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致出口型经济出口乏力
尽管尚在讨论，但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的变革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之一，已经毫无悬念。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如何？“十二五”中国经济又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宏观经济政策会如何演变？为此，《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了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在他们看来，作为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破题易”，但收到实效，却需要更大的努力与付出。
倒逼结构调整
《中国经营报》：在“十一五”与“十二五”的结构调整上，市场化的导向更为强烈？
庄健：确实如此。从国内和国际来看，从供应方和需求方两方面来看，“十二五”的结构调整市场动力是非常强劲的。从需求来看，金融危机对于外需的减弱是长期的，战略需求政策从外部转向内部；二是从供应方面来看，要素成本的上升是大势所趋，这必然要求改变过去依赖低价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中国经营报》：举个例子，在“十一五”后几年，我们看到劳动力成本上升非常明显，这对于“十二五”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杨瑞龙：确实，2010年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结构性拐点变化，这反映了工资形成机制发生了深刻变革。
《中国经营报》：如何开启这一新阶段呢？
杨瑞龙：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这种变革将改变中国工资占GDP比重过低和消费启动大大落后于同类国家的局面，从而加速推进中国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
包容性增长成亮点
《中国经营报》：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前，胡锦涛总书记首次倡导“包容性增长”这种提法有什么由来，对于“十二五”建设有什么影响？
庄健：这种提法与以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含义大体一致，只不过是不同的表述。《共享式增长 促进社会和谐》是亚行最早提出来的研究课题。当时在翻译中，翻译成了包容性增长。在过去五年发展中，中国经济总量取得了较大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有代价的，收入差距拉大，国内不稳定因素和不和谐因素增多，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大多数人享用。所以，“十二五”应该是一种共享式、包容增长，这里的含义包括，一是有增长，二是，是否以共享式和包容的方式获取，大家参与经济过程中具有同等的发展机会，享受教育、医疗和福利同等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由亚行赞助支持，邀请了多位国内经济学家开展了“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的研究课题。初衷是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
早在2009年11月15日，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就开始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而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我个人认为，包容性增长会成为“十二五”规划的一个亮点，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会更多地涉及到这一原则。包容式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它追求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这种包容性增长包括一些重要要素，如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等。
关键还是要看改革
《中国经营报》：“十二五”规划后，能否预测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庄健：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速将下降，通胀可控。“十一五”定的增长目标是7.5%，虽然增速大大突破了这一目标，我认为“十二五”这一目标仍然可以定为7.5%左右，作为一个目标参照。如果未来五年要实现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把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把人们的关注重点从GDP增长速度转到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上来。一个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为结构调整腾出更多的空间。中国经济未来五年面临的形势环境较为复杂，“内忧外患”因素明显较五年前增多，打个比方，就像赛车比赛进入弯道，这个时候必须把车速降下来，否则翻车的风险就会增大。
对于通货膨胀，我认为只要速度控制住了，货币不超发，需求不过热，就不会出现较高的通胀。当然，由于资源价格改革、消费启动，通胀较过去将略微上升，保持在3%~4%左右。
《中国经营报》：“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大家仍有担忧，未来五年是否仍然像过去一样，经济增长走上老路子？
庄健：确实有这种担忧，“十二五”各种措施，还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是收入分配改革，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上升，这是消费启动的前提条件；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应过度参与到经营上去，摆脱土地财政，进行财税体制的改革，目前地方担负很多责任，但是财力有限；三是国企的进一步改革和垄断领域的改革，进一步启动民间资本的活力。