，2008年的危机表明，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是靠不住的。如今，它们并不看好突尼斯从独裁向民主的转型，这并不能挽回它们的信誉，而且这一举动应该永远被记住。

甚至提供优质教育也是不够的。放眼全球，每个国家都在竭尽全力为新就业大军创造工作岗位。但是高失业和腐败横行一起，形成了一个火药桶。经济学研究表明，决定对一个国家表现好坏真正重要的因素是公正与公平感。

如果就业机会极其有限，并且都被有政治关系者所占据；如果财富极其有限，政府官员却囤积了大笔金钱，这样的体制将催生对这些不公正现象——以及对作恶者“罪恶”——的愤怒。西方人民对银行家就很愤怒——温和版本的愤怒，其本质与突尼斯（现在是整个北非）对经济正义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民主是美好的——正如突尼斯所显示的，民主比其他体制好得多——但我们必须铭记，宣扬民主而失败者大有人在，而真正的民主也绝不仅仅是定期选举——即使选举可以公平进行。比如，美国的民主就伴随着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将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进了最高端的1%人口的腰包。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就更严重了。

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今天的境况还比不上十年前，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全部被收入和财富分配顶端的人群攫取了。而美国特色的腐败也是屡见不鲜：制药公司所获得的万亿美元大礼、用金钱堆出来的大规模选战，以及在削减穷人医保的同时给百万富翁阶层减税。

不仅如此，在许多国家中，民主还伴随着内乱、党争和政府功能失调。从这个角度讲，突尼斯倒是开了个好头：推翻被广泛唾弃的独裁者提高了民族凝聚力。突尼斯必须设法维持这种凝聚力，这就要求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更透明、更宽容和更包容的承诺。

要人民感到公平，就要赋予人民发言权，而发言权只有通过公开对话才能实现。所有人都要求法治，但什么样的法治同样重要。法律可以被用于保证机会平等和宽容，也可以被用于维持不平等和精英的权力。

突尼斯可能无法阻止特殊利益绑架政府，但是，如果动用公帑来为选举活动买单得不到制止、游说活动得不到限制、公私部门之间不能设置一道旋转门，那么特殊利益绑架政府就不仅是一种可能，而成了必然之事。承诺进行透明的私有化拍卖和采购竞标能抑制寻租行为。

需要权衡的方面很多：政府权力过大可能侵犯公民权利；但政府权力不足又无法有效组织建设繁荣的包容性社会所必须的群体行动，也无法保护弱者不受权势私人部门的鱼肉。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为政客设置任期限制存在弊端，但不设置任期限制危害更大。

因此宪法需要灵活性。将经济政策时尚奉若神明是错误的——比如欧盟，其央行一根筋地只知道限制通胀。但某些政治（宗教、言论、出版自由）和经济权利必须得到完全保障。在关于突尼斯的争论中，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在新宪法中，除了《世界人权宣言》之外，还应该写进哪些权利？

突尼斯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在建立过渡政府的过程中，突尼斯人民的行为目的鲜明，深思熟虑，突尼斯才俊和成功人士当机立断，自愿在关键时刻为国效力。突尼斯的新体制将由突尼斯人民自己创造，并且很可能成为21世纪民主的标杆。

而国际社会——一次又一次地以稳定之名（或是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下）放任独裁体制——显然有责任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向突尼斯提供任何所需要的支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近著《自由落体：自由市场和衰落的全球经济》已被译为法语、德语、日语和西班牙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