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语：突尼斯和“阿拉伯街头”的多米诺骨牌？

在日益浩大失控的民众抗议骚乱下，维持专制统治几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突尼斯独裁领袖本·阿里总统被迫下台，逃亡沙特阿拉伯。这无疑是新年以来的最重要国际新闻，也有可能成为一起划时代历史事件，影响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世局发展。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和西方的利益。

在突尼斯骚乱高潮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希拉莉）就以此为例证，公开告诫阿拉伯领袖从事改革，以免“重蹈覆辙”。本·阿里下台后，奥巴马总统言不由衷地“赞扬突尼斯人民的勇气和尊严”。但是在白宫“战况室”（situation room）)和美国国务院内，突尼斯政变无疑是最需要紧急应变的国际发展。作为突尼斯前殖民宗主国的法国政府，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力挺本·阿里总统，便可见这一意外政变对西方的影响。

这是因为半个多世纪来，被欧美媒体时而渲染、时而蔑视的所谓“阿拉伯街头”，这次终于首次大发神威，推翻了一个数月前还被普遍认为固若金汤的“温和”亲西方独裁政府。阿拉伯世界这场史无前例的“街头革命”，正在震荡着从埃及到沙特的所有类似“温和”专制政权。

“阿拉伯街头”在英语（Arab Street）和阿拉伯语（al-shari’al-’arabi）里的含义基本相同，指的是阿拉伯国家的基层社会民意。几十年来，西方朝野虽然知道这种基层民意与阿拉伯上层精英统治阶级的意愿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专制政权大力“维稳”下，这种街头民意“无能为也已”，甚至可能是阿拉伯政府故作渲染，用来与西方讨价还价。这次突尼斯革命，彻底打破了“阿拉伯街头”只是“叫狗不咬”的误解。

本·阿里下台之前，亲西方的黎巴嫩《每日星报》就尖锐指出：问题根源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现有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我不妨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为例：自从1984年以来，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实际经济年增长率不过0.5%，只有中国同期增长率的二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口却持续高速增长，许多国家中25岁以下人口超过一半。按照德国社会学家Gunnar Heinsohn的“青年膨胀（youth bulge）”理论，这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亨廷顿便以伊斯兰人口的“青年膨胀”导致就业和其他社会机会的缺乏，作为“文明冲突论”的一个主要论据。特别是对社会不稳定最关键的15-30岁年龄组，占了阿拉伯人口的30%。这在最早由失业青年自焚触发的的突尼斯骚乱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长期以来，出于对政治伊斯兰和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惧，美国和西方一直大力扶持“温和”的阿拉伯独裁专制政府，而无视“阿拉伯街头”与统治阶级的异化，无形中加剧了“阿拉伯街头”的反西方心态，加上美国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无条件支持，导致“阿拉伯街头”反政府和反西方的恶性循环。

阿拉伯民主化可能显著加速

西方的支持和阿拉伯政府加强专制，使得阿拉伯世界严重缺乏“公民社会”空间，并且造成世俗力量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上层特权阶级的腐败和两极分化。所以一旦专制政权崩溃，能够有效号召组织“阿拉伯街头”、填补权力真空的往往是宗教势力。伊拉克是个最好的例子。

当然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内部差异，像沙特那样的产油国有大量金钱可以购买内部民心。自然资源不多的国家如埃及和约旦，就必须发展依靠庞大的情报治安机器和军警力量来“维稳”。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几十年来，埃及获得的美援金额仅次于以色列，靠美元来帮助缓和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

但是突尼斯的街头革命，表明在上述各种社会因素和趋势下，尤其是美国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的衰落，阿拉伯专制政权无法永远“维稳”下去，而终于暴露了《每日星报》断言的现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以及“阿拉伯街头”的政治力量。下一个问题是：这会成为阿拉伯世界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吗？

突尼斯说到底，是阿拉伯世界中无关轻重的小国，其内部经济问题和宗教极端主义都不算最糟。华盛顿和其他西方首都目前忧心忡忡的问题，是以色列的邻国埃及和约旦，以及沙特为首的波斯湾产油国，会不会步其后尘？这些国家中的伊斯兰组织，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因而是欧美的噩梦。

按照我的看法，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民主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至于这一民主化过程目前与政治伊斯兰合流，西方世界对现有阿拉伯专制政权的长期支持和扶植，以及美国的以色列政策，负有很大的责任，也是自食其果。在突尼斯革命的激励下，阿拉伯民主化可能显著加速。无论是和平还是暴力过程，“阿拉伯街头”意愿的声张，将彻底改变大中东的局势，促成亨廷顿十多年前预言的“世界秩序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