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西方危机和衰退的解析

金融危机实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而资本主义危机源于其发展和成功，正是它的发展和成功，导致供大于求，有效需求的不足，这个问题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学面对和考虑的主要问题，因为它已经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经济繁荣的制约因素。如何解决供大于求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拉动内需和扩大外需，以达到供求关系的平衡，但西方发达国家因为拉动内需而导致债务危机，因为扩大外需而导致国力衰退，那么这一现象是如何演绎的呢？

拉动内需为何会导致债务危机？拉动内需，可以增加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企业可以不裁员、不倒闭，维持和扩大其正常运作。但问题是人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提供需求的现金是有限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工资，以增加需求支付的现金，但谁来为谁提高工资呢？因为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即使工资提高也是有限的，不足以长期为人们的需求买单。二是通过信用消费和借债消费，西方社会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前和之后，一直采用此方法，即通过透支消费、提前消费来拉动内需和消费，以维持经济的运作和繁荣。从那时起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分期付款方式，信用体系泛滥；政府大举借债，投资社会大型工程项目，以此拉动内需，增加就业。由此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奇怪现象，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必须依赖消费，没有消费的持续和扩大，经济就无法正常运作，企业就要倒闭，工人就要失业，政府就要倒台。所以必须维持和扩大内需，没有钱消费怎么办？那么就靠举债，于是乎民间和政府的债务急剧攀升，人们不再为债务而感到忧愁，忘记了债务是迟早要还的，相反认为一定的债务是合理正常的，是经济健康运作的表现。正是在急剧攀升的债务基础上，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了经济非理性繁荣期，之所以称为非理性繁荣，是因为此种繁荣是建立在巨额债务基础上的，巨额债务为人们的穷奢极欲提供了现金，以此拉动了内需，拉动了消费，拉动了经济繁荣。从1974年至2008年，美国人的家庭债务由6800亿美元飙升到14万亿美元，仅在最近7年间就翻了一倍。每个家庭平均持有13张信用卡，共欠下12万美元的抵押贷款。而美国政府国债1990年为3万亿美元，但到2008年底已升到14位数，超过了10万亿美元，美国已成了债务人的王国。据预测，到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过4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元区是负债状况最糟糕的国家。显然靠债务拉动内需，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作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债务迟早要还的；非理性繁荣是一种泡沫，迟早要破灭，这一切已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结束，人们突然发觉自己资产急剧缩水了，房子没有了，信用卡被拒绝了，大批企业倒闭，国家面临破产。

扩大外需为何会导致西方衰退？所谓外需，就是扩大出口，既然产品在国内无法充分消费，必然寻求海外市场。那么为何外需的扩大最终导致西方国家的衰退呢？关键原因在于在商品输出的过程中，引发产生的资本投资和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西方的整体输出，从而扭转和改变了全球制造业，投资和贸易结构，并导致全球财富的重新分布。引发资本投资和制造业从高工资西方国家向低工资“第三世界”转移的原因，其一是西方国家资本投资环境逼迫使然，资本的本性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欧美本土，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政府对投资税率的提升以及对投资环保方面的限制，使资本投资利润越来越稀薄。而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情况正好相反，劳动力成本低下，政府对外商投资予以鼓励和优惠政策，而且环保方面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其二，从消费市场来看，欧美国家已趋于饱和，靠债务拉动的内需和消费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人口众多，且处于贫困阶段，因而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其三，输出资本和制造业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可以为企业找到成本低廉的生产基地，最终产品通过方便廉价的物流再返销到欧美本土，这样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就是U型微笑结构，研发和销售在西方国家，它们处于U型的顶端，生产和加工放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处于U型的底部。

无疑在这场游戏中，主角和最大赢家是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输出产品到进而输出资本和制造业，他们找到了新的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也找到了新的消费市场，这不仅可以维持其生存，而且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找到了扩大再生产的空间。而对于被输入国，即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讲，因为西方资本和部分制造业的输入，他们被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投资中心，从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是日本1945年至2000年外来直接投资累计总和的10倍。其次，他们被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制造”的字样，已经随着一系列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红遍海内外。其三，被成为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其中外国公司负责中国总出口的比例高达60%，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外资占85%。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被变成了迄今为止最便宜的低端或中端制造业的全球基地，为此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大量低廉的劳动力被剥削，环境受到污染，能源遭到巨大消耗，对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讲的：“这些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无意间带来了改善大众生活的直接后果。”据高盛公司预测，到2040年5个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墨西哥——经济总量之和将大于G7国家之和。

与此比较，在这场游戏中输家是西方国家，扩大外需导致它们在全球实力对比中的下降和衰退，其一制造业和投资的流失把属于西方中产阶级家庭的机会带走了，也流失了西方在21世纪的经济竞争力。据统计，200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了25%，2001年至2008年美国失业人数多达240万人，在美国生产的电子和高科技产品越来越多的在中国和其它国家生产，由此导致作为西方和美国政治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处于破产边缘和停滞、倒退、趋于瓦解的过程。其二由于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下降，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出口失衡、贸易常年逆差，政府外债、财政赤字急剧上升，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国家面临破产边缘。其三从西方社会内部结构来看，整个社会的活力渐渐失去，社会结构从生产型向消费福利型即低投入、高消费、高福利方向转变，经济发展缓慢并趋于一种静态情形。

200多年以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提出人口增长是几何级的，而生产资料增长是算数级的，由此须控制人口增长以达到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否则就会产生贫困。那时代困扰人们的主要问题是生产与供应的不足，他们没有预见到人类通过科技手段，可以使生产资料、经济产能达到几何级甚至爆炸式的增长。200多年后对于世界大多地区而言，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成为了主要问题，生产资料呈几何级增长，但人口则是算数级增长。面对这个反马尔萨斯理论现象，应该如何解决呢？无疑，这依然将是困扰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