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中国面临新的权责匹配

随着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这两大全球最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份额的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似乎更为强大，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中国作为后来者如何争取利益履行责任则是需要时间来摸索的一个课题

11月5日，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在美国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IMF执行董事会当天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

就在半年多前，在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中，中国投票权也得到显著提升，由第六位跃升为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提高份额

在过去的60年中，西方7国集团的份额占比一直在45%以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只占36%；基金组织高层管理人员中，只有一位副总裁来自发展中国家。

IMF的投票权一直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具有17.4%的份额，中国仅占2.98%，这显然不能符合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角色日益重要的趋势。IMF这种以经济实力划分成员国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做法与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背离的，引起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卡恩在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IMF此轮份额改革完成后，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从而更好地体现该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美国、日本、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4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将成为进入IMF份额前十位之列的经济体。

成员国的份额决定了其向IMF出资的最高限额和投票权，并关系到其可从IMF获得贷款的限额。

这是IMF成立65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转移方案。欧洲国家将在IMF执行董事会让出两个席位，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性。反映了基金组织对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上升的地位和世界经济新版图的认可。

IMF是一直是被批评的焦点。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实际上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建立的，因此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更合理的反应；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官僚，其行为缺乏民主和监督，很容易成为暗箱操作；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工具。学者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这次改革新方案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集更多资金。由于国际货币资金的投票权与一国在组织投入的资金挂钩，因此大幅提升发展中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资金。路透社的报道中说，这次改革有望使IMF获得1万亿美元新增资金投入。

发展中国家：风险与机遇

在一些中等收入的国家遭遇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时，IMF的处理方式遭到了严厉批评，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1965)、俄罗斯(1998)、巴西(1998)、土耳其(1998)和阿根廷(2001)。

在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攻击。它们分别是智利和中国。二者在避开冲击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托宾税”来管制短期资本流动，而中国则由于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实行货币可兑换，所以限制了短期资本的进入。

英刊曾发文表示：尽管历史经验显示，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出口价值较低的农产品而走向富裕，但事实却是，世界银行和IMF鼓励或迫使穷国，尤其是非洲穷国走这一条路，这已经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协调好制度建设与快速加入经济全球全球化进程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仅需要这些国家的自身努力，也需要建立更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为它们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有独善其身的可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更需要探索新的全球经济的保护机制。

对于IMF借经济援助推销意识形态的做法，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兹则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他认为，盲目的引进外资，只会摧毁本国的相关行业，抑制了经济生长的内在力量。在改革和转型的问题上，IMF一味追求速度，不考虑先后次序，结果导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斯蒂格利兹指出，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的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实惠，但是并没有真正成功的消除贫困，也没有能够保证稳定，世界银行、IMF、国际贸易组织对此应付主要责任。根据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主义精神，世界银行负责全球发展，IMF负责维持各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不幸的是，这两个组织都被西方七国集团的财长以及他们背后的商业和金融利益所左右，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使命。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计划研究员大卫·弗里特曼一份研究资料中显示，在1965至1995年期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137个国家中，有81个是年复一年对基金组织的依赖增加了，而不是减少。在同一期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的89个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当中，48个的情况没有好转，而32个其实是变得比基金组织干预之前还要贫困。

即使经过此轮前所未有的改革，美国现仍持有17.67%投票权。IMF官员说，美国将继续拥有在IMF重大决策上的否决权，因为重大决策通过需要至少85%支持率。

全球经济话语权提升

最近一段时间，在一些热点国际议题上，中国的姿态都颇引人注目。

比如，在首尔G20峰会上，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成为重头戏。中国与德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政府官员共同批评美联储开动印钞机贬值美元，推升大宗商品价格，驱动热钱流入新兴市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谁也再无法忽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中国在世界银行以及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中地位的大幅提升，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中国也必将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影响力。

不过，投票权的增加，除了未来可以尽力争取自身利益外，也意味着相应的责任。专家分析说，中国投票权的增加是与缴纳的份额一致的，同时也有义务在国际金融组织需要时提供更多资金援助。

对于提高的投票权与相应承担的责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从中国角度来讲，责任早已存在。早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各国都表示要作出贡献，使IMF有更大金融资源来支持受冲击的国家。中国承诺向IMF增资50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在考虑自己的利益，也在考虑全球经济合作”。对于个别有困难的国家，中国也尽可能地提供支持和帮助。

在去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曾通过署名文章的方式提出了类似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作用的建议，并获得了包括IMF在内的各方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