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批“身份决定命运” 特权制造社会不公

“身份”，是隐现于诸多新闻事件之中的一个关键词。

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到“我爸是李刚”的张狂；从“蚁族”艰难的处境，到对“阶层固化”的焦虑；从个别地方招录干部子女的红头文件，到“拼爹就业”背后的无奈，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人们基于不同“身份”之上的生存状态，对于“身份”的复杂心态，以及对“身份”背后存在的社会地位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平、发展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批评。

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发展处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型期，大趋势是打破各种“身份”，走向文明法治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传统的身份社会日益瓦解，新的社会规则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在此过程中，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逐步建立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时代，人们的身份转换速度和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今社会“身份”的作用，如何打破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身份壁垒”，怎样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份认同，协调利益关系，让整个社会在新的基础上有序运行？本期“时事观察”，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石秀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刚一起探讨。

改革开放就是要冲破身份藩篱

有学者说，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为什么要打破“身份”？从历史经验看，打破“身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讲过这样一段引人注目的话：“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from status to contract（从身份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历史学家瞿同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在身份社会，人的发展状况和人格状态均受身份限制，决定命运的因素来自于外而不是来自于内。理想的社会，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大家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或遵照大家都同意的法律来行动。《共产党宣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现代人常说的法治社会等，精神是相通的。用契约取代身份，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约束，用后天奋斗取代对先赋资格的崇拜，其实质是人的解放。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身份社会色彩浓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等级，城乡分割的“城里人”和“乡下人”身份，“城里人”又分为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职工内部又分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身份。身份很难改变，且决定个人命运。种种身份，画地为牢，束缚思想，抑制活力，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种种身份藩篱，调动起了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每年有上亿的农民进城打工，有些人已融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普通工人和农民也可报考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人员单位所有制已成为历史，双向选择成为常态。

旧有的身份传统如封建宗法意识、家族关系，政治身份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无不受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契约关系越来越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束缚人的身份藩篱在改革开放中受到冲击和荡涤，这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石秀印：从人们的生活体验来看，是奋斗管用还是“爸爸”管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行动。比如，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根据公平标准与合理规则能够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未来抱有期待，将怨恨、不满转化为“出人头地”的动力和行动，带来创新活力。相反，如果底层群体的希望由“身份”决定，向上流动渠道稀少，各种争取和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们对于自己的前景和这个社会就会丧失希望，或者在忍耐中消失，或者转而对抗社会。所以，打破“身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基础。

身份壁垒后面闪现着特权身影

如何认识“身份壁垒”和基于身份的社会不公现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陈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现象。如利用双轨制赚钱；低价获取农民土地再与资本联手推高房价地价；利用国企垄断地位赚取超额利润；利用国家机关优越地位廉价拿地盖宿舍楼；官车上特殊车牌；高考中考给干部子女加分乃至给有钱人子女降分录取，等等。这些“身份壁垒”现象背后，时常闪现着一个怪物的身影，那就是特权。

“×二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身份壁垒非常突出的现象。富人的子女当然有条件挥金如土，穷人的孩子就不同了。他们许多人上学都困难，好不容易上了学（许多是倾全家之力），就业也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关系”、“权力”等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权力法则与市场法则都在起作用。那些出身穷困的人，如果非常优秀，再碰上一个好的机会，把握住了，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乃至出人头地。但那些相对不是非常优秀而人数更多的人就业很困难，即使就业在房价畸高的城市也买不起房，或只能买位置很差的房。

对当代中国年轻人来说，市场经济提供了许多机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和买房都拼不过家境优越的同龄人，职位升迁也是如此，特别是男性。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说：男生最惨是与官二代和富二代竞争。近年来，人们发现，当社会资源和机会更多地被强势群体获得时，那些有个“好爸爸”的人很自然地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已经淡化的身份壁垒一定程度上就会加强，这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的一项网络调查，试图了解在人们心中最关注的是什么。结果显示，25071票中，高达61.28%的网友最关注的问题是“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的确，特权往往带来不公不平不义，它严重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也影响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及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不可能是少数人而是社会全体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步的底线是不能损害弱者利益，马克思的价值理想更是这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权基础上的身份壁垒与此格格不入，应毫不犹豫地加以破除。

石秀印：“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它会造成某些强势利益群体排斥底层民众进入，挤占了本应属于底层民众中人力资源品质较高者的机会。比如，一些人借助所掌握的公权力将子女安排在最好的学校，那么底层民众的子女就会丧失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如果特权者将人力资源品质不高的亲朋好友安排在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阶层，便会割断底层民众通过努力学习和勤奋刻苦进入这些阶层的通路。与此同时，倘若一些资产所有者通过所拥有的金钱达到同样的目的，则会进一步损伤底层民众的期冀。

权力与财富造成的壁垒，既成为不少人改变命运的“拦路虎”，也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