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政执法存5大问题 执法公信度不高成焦点

记者近日从有关会议上获悉，北京市政府法制办自去年以来开展了对首都行政执法状况的系列调研。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中，90%认为首都执法状况改善明显，进步巨大，对行政执法的满意度已由上世纪九十年代的60%左右，上升为现在的超80%。

不过，被调查者反映的执法问题也相对集中，居首位的是对执法的公平公正性还不十分信服，特别是对执法的随意性，意见比较集中。

据介绍，此次调研，共座谈、走访、调查了北京市41个社区、企业和村镇，207个市县区执法部门，直接接触各类调查对象4000余人次，向社会各界发放并收回调查问卷4726份。从调查征得的意见看，加上对北京市近年来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投诉以及政府信访情况的综合分析，总体来说，公众对北京市行政执法状况的改善普遍持肯定态度，但仍暴露出5大问题，群众反映强烈。

执法随意约束不够

企业及群众普遍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执法感知更多的是执法人员想查谁就查谁、想怎么查就怎么查，想处理谁就处理谁、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政府对执法人员约束不够。

调研发现，有90%以上的企业和群众对一些执法部门执法检查的目的性表示存疑；对托人说情、请客送礼可以影响和改变处理结果表示认同；甚至认为处理好与执法者的关系是保护自己的首要条件。

这一现象，反映了人们常常由质疑执法行为总是掺杂个人意愿，进而对执法的公平公正逐渐失去信心，以致往往把对执法结果的不满，惯性地归结为执法者主观不良行为的一种心态。

违法现象得不到根治

调研显示，群众对一些违法现象长期得不到根治不理解，特别是对执法不作为，批评意见较多。

长期以来，在首都城市管理中，存在着诸如无照经营、黑车、黑导、黑房屋出租等一些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症。日复一日面对这些有目共睹甚至堂而皇之存在的违法现象，群众对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是否尽力产生质疑。

近年来，北京市城乡接合部一些村镇的违法建设愈演愈烈，有的民房甚至加盖到七层之多。有观点认为，这些违法建设之所以如此泛滥成灾，原因固然很多，但执法不到位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执法方式简单生硬

“居高临下”，是多数被调查对象对一些权力色彩比较浓重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切身感受。

被调查者的这种感受，散见于执法人员在行使检查、处罚、许可、收费等各种执法环节中，不仅表现于态度上无法接受，比如说生硬、冷漠等，甚至存在于“微笑中不办实事”，以及一些“完全颠倒了‘主仆’位置的言行举止”等。

有一个事例给调研者留下深刻影响：一家跨省市集团公司设在北京的企业一直守法经营，就在奥运会前夕，几名执法人员突然上门，随便转了一圈，张口就要罚款400万元，叫企业老总第二天到执法部门接受处罚。但这个老总去后，长达一个半小时无人搭理，好容易有人接待了，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了出来。

一些企业反映：“有的时候，且不说该不该处罚？法定程序是否严格履行？就是有些执法的方式和态度，生硬地把我们当作犯人，让人很难接受。”目前，在基层执法中，类似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推诿扯皮屡见不鲜

调研显示，社会普遍认为行政机关办事效率近年来有所改进，但对一些高效便民措施落实不十分满意，尤其反感行政机关之间的推诿扯皮。

遇事“不知找谁或者找不到人，即使找到人也不管事”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仍然屡见不鲜。

有市民对调查人员表示：“关键是大家站的位置不同，行政机关自己跟自己比，的确是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如果站在老百姓的位置，站在给自己家办事的角度，一下子就会感觉到没那么高效和便民了，如今还是‘十条高效便民措施，比不上朝中有人在位’。尤其是当群众需要行政机关出面，管一管自己周围发生的影响自家甚至是社区正常秩序的违法行为时，行政机关的答复基本上落入了‘不归我管、不知道谁管’的俗套。”

监督薄弱群众参与难

被调查对象普遍反映，目前，无论是对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还是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都还仅仅限于行政机关所“设计和安排的监督”，其效能和结果的主动权都不在社会乃至群众。

市民的监督渠道“往往终止于无数的举报电话”，监督结果“往往寿寝于堂皇的官样解释”。尤其是对社区内一些影响群众利益的行为，群众或者不了解是否违法，或者不知向谁举报，或者举报了没人来管，使企业和群众很难参与监督。

针对上述群众反映最多的5个问题，调研者分析认为，其构成原因尽管复杂多样，但归根到底，还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在民本位与官本位、社会本位与政府本位、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上还存在较大偏差所致。

如何更加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调研者收集了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政府及部门在规范和加强行政执法中所采取的各种对策、措施共130个，进而提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首都行政执法的对策，即以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为总体目标，力求用5年左右时间，狠抓行政执法领域文化建设、科技建设和环境建设。

其具体包括摒弃“执法就是惩处、管理就是管制”等一系列源于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错误理念；按照把保护守法、服务守法放在首位的原则，改变旧有执法行为模式；增强政府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问题的有效回应，逐步形成对执法问题的迅速反应和处理机制；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基准制度，提高行政执法的公信度；建立行政执法检查制度，完善行政执法检查程序和行为规则；推行处罚、许可等行政执法决定的网上查询；建立行政执法案件管理平台，推行网上案卷评查，加大不定期抽查的力度；制定行政执法职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统一的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落实行政执法协调制度；加大行政执法的电子化操作等。

法制日报记者李立

本报北京11月14日讯

责任编辑：李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