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普世价值的“普”与“世”

多年以来，中国内外的许多人，为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的问题，执着、争辩，乃至互相口诛笔伐，然而争执中的各方人物似乎不约而同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普世价值的本来面目。

“世”不同“普”自异

古今中外，许多民族、许多国家和社会，都曾经推崇过普世价值，也曾经在各自的世界里，苦心孤诣地营造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天下大同”。

在古代中国世界，所谓的“世”，或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天下”，就是以皇帝所居住的都城为中心，以直属王朝的州、郡、国、县为内圈，以朝贡体系为外圈的，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便存在一个为社会主流和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公认的普世价值。

这个普世价值因朝代、年月的变化而时有调整，但内核却始终保持完整，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体系，以“礼”和“仁”为核心的社会道德体系，以儒家思想为原则的社会价值观体系，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为默契的治国原则，以及唯才是举、亲贤并用的用人之道等等。

在这个以中华文化为主核的“世”里，尽管统治民族对异族有戒心，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原则上，只要认同这个普世价值，就是“胞与为怀”的自己人，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反之，即使同样是汉族，也会以“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的理由加以排斥、摒弃。正是出于这种以文化认同、价值观认同为特点的思维定势，种族殊异，却被描述为“动遵礼法”、延续所谓“箕子之教”的朝鲜王国，曾被几个中国朝代定为“不征之国”，而明明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如唐初在新疆东部建立的高昌国，和清初在东南亚出现的“兰芳共和国”等，就被弃置一旁不加过问，甚至寻机除之而后快。

在这种普世价值观左右下，那些游离于“中华普世价值”之外的民族、政权，往往被视为“未开化”的蛮夷小邦，王朝和整个社会对这些“野蛮人”的基本态度，要么是试图同化，要么是渴望“大张挞伐”，要么索性以“蕞尔蛮夷，不值置之度内”的堂皇理由，来个眼不见心不烦，用索性无视其存在的方式，来维持“大一统”的虚假繁荣。

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在前基督教时代（如罗马的尼禄时期），维护罗马神祗的尊严、神圣，残酷镇压和打击基督教，就是当时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基督徒一度被到处追杀，不得不掩藏信仰，东躲西避；到了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代，“上帝是世界的，世界是上帝的”就成了新的普世价值，原本的“普世价值”却成了异端邪说，遭到昔日基督教这个“前异端邪说”同样的命运。

和其它任何普世价值一样，这个新的普世价值一方面追求“普”：通过无所不在的教堂和教士、神权对世俗政权的庇佑和干预，以及什一税、免税符等形形色色结合宗教、政治、道德、经济属性于一身的道具，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强迫性、本能性地接受（因为不得不接受）这个普世价值；通过传教使团、武力征服等文和武的两手，让普世价值的有效“世界”变得越来越广阔。

而在同一时代，世界各个角落也还有其它的“世”、其它的“普世价值”，如伊斯兰文化圈、印加文化圈等，在它们各自的世界里，都将自己的一套“普世价值”当做真理，而其它的则视作异端邪说。

这种古代的普世价值之争，并非总是文明的、和平的，“普世”覆盖于“世界”之外，也未必都会带来文明和福音。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圈“普世”了近两千年，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固不应忽视，但对思想的钳制、个性的束缚，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使中国的旧形态绵延了漫长岁月；在西方，神权发达、宗教裁判所和什一税大行其道的中世纪，却是文化发展停滞、战乱动荡连绵不绝的黑暗时代。在“大航海时代”，圣方济各会打着“推广文明”旗号在美洲强迫性灌输他们的“普世价值”，玛雅、印加典籍、文物大量被焚毁、破坏，祭司被集体处决，历史和文字被人为湮灭，原住民被强迫基督教化，甚至成批消失。在中国，一些敢于和“普世价值”对抗的学者、政权、民族，后果往往同样是凄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后，是无数非“普世”学者前途的被剥夺，而自称“徐偃王”，胆敢和周的礼法体系对抗的淮夷部落，战败后更是几乎被抹去一切历史长河的痕迹。

当听见有人高呼“普世价值”，强调“任何人都无权游离于普世价值之外”时，不妨先问一声——是哪个朝代的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颜色

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也会有不同颜色的普世价值，他们的支持者会强调自己的“普世”才是真“普世”，而对其它颜色的“普世”口诛笔伐，直欲除之而后快。

比如在中世纪的地中海文化圈，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犬牙交互，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但双方都强调“独一真神”，强调自己的思想体系、价值观，以及受这一切支配的君主、国家，才是“世界”的主人，而对“异端”采取毫不留情的清除手段。基督教世界用十字军东征讨伐穆斯林世界，所到之处实行思想清洗，在基督教占上风的西班牙，所有不愿改宗的摩尔人都被杀戮、放逐；而在穆斯林占上风的中近东，穆斯林不但采用杀戮和驱赶的手段，还动用经济杠杆，用给穆斯林低税率、非穆斯林高税率的手段，迫使其它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让路。

中国同样如此，孔子杀少正卯的传说固然是伪托，但伪托者的用意却昭然若揭，正如宋代人所言，是为了避免“世人尽诵两家书”。为了确保“普世价值”的永远“普世”，非但儒家以外学说被废黜、禁锢，甚至儒家学说的传承流派也要被“法定”，历朝历代都有这种儒家内争“正统”的斗争，如汉代的图谶之辩和古文、今文尚书、春秋之争，宋代的道学之争和明代的书院之争等，到了明清，为维护“普世价值”的纯洁和正统，索性在科举中规定，引述儒家观点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甚至只能用《四书集注》的注释，考生只能“替圣人立言”，而不能直抒己见。

到了当代同样如此。

冷战的结束让许多人有意无意忘却了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和意识形态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似乎以为世界一直就是同一个世界，“普世价值”一直就是同一个价值观。事实上仅仅20多年前，这个世界还存在至少两个被自己的拥护者竭力追捧、强调为“唯一真理”的普世价值体系。

在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世界分为红色和蓝色，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普世价值观，并都强调，这个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他们所忠于的色彩的。“蓝色世界”将“红色世界”形容为“邪恶帝国”，认为只有消灭对方，普世价值才能照耀全球；“红色世界”同样宣称“未来之寰球，必将是赤旗的天下”，将对方视作“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号召将之“彻底砸烂”。

就在这个并不遥远的时代，红色和蓝色两面“普世价值”大旗下，各有数以十亿计狂热的追随者，他们都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对方则是洪水猛兽。冷战的结束让色差变得模糊，让胜利的一方自信地认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自己的价值观，这也许未必是错的，但如果这一方过于自信，认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的价值观就应该成为永恒的、不可动摇的普世价值观，谁又能保证，一旦成败异势，如今看似统一的价值观颜色，不会再因对未来探索道路的不同，而变得再度光怪陆离起来？

普世价值以人为本

今天的中国，需要不需要普世价值和普世价值观？当然需要。

价值观是人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类所共有的特性、原则、利益和标准，它们虽因时而异，因势而变，却有着一以贯之的脉络，即以人性、人文、人道的原则为原则。

在当今世界，这种对任何民族、宗教、国家都适用的价值观，包括对民主与法治的认同，对言论自由的尊重，对不同思想、宗教的宽容，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理解等等，这些都是超越了政治分歧和族群分野的、对任何社会和任何人都有益无害的价值标尺，加入这样的普世价值体系，会让国内更稳定，让世界更和平。

但不论传播者、接纳者，都必须时刻警惕那种将“一己价值”掺入普世价值，并捆绑推销的行为，诸如将对某个宗教的认同混淆于对宗教自由的认同中，用“全盘西化”置换“思想解放”，将新的、同样排他性的政治逻辑包装为“自由思想”，用于取代旧的、排他性的政治逻辑……如此“普世价值”，不论如何粉饰、包装，实质上仍然是中世纪基督教对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圣战”，是非王师即贼寇、非此即彼的价值观取代，是用一种颜色的偏执、狭隘，取代另一种颜色的偏执、狭隘，用一种有局限性的价值观取代另一种有局限性的价值观，严格地说，这不符合当代应有的普世价值原则。

普世价值不是一个文明征服另一个文明，一种价值观压倒另一种价值观，而是全人类在求同存异、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寻找出的、对每一个人类成员都具有重大意义，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既然是“普世”，这种价值观的生成就必须是多元的，双向的，中国人的思想、价值观（当然是发自内心的、真正自由的思想和价值观），也应该成为普世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敞开国门，坦然地面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是寻求思想、文明和价值取向的碰撞、融合，是既有引进也有输出、既有学也有教的双向交汇，外界不应抱着“十字军东征”的价值观征服心态，国人自身也不能如昔日死守“华夷之辨”那样，把“中国特色”当作拒绝一切外来影响的挡箭牌。

普世价值，本就应该既属于“普”，也属于“世”，每个文明、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成为普世价值的创造者、所有者和受益者，任何将普世价值和国家、民族、团体价值割裂、对立的论调，不论其取向是“普世”或“非普世”，都是狭隘的、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