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可以宽恕但不能遗忘(图)

汪荣祖(右)、布立赛(中)及翻译、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许振洲在对话现场。董刚摄

10月18日下午，法国人伯纳·布立赛在雨中的圆明园摔了一跤，然后有些狼狈地爬起来。此地离大水法不远，他想起，150年前，烧毁了圆明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曾饱受同样的泥泞之苦。

150年后的这一天，正值圆明园被毁纪念日。身材矮小的布立赛特意前来参加一场与此相关的对话。他象征的不再是西方入侵者，而是一位力图反思这段历史的学者。作为法国记者、历史学家，在翻阅了大量未被公开出版过的回忆录等资料后，他用法语写成《1860：圆明园大劫难》，意图提醒法国人这段历史。该书在法国热销，并被称为第一部从法国学者角度全面正视和反思圆明园事件的著作。

对话的另一方，是70岁的历史学家、台湾“中央大学”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该书曾被美国研究图书馆的权威期刊《选择》(Choice)评为2001年度“各学科最佳学术著作”。

对话在圆明园西洋楼“谐奇趣”遗址冒雨进行。这是圆明园所剩的为数不多的遗迹之一。旁边，大火没有烧掉的石头散落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脑袋凑在雨伞底下，不时将话题扯回1860年那段岁月。倾听者有记者、学者，以及其他身份的普通人，他们多半被雨淋湿。距离那个充满仇恨的年份已经很久了，布立赛试图反思自己的同胞在这个东方园林所犯下的罪恶，而主持人和听众则用握手和掌声对他表示感谢。

在台下听讲的人当中，有一名不请自来的年轻导游。她的工作之一，是向游客介绍圆明园的历史。但在读过很多书以后，她觉得困惑，除了几乎完全不变的几段叙述，她并不知道如何向游客介绍更多的事情。“这样的活动应该多一点，”这个被雨浇湿的女孩说。

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任教的汪荣祖在对话结束后表示，自己在国外时接触的西方学者，往往只把圆明园作为1860年战争的一个小插曲。但作为中国人，他深知这个被烧毁的园林在中国的象征意义。今天，他来到这里，看着具体的遗址，心里颇多感慨。他赞同这样的说法：除了作为一个爱国的教育基地，圆明园和它背后的历史，应该给我们更多反思。

布立赛则认为，尽管可以宽恕，遗忘却是不应该的。这种遗忘发生在他的法国同胞身上。布立赛认为，他们有意将这页历史尽快翻过去而闭口不提。但也曾在中国听众身上见到另一种形式的遗忘。一次在中国举办的讲座上，一个听众向他提问：当年是否也有中国人将圆明园的文物盗出并卖给外国人？但这个问题“遭到了一片嘘声和抗议”，布立赛回忆说，“那些人不太愿意听这种他们觉得不好的事情”。

“希望这次对话只是个开始，”布立赛说，“关于圆明园的记忆应该永远保存下去。”

这场对话由外研社、中西书局、圆明园管理处邀请两位历史学家在圆明园西洋楼“谐奇趣”遗址进行。以下是对话节录：

主持人：两位首次来到圆明园时，内心充满了愁绪，进而感受到了记忆的责任。请问两位如何想到写作关于圆明园的历史？

汪荣祖：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件事是了解的，但仅依赖书本上的知识，很抽象。后来，我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书的时，他们要求我开一个特殊的课程，专门给优秀的学生开。我就跟建筑系的一个教授合开了关于圆明园的课，备课时知道了很多材料。之后，我有机会到北京来，看到档案馆的材料，一步一步有了对圆明园研究的兴趣。

布立赛：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共同纪念一个很悲惨的日子，很悲惨的事件。今天的天气和这个事件十分吻合，天空完全是灰暗的。我第一次听说圆明园这个名词，是在2000年。那天是10月15日，一个相当好的天气。我们在颐和园结束游览的时间很早，就来圆明园看一看。离开圆明园的时候，我心情很不好，很难形容当时的想法。我当然知道不是自己家族的祖先烧了圆明园，但毕竟是西方人，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烧了圆明园——如此漂亮的一个园林，被雨果称为“中国的凡尔赛”的园林。

回到法国以后，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不论是法语还是英语，都没有关于圆明园劫难的专著，我觉得这也很好理解，因为不管对英国人来讲，还是对法国人来讲，这都是一个他们希望尽快忘掉的事情。正因为我看到了这一困难，所以我才开始用心地搜集材料，决定写这样一本书。

主持人：布立赛先生的书中提到，导致圆明园被毁悲剧的是“两种傲慢的冲突，两种优越感的冲突。双重蔑视源自相互误解。一方是厚颜无耻的殖民帝国主义，一方是极端透顶的民族中心主义”。二位认为造成圆明园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汪荣祖：我觉得两种傲慢是表象，深层原因是两种体制的冲突。中国到了19世纪还是一个旧的帝国，从秦汉一直到清朝，都是同样性质的帝国。可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1000年的时间，已经变成列国，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制，西方要把中国一下子变成西方的体制，当然不太可能的，这是最基本的冲突。其次，就是中国的国力不如人，中国被打败之后，被迫放弃原有的体制，而加入所谓现代国家的行列。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方面，傲慢是没有太多的，更多的是被迫、无可奈何与委曲求全。

主持人：圆明园罹难对150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之间有怎样的影响？

汪荣祖：影响是很大的。1860年，圆明园被毁，第二年就是中国自强运动的开始。自强运动是恭亲王首先提出的，恭亲王就是当时和英法和谈并签署《北京条约》的人，所以他感同身受，觉得中国一定要变。在这之后，就有了同文馆、总理衙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变化，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个事件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火烧圆明园给中国人的影响，就是让他们看到西方野蛮的一面，所以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价值观一直抱着一种保留、存疑的态度，甚至有一点害怕，不像日本要全心全意地西化。中国对西方在很多方面是没办法接受的，由于没有全心全意地现代化，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遭遇到很多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的进程越来越激烈，就好像病人吃药，药的劲道不足，要更猛的药。所以我们从改革到革命，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道路。这个挫折我想多少跟圆明园的劫难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